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与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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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欧社会的一种经济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旧的封建制经济正在被新的商品货币经济所代替。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首先，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下，早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已开始注意观察解释和论证一些经济现象。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则促进了探寻财富与货币关系的重商主义的产生。重商主义者们概括出了“货币是财富唯一的形态”这一重要结论。重商主义者完全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从工业品生产第营贸易的实践中来考察和研究货币与财富的关系的。他们的立场和他们抗议法无疑是符合“以人为本”、“以实际为重”的人文主义精神。

以人文主义精神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还表现在重商主义者在对重商主义的公式表述中。这个公式为G—M—G，即货币—商品—货币。很明显这是重商主义者对商人经营实践活动的概括。商人用货币购买商品，再把商品转手卖掉。在这一买一卖的流通活动中，商人的货币由少变多，赚了钱，增加了货币。尽管这个结论只抓住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表面现象，尽管它是不科学的，但我们却看到了以人为本，以实践为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在重商主义者身上所发出的闪光。

这一闪光还表现在重商主义由早期到晚期的发展过程中。重商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5世纪到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时期，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超于输入，以持出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货物财富虽然随着出超而减少，但货币的数量则增加了。从重商主义早期和晚期主张的差别中；从重商主义早期到晚期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重商主义者认识的提高和进步。而这种提高和进步的要基在于社会实践的变化，在于重商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观察和思考。正是因为处于文艺复兴时代，重商主义者们抓住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并应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和思考之中。那么就此点意义上来讲，谁能说他们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新经济领域中的人文主义者呢？

作为新经济领域中的人文主义者，重商主义者们对待封建王权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政治上也很软弱，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消灭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繁荣的国家。他们为此积极支持王权，主张实行君主专制，以求得国内市场的畅通无阻，并希望以强大的王权作后盾，掠夺殖民地、扩大对外贸易。而且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他们的这一希望，由于王权需要经济上的强大支持而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在政治上人文主义与重商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一个是从文化方面，一个是从经济方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正是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重商主义者支持王权，并借助王权变重商主义思想为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在以重商主义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同时，重商主义还对封建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对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对封建经济思想的批判，使我们从重商主义的经济效益中看到了15至17世纪西欧社会同时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深刻根源，即新兴资产阶级在进行文化领域内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着发展自身经济实力的斗争。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就象一个人同时伸出的两只手，一手抓文化，一手抓经济，二者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文学、艺术、建筑等形式宣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的话，那么重商义者则通过重商主义的政策促进了本阶级经济的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