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一个“法自上而犯之”的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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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8 17:36】财经/季卫东  

  

　　副省长与副市长共犯杀人罪的案件，实际上对举国上下再次敲了一记沉重的警钟：坏制度导致好人堕落，而堕落的坏人占据要津之后又会反过来使好制度无从建立和运作

　　一桩命案，把两位前程似锦的高官与两位浪迹江湖的杀手并排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从刑事诉讼程序上看，这场悲剧尚未闭幕。但是，结局已经注定了，有憾恨，而无悬念。无论从人情的维度怎么解读作案动机的复杂性，并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或多或少分别寄予某些怜悯之意，现在根本就无济于事。该案主犯的所有罪行都证据确凿、情节清楚，就主观恶性而言制裁，被告的确是死有余辜的。

　　本案之所以在民间引起轰动，与该案作案手法之残忍、作案策划之缜密不无关系。杀妻碎尸、以高价收买刺客行凶、伪造嫁祸于人的现场、身居要职的官员不顾上司和下属、导师和弟子的身份羁绊而合谋作案、政府机关内部关系的黑帮化，如此这般乖张暴戾现象、老百姓们通常只能从影视中才能看到的情节，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岂能不令人惊栗！

　　毋庸讳言，近年来各地官场和商界的暴发者买凶案不断见诸媒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吕德彬劣迹败露让世人突然看到了暴力黑市交易的级别高到什么程度、价码大到什么程度、为非作歹者的气焰嚣张到什么程度。

　　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检视此案，在那些毫无侠义可言的冷酷杀手的身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若隐若现的恶性循环——暴吏与暴民的共生和互相促进。

　　如果说在中国，充满战争、大屠杀、民族冲突以及社会革命的20世纪基本上可以视为“大规模暴力的时代”，那么不妨推想21世纪或许会成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与暴力不期而遇的时代”，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暗杀，一个才华出众的政治新星，可能会在一次离奇的交通事故中陨落；一个家财万贯的富人，可能因为缺乏安全感而豢养镖客；一个贫病交加的老人，可能会遭到各色保安人员拳打脚踢。还有性暴力、儿童虐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暴力横行，人民没有免却恐惧的自由，势必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权的正当性。面对此种恶性趋势，以由国家垄断的正当性暴力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今后将不得不把一架陈旧的物理性强制机器的分解变卖以及私下暴力使用的泛化也作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仅就本案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认为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其实倒还不是私下买凶，甚至也不是杀手行凶，而是副省长、副市长与公安局副局长这样一些位居要职、掌握了巨大国家权力、身负保护一方平安的公职人员，在策划和委托犯罪行径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推心置腹的死党关系，那股肆无忌惮的邪气和狂气。这些官员们未必不明白这些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敢于互相摘掉面具、撕去画皮，而不必忌讳授人以柄？他们又为什么不怕承担共犯谋杀重罪而被处以极刑的风险？

　　现代国家为了确保实施法律，大多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成立了各种专门的权力机关，通过这些不同权力机关的分工制衡，保障法律的实施。我们的宪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政府官员根据宪法和法律，具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并可利用国家公共权力限制、取缔和处罚非法行为。在法律系统中，官员对于法律能否得到实施，身负重大责任。如果官员、尤其是高级别的官员，视法律于不顾，则其对法律的伤害，远比小民犯罪要严重得多。本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法自上而犯之”的活标本。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自上而犯之的级别越高，参与的人越多，对法治的危害也就愈大。

　　在这里，值得复述一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披露过的有关见解。他指出：如果品质恶劣的高官的执政时间超过八年，他手下的公务员就会普遍腐化，再好的制度也难以运作。为了实现廉政，首先要使高官没有必要增加额外储蓄以防万一（高薪养廉），同时还必须制定周密的法律减少拉帮结派、贪污腐化的机会，并集中力量打击大人物犯罪行为（铁腕治吏）。

　　副省长与副市长共犯杀人罪的案件，实际上对举国上下再次敲了一记沉重的警钟：坏制度导致好人堕落，而堕落的坏人占据要津之后又会反过来使好制度无从建立和运作。

　　为了避免整个国家陷入这样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得不及时通过严惩为非作歹的高层官僚这样的霹雳手段来重振纲纪。首先需要做的，除了重新唤起对宋代那个刚正不阿、威震权贵、执法严明的河南开封府尹——包拯的集体记忆，归根结底还是要完善各种制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加大法律实施的力度。■作者为日本神户大学法学教授，本刊法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