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榜的不谐和音

夕阳秋草

英国《金融时报》
10月17日 星期一
  
我
在中国内地的熟人中，经商的不少，但资产上亿的，只有赵平一个。而那还是在十年前。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资产上亿 ”早已不算什么了。当英国会计师胡润 (Rupert Hoogewerf) 上周推出他的第七份 “中国富豪排行榜”时，排在榜尾的第400名富豪，其财富都上了五亿，而名列榜首的黄光裕，其身家更高达140亿。但在十年前，资产上亿者则仍属凤毛麟角。

我还记得十年前赵平给我打越洋电话时的兴奋语调：“老同学，你知道吗？我现在已经资产上亿，公司总部也已迁往北京，在市中心租了整整一栋楼！”

赵平最初从中国一个省城摆地摊卖牛仔裤起步，后来转战多省，一直到深圳，似乎他的整个经商生涯就是在套债、讨债、逃债的过程中度过，所以，我知道“进京”对他生意发展的意义。

后来，在胡润公布第一份“中国富豪排行榜”的那一年，我也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赵平。富丽堂皇的总裁办公室中，挂满了赵平与政要、名人的合影以及报刊有关他“创业事迹”和“经营业绩”的报道剪报。但出乎我的意料，已 “进京”数年的赵平，谈的最多的还是“债”。不过，此时他已把 “债”哲学化了，升华为一种经营方式——“负债经营 ”。据他说，他在京城的80%以上的活动都用于“公关 ”——“ 公关、公关，就是攻中央部委以上的各种关系和关节 ”，最终的目的则是从银行贷下巨款，资助他的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如果计划 “穿帮”，他就再通过“公关”从另外一家银行贷下新款，偿还旧款，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

赵平还说，在胡润“排行榜” 的诸位富豪中，他最崇拜牟其中，因为牟其中是“负债经营”哲学的集大成者。

后来，牟其中整个生意“穿帮 ”，本人进了监狱；再过几年，赵平的整个“负债循环圈”也“大穿帮”，本人则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

富豪排行季

每年的秋季，大概是全球各类“富豪排行榜”的“揭榜季”，今年也不例外——

9月22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 2005 年度美国400富豪排行榜；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杂志刊登了第二届FT全球富豪榜名单，列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亿万富翁；10 月10日，提前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评出了亚洲商界领袖25强；10月12日，胡润发布了他的拳头产品——2005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不久后，胡润的前雇主、现对手《福布斯》杂志，也将公布自己的年度中国内地富豪榜……

其它的富豪榜自然每年也有人选进榜出榜的变化，但变化都不如中国内地富豪榜的变化大，而在胡润的最初几份排行榜中，这种变化尤为剧烈，例如，第一榜入选的50人中，到 2002年第四榜中只剩了9人，原因是许多人不是被捕，就是逃离中国，以至于胡润富豪榜落下了 “囚犯榜”、“杀猪榜 ”、“阎王榜”等不雅的别号。这些年来在胡润的富豪榜中上榜下榜的 “囚犯”至少就包括牟其中、杨斌、周正毅、刘晓庆等人，至于像赵平那样的未曾上榜就已下狱的准富豪就更多了。

近几年的中国内地富豪榜，那种“朝为人上人，暮成阶下囚”的戏剧性变化少了，纯粹因商业兴衰、竞争成败而导致的上榜下榜多了，但在今年，胡润第七榜富豪名单的出台时机，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的发榜日期距特别强调建设“和谐社会” 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日仅差几天。

中国的《第一财经日报》这样报道胡润当时的忐忑心情：“如果说前几届 ‘ 百富榜’发布后的情形是 ‘富豪怕上榜’，今年，在构建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大背景之下，胡润本人对本届富豪榜财富数字的巨大攀升也多少有些不安。 ”

据统计，中国人均年收入目前约为1300美元，每年增速在8%至9%之间，但在过去一年，中国百名首富的财富增速则高达48%，平均资产已达4.4亿美元，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人已从3人增至7人。

注意，上述数字都是美元。

网上的中国网民对胡润富豪榜的评论，也有许多是愤愤不平的责骂之声。还有一位网友质问道：“胡润先生，能否再搞个 ‘中国贫困榜’？”

为富不仁？

不过，在胡润看来，今天的许多中国富豪，原先也是穷人。

公布了今年的富豪榜两天后，胡润在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说： “中国富豪的创业积累时间很短。今天的英国首富，其祖上早在400多年前就拿到了伦敦市中心的第一块地皮，美国的富豪也有 150多年的积累，而中国富豪仅仅用了25年的时间。今年排行榜中唯一一个百年老店是荣智健家族，其余的富豪25年前基本上都是穷人。 ”

遗憾的是，这种在短短二十多年由穷变富的人，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太小了，更不用谈像赵平那样的先由穷变富、再由显转卑的失败商人了。商海无情，成功者毕竟是少数。

但许多网民对富豪榜的反感，似乎与中国富豪人数太少关系不大，而更多的与某些中国富豪素质太差相关。

早期胡润富豪榜中许多人后来锒铛入狱，加上不久前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也因经济问题被捕，导致网上“仇富”情绪弥漫，许多人进而质疑整个富豪阶层的“ 财富原罪”，古已有之的“为富不仁论”幽灵，似乎又开始重新纠缠中国的已富者、未富欲富者和受穷者。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先富起来的” 人，至少有部分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道德、品行缺陷，但公平而论，在任何发达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许多富人的钱也是“不洁”的，即使这些国家的当代富豪，在道德上也不见得比今天中国的富豪高尚到哪里去。

更重要的是，对人们的求富动机进行传统的道德评判，又会使我们陷入祖先曾多次误入的怪圈。其实，追求财富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致富欲望不是“恶”，不当的致富方式才是“恶”。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市场经济能够以一套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物权制度、债权制度、契约制度、税收制度、融资制度、会计制度等民商法律制度，疏导和规范“市场能人”们强烈的致富欲望、旺盛的生财精力和出众的经营才华。

仇富无助于扶贫，道德指责无助于减少劣商。如果某个国家的富豪榜成了“囚犯榜”，这个国家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对上榜者进行道德批判，更不是对编榜者一味求全责备，而是要对本国的各类疏导约束机制进行一番检讨。

也许有人会说，真正奉行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活动，更不应该以繁琐的法律条文窒息企业家的活力。

但所谓的政府“无为而治”，并非如某些中国学者所说，是什么“自由主义的最高境界”。衡量一个政府是否遵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原则，不是看它是否 “作为”，而是看它如何 “ 作为”，不是看它是否干预经济活动，而是看它如何干预。即使被某些中国学者奉为 “自由主义大师”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说过：政府控制度量衡，或以其它方式防止各类市场欺诈，肯定是在 “作为 ”，政府对各类经济主体诉诸暴力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肯定是 “不作为 ”，但前者的“作为”符合自由主义原则，后者的 “ 不作为” 却违反了这种原则。

我又想起了赵平的遭遇。

认识赵平的人，虽然都对他的品德颇有微词，但同时又对他出色的社交能力和经营才华印象深刻。赵平生意的大兴大衰、命运的骤起骤落，均与“债”有关：他 “兴”于成功地用不正当手段套债、讨债、逃债，“衰”于被他津津乐道的“循环负债圈” 反过来紧紧套住。

如果中国有一套健全的债权、融资等法律制度，赵平的人生可能会有两个结局：要么被这些制度疏导成为一位守法巨商，要么被这些制度阻挡在他经商的最初阶段，被迫改行，但他起码不至于在监狱里了此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