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的经济学分析

夕阳秋草

周其仁
10月18日 星期二
  
  
从
经济角度看，教材的出版和发行是一门不得了的business。迫不得已使用的这个英文词business，有“商业、生意、买卖、交易、营生、事务”等多种含义。可是以中文下笔，用哪个意思都可能引起麻烦。反对教育产业化、商业化的人士，一定置疑既然教育不是产业，又怎么可以把教材看作商业或生意？反过来，教材从不免费，说教材的出版发行是一项“事务”，岂不更让人不知所云？还是business 吧。

先看看这个business有多大。单以中小学论，我国每年在校学生就有1.8亿。这么一个超过许多国家总人口的群体，每年选用的各年级各课教材，从编写、审读、出版、到发行，要耗费多少资源，又要涉及多少机构和职业人口？据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共销售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近81亿册，总销售额430亿元，差不多占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出版物销售总额的40％！

不过，粗看起来，中小学的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和武侠小说一样，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销售”。实际上，教材买卖非常特别。大家都知道金庸作品在市场上的厉害。不过金庸就是再厉害，也不能要几亿学生非读他的作品不可。教材才有这个“本事”。多少年来，我国实行的高度行政垄断的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垄断编审，教育出版社垄断出版，新华书店垄断发行。

金庸的作品当然是独到的。读者们正因为欣赏金庸的独到才愿意为购买他的作品掏腰包。但是金庸的独到，不能强制地禁止其他作家别具一格地与他竞争，更不能强制读者为他的作品“埋单”。发行金庸作品的经销商受市场竞争的影响，也不能不比拼节约经销成本。但是，行政垄断的教材，要天下学子及其家庭花费大把银子购买的，却是另外一种“独到”：你不出价，那就不得教育之门而入！

改革是不容回避的。实际上我国教材体制的改革，早就兵分两路进行。一路是教材出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引入“一纲多本”方针：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制定统一的教材大纲，而由多家出版社按大纲竞争投标教材的编写，凡获得教育行政机关审查通过的，就可出版供各地学校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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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路，就是教材发行的改革。经中央政府批准，从2002年起在三个省市（安徽、福建、重庆）开展教材发行招投标制的试点。新体制鼓励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加教材发行的投标竞争，中标者获教材的发行权。这与教材出版改革的思路基本一致，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教材出版发行的投标竞争。

但是，回头盘点，上述两个方面的改革，实际进展都无法令人满意。教材出版方面，全国。我自己问过不少北大同学，几乎无人知道“一纲多本”，以为老师在问一道偏题。我解释说就是中学时代同年级、同课目使用不同的教材。大多数回答没听说过；有的直接表示这绝不可能；很少听说过，但猜想那可能是在不同省份之间有所不同。不当然是系统的调查，作不得准。不过我接触到的考入北大的同学，优秀可不因为是他们经历过“多本”教育。

发行改革进展更慢。三个省市试了三年，“绝大部分教材还是由新华书店发行”。政府关于降低书价虚高的期望也没有实现：一个试点地方的教材发行利润仅仅减了1％，另外一个地方只实现0.3%发行折扣。教材发行还是“暴利行业”，还是行政垄断机构的“利润奶牛”甚至“口粮田”。政府原先关于2003年扩大教材投标试点、2004年在全国全盘推开的部署，无疾而终。

今年九月，有关政府部门启动了新一轮教材发行改革。据报道，牵头单位由强势政府机构发改委挂帅，改革试点省市扩大到11个省市，允许非国有发行公司介入投标竞争，允许在试点范围内跨省市竞投标，规定同时招标的教材不得低于全部教材品种的10％，不得低于主要教材品种的40％，并规划到2008年秋在全国实行中小学教材的投招标体制。

以上这些举措皆可圈可点。不过，我认为还是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教材改革无论如何不过是整个问题链上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想清楚，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都不会孤立评价教材供应的效率和公平。如果仅仅增加教材供应环节的市场准入和竞争，但并不同时增加办学、考试、以及人才深造机会决定等其他环节相应的选择自由，即便现有的教材改革计划如愿实现，我们还是难以预言最后结果。

我看到过的一则台湾新闻或许可以作为警示。在推行了“一纲多本”方针后，因为还是要应付统一的高考，台湾中学生从原来面对“一本教材一套参考”变成要面对“多本教材和更多本参考”。那幅也许有点夸张的新闻照片让人过目难忘：“国中三年全部教学参考书一共1088本”，“全部买下来，要花22万台币，比四年国立大学的学费还要贵”。

容我预言，这种事情只要有1％的可能性在大陆出现，一定有人出来高喊：市场化改革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