[青史微言][转贴] 晚霞中的那一抹红－－－－浅记江南綵衣堂

589

据说，晚清重臣李鸿章晚年言必提两件事，一捧一骂。言必提其师曾文正公如何如何，言必骂“吴儿无良”。合肥前者之言，大有深意。首先，合肥作为湘乡薪尽火传的掌门大弟子，受湘乡赏识提携保奏之恩非浅。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曾国藩的当初，就没有李鸿章的后来，李鸿章的事业是完全依附在其师曾国藩的基础上的。言必提其师，是表示合肥并未忘本。其次，曾国藩后来经曾门弟子及门人故旧的渲染和润饰，俨然成为封建社会立功立德立言的楷模，连后来的梁任公都称其为完人，可见曾国藩当时之望重士林。言必提其师，是表示合肥一直在沿着其师的路在走，并无稍或偏离轨道。最后，湘淮军争斗由来已久，据后来学者考证，晚清四大迷案之一“刺马案”便是湘淮军的首合正面较量，自曾文正驾鹤西去后，湘军和淮军更是裂痕弥深，狡猾如狐的李合肥当然知道两虎相争的后果如何，合肥以湘乡为标榜，口不离老师，实际是在弥合这种裂痕，故两军虽不睦，却再也没有表现出公然不和。从这三点来看，合肥实是煞费苦心。至于后者，却是由来已久，也和吴中望族江南綵衣堂翁氏家族实有莫大的干系。
　　
　　如果要历数清末最盛的汉四大家族，我以为不出这四家：湘乡曾氏家族，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首；合肥李氏家族，以李鸿章李翰章兄弟为主；常熟翁氏家族，以翁心存翁同书翁同龢三父子为马首；南皮张氏家族，以张之万张之洞昆仲为龙头。（刘长佑刘坤一叔侄也不赖，不过相对而言，终不及前四家）前者两昆仲，除开曾国藩文治武功都臻极致外，其他三人基本都从镇压太平军起家，尤其是曾老九和李少荃，两人都是武功远胜于文治。虽然李家兄弟也是两榜进士出身，但这方面并没有凸现太多。据说，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后，按理，作为曾门大弟子，官位又最高，李鸿章理应将其“平生功业、志行、精神、气象”，外人所不能尽知者，胪列上奏朝廷，俾“助史官耳目不逮”。可是，“构思数日，竟至不敢下笔”，自以为“文笔弱劣，不能自达其所欲言”，乃函请一直在曾幕的吏部员外郎钱应溥与曾门四弟子之一薛福成为其代拟一折。薛福成将疏稿拟出后，辗转拖延，竟又耽搁了两个月。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署理两江总督何璟，安徽巡抚英翰已先后出奏，李鸿章以“若再陈奏，近于烦渎，因请不上”，却称道薛福成“此等大文，其光气终自不磨灭也”。至于后两家，实有太多的相似。翁氏和张氏都是以功名名满天下，翁同龢与其侄翁曾源先后都曾中过状元，一门双状元，这在大清国开国以来是绝无仅有的，南皮张氏昆仲亦不让翁家专美于前，自张之万中过状元后，其弟张之洞又成探花郎。翁张两世家文风极盛，惟可惜皆稍逊于武功。
　　
　　就这四家而言，翁氏一脉呆在朝中最久，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故翁氏虽历尽枢臣之荣耀，其实却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也是妆扮大清落日晚霞中最眩目的那一抹酡红。
　　
　　曾为文宗宠臣肃顺西席的湘潭名士王闿运，一生醉心于帝王之术，其最大之梦想便是成为帝王之师。无奈时势命运弄人，终其一生也未能施展其志。王壬秋的梦想其实是封建士子们最大的梦想与渴望，也是他们最大的荣耀。“文正”历来被誉为士大夫死后最荣耀的谥号，尤以明清为甚。以清代来说，礼部是没有权利建议谥“文正”的，只有皇帝才能提议谥“文正”，终清一朝，也就八个谥“文正”的。除开曾国藩刘统勋（以两人的勋业而论是无论在何朝何代都能谥“文正”的）和那个只会磕头的曹振镛外，其他的几人，如理学名臣汤斌，朱珪，李鸿藻等都曾做过帝师。从这方面讲，做过帝师，无疑是谥“文正”的一条终南捷径。而翁家一门却一出出了两代帝师，真可谓皇恩浩荡，尤其是翁同龢，被誉为“两朝帝师，十载枢臣”，极尽读书人之荣耀。
　　
　　翁家的荣耀，其实首先还得从曾教过咸丰帝唐诗的上书房师傅翁心存说起。常熟翁氏一脉，虽是世代簪缨之家，以诗书礼义累世相传，但传至翁心存父亲翁咸封时，家道已衰落，渐转贫寒。但翁咸封仍秉承家风，苦读经史，于乾隆年间乡试获隽。此后虽于科举途中再无所获，却是已开家风。及至翁心存于道光二年金殿传胪，终跃龙门。从此，翁心存便也是宦海浮沉，几起几落。道光十四年，翁心存奉命典试浙江乡试，放榜后请旨回籍庆母75岁寿辰。这一年，也正是道光帝生母60万寿庆典，当翁心存途经苏州时，巡抚衙门正在举行庆祝宴会，大小官员身穿“彩衣”，狂欢漫舞，效“老莱娱亲”之义。翁心存有感于心，触景生情，更加思念高堂老母，于是央江苏巡府陈銮陈芝楣题写了“綵衣堂”的匾额。回家后在给母亲祝寿时悬于堂前。自此，“綵衣堂”便成了常熟翁氏的代称。
　　
　　从此，綵衣堂便像一只冲天之鹤，翱翔于九天，搏击于苍溟。翁心存作为这只鹤的鹤首，从此便官运亨通，一发而不可收拾。咸丰六年，翁心存由协揆升任体仁阁大学士，终于入阁拜相达到了封建时代读书人仕宦的顶点。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小儿子翁同龢金榜题名中了状元，成为了有清以来常熟所出的第一个状元。苏常同乡特制了一块“状元及第”的金匾挂在了常昭会馆的大厅正中。人世或许从来都是祸福相倚，顺境虽多，逆境亦不少。同样还是在这一年，于翁心存有大恩且是姻亲的座师汤金钊不幸仙逝，他的大儿子翁同书又新败扬州，正如他写的新诗所述“驿骑不劳频送喜，白头愁病卧山城”，实是忧喜参半。
　　
　　这种忧喜参半一直跟随着翁氏家族，即算是圣眷最浓的咸丰八年（1858年），在翁同书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同一天，其弟翁同龢又被任命为陕西乡试副考官。这同时下达的两道圣旨，顿时轰动朝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内，父亲入阁拜相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大儿子荣膺封疆大吏，小儿子以尚未散馆之翰林简任考差，这是有清以来罕见的恩遇，一时父子恩宠，满朝无两。而此时的曾国藩正困守江西，仍是一个侍郎身份，曾国荃正猛攻吉安，而李鸿章还仅仅是曾国藩帐下一个小小的幕僚。不过，对于翁家状元翁同龢来说，这一年却是愁云缭绕。早在三个月前，爱妻汤孟淑（汤金钊之孙女）缠绵病榻，不幸撒手人寰。临终前，汤孟淑和翁同龢执手相看泪眼，劝翁同龢不要以己为念，早日续娶；勉励翁同龢“为臣当忠，为子当孝”，不要因己的亡故误了功名。翁同龢肝肠寸断，伤痛不能自抑。自此后发誓终身不再娶。

盛亏无凭，盈虚有道。人世不可能一辈子都能官运亨通，鸿运当头。正所谓宦海无边，沉浮莫测。即便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在宦海中也能掀起惊涛骇浪。咸丰九年，翁心存因“五宇号事件”被革职降级后，翁同书又因守定远和寿州不力，于同治元年遭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
　　
　　曾国藩参劾翁同书一事从表面来看，好像是严明军纪，整纲肃纪，虽封疆大员概莫例外。其实，定远失守，咸丰已手谕不予追究，本已可不究；丧地寿阳，翁同书此时已奉旨另候简用，安徽巡抚一职由李续宜接任，并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与署理巡抚一职的藩司贾臻交割，其失城在卸任之后，已无太多守城之责。那究竟是何原因令曾国藩甘冒得罪天子近臣朝中大员的风险而起奏章呢？我想，远者，可追溯至穆彰阿时代，曾国藩入仕后，和京中有名望的前辈来往颇多，却因门户之见，独对望重士林的翁心存心存芥蒂，这不可能不影响到后来的翁同书。近者，自咸丰八九年间，曾国藩移军驻扎安徽祁门，所需粮草厘金皆要和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打交道，斯时，安徽时局至为艰难，太平军在安徽境内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翁同书不管是有意掣肘还是力不从心，他的配合总难使曾国藩满意。尤其是三河之败，湘军六千精锐毁于一旦，曾国藩痛失爱将李续宾及六弟曾国华，而翁同书率兵在六安、舒城之间，竟不能救，曾国藩心中不可能不无遗憾。除此之外，我认为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辛酉政变后，一直支持曾国藩的顾命大臣肃顺和端华被处死，而一直和肃顺作对的翁心存等大小官吏尽皆官复原职，连一直对湘军怀有成见的大学士祁雋藻也重新步入军机，斯时，朝局之乱可说是难测。朝廷现时虽给曾国藩总督两江节制四省军政大权的权利，但是迟至咸丰十年才让他署理两江，朝廷对他究竟有多信任，他心中无底，正需要一件能掀起波澜的事来试探朝中两宫太后及恭王的态度，翁同书此事正好让曾国藩来了个一石二鸟。
　　
　　同治元年二月，翁同书被九城兵马司逮捕入狱。同年，王公大臣会同吏部刑部会审，竟拟大辟（斩监候）。翁心存先扼于肃顺，几遭不测。自辛酉叔嫂政变后，又尽复其位，且受命为帝师，家运方转之时，再受此重击，竟致忧虑成疾，终于不起。方病危时，朝命特释翁同书侍奉汤药。及至翁心存既殁，命持服百日，仍就狱。对翁同龢而言，此哀，真可谓没齿难忘。和苏籍同乡商量分析后，都怀疑曾国藩此折是出自其门下李鸿章的怂恿，并一致认为李鸿章的品行可疑。
　　
　　其实，苏籍京官一贯就对李鸿章无好感。原因大概有二，自李鸿章克复苏州，又在苏州杀降后，苏籍人士普遍认为有伤天道仁和，连洋枪队的戈登都因此与李鸿章闹翻，拒不受清廷所奖的一万两白银，以示抗议。且李鸿章乱后收拾残局，料理未尽妥善，得罪了不少宦室。其次，李鸿章在巡抚苏州时，因为抽拨厘金，以其做事一贯只重结果的作风，亦开罪了不少苏籍权贵。此后苏籍官员便老给李鸿章以掣肘，以致后来李鸿章动辄大骂“吴儿无良”。
　　
　　自此，翁同龢便与李鸿章结下了不解之仇。
　　
　　但翁同龢到底是铮铮君子，可以欺其以方，为人处事公私甚是分明，即算后来大权在握，光绪帝对其言听计从，但对李鸿章也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甚至在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李鸿章七十大寿时，仍客观的手书了“壮猷为国重，元氛得春先”的佳联送李。李鸿章得此联如获至宝，因为翁同龢的颜字，自有清以来，惟有刘石庵（刘墉）可媲美。
　　

随着光绪帝的亲政，翁同龢的仕途便臻至巅峰，一时繁华无两，风光无限。
　　
　　作为两朝帝师，十载枢臣，翁同龢的一生心血可以说全扑在了光绪皇帝身上。心中的第一要义要务，便是辅助光绪有所作为。自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随后李鸿章用其颤颤巍巍的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内随即一片哗然。天下有识之士要求变法图强的声音从此便响彻云霄。
　　
　　当这股声音逐渐汇成洪流时，史上轰轰烈烈的戊戍变法便开始了。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微言轻，根本不足以上达天听，只有个御史杨深秀能陛见天颜，因此很多事便得由光绪的帝师翁同龢来操办。众所周知，清末守旧势力根深蒂固，形成一垛顽墙。曾国藩时代便有个理学名臣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洋务运动，这还只是个洋务运动，并未动其根本，便有人跳出来喊痛，现在天下举子喊着要变法变制，理所当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即便贵为九五之尊，亦是其扑杀的对象。作为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自然是首当其冲。为了剪除光绪羽翼，首先就得向其师开刀。因此，在翁同龢起草完字字珠玑的《明定国是诏》的第四天，那一天，也刚好是翁同龢的寿辰，慈禧便向他开刀了，责令其开缺回籍。（有史家称，常熟罢相之旨特于其生辰传宣，是常熟前门生慈禧谀臣刚毅有意辱其）这一招不仅打垮了翁同龢，同时也击中了维新的要害，就如同猛蛇被击中了七寸之处，只剩下垂死挣扎一途。没有了老成谋国的翁师傅主持大局，维新运动好景不长，很快便被雨打风吹去。
　　
　　繁华尽处是空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林则徐当年遭贬伊犁时犹吟“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慷慨悲歌，豪气不减当年。当翁同龢黯然行于回籍路途时，蓦然回首京城，却是已隔青山无数。他还能再次飞度关山吗？
　　
　　百日维新结束后，翁同龢又遭严谴，为了全身远祸，他决定避世虞山。在虞山西麓，翁同龢筑了几间屋，取名为“甁芦”。这屋舍建造得颇不容易。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然而翁同龢当了一辈子的官，并且掌管户部达15年之久，人称大司农，至开缺回籍时，却仅有积蓄白银两千多两。为了建造“甁芦”，还是靠买卖字画及亲友子侄的资助方得完满。此后，翁同龢在甁芦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夕阳岁月，终身再也没有踏足离开过虞山，直至郁郁而终。
　　
　　从此，虞山道上，安枕着一座凄凄孤坟，琴水之滨，长眠着一股耿耿忠魂。青天海碧，丹心映汗青，公道自在人心。正如其弟子张季直所挽：
　　 公其命何如？可以为朱大兴，并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其真有《党锢传》，或者期之《野获篇》

lixunghuan

史如明鉴
亦如迷宫

湘云楚水

李鸿章误国，国人皆曰可杀
翁同龢误国更甚，却少有人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