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我们的宪法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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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1910-1977):日本老兵，战后著名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研究专家（以对鲁迅的研究著称），日本亚洲主义研究者。

　　我使用的“我们”这个词有“大多数国民”的意思，不过，请允许我先从自己讲起。

　　五月十九日的政变（1）(笑声、鼓掌)，我觉得那正是一场政变。五•一九政变(鼓掌)这个说法恐怕是要写进历史的。在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决意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的职务，并马上办了手续。辞职的理由，我写到是基于思想和良心。按照正规的程序应该怎样写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心情做了这样的表达。那之后，给朋友们发出了打招呼的信。这封信，比辞职信更进一步整理了自己的心情，表述了辞职的理由。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作为公务员及教育工作者，在目前这种无视宪法的状况下，如果继续留在现在的岗位上，从要比一般国民更严格地负起尊重拥护宪法的义务这一立场来说，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职的时候我立下了上述誓言，因此我打算辞职。作为我本人，坦率地说，做出此种决意之际，并不是事先考虑好了上述理由才做出决断的，而是做出决断后，才考虑了这样做的理由。

　　我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我的哲学是：首先采取行动，理由是行动之后才产生的东西。(鼓掌)说句老实话，那时真是坐立不安，觉得怎么做都不合适，心里只是在想：干什么呀?这帮混蛋!(鼓掌)其实是不应该以辞职这样的形式来抗议的。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可那个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作为表明自己重大决意的手段，从自己过去积累起来的教养以及个性中，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别无选择的做法，所以这个行为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且这样做的意义，就是我自己也还不太清楚。(笑声)在今后的一生中，我想用自己的工作继续追究自己行动的意义。

　　不过，在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宪法遭到无视时，具有遵守该宪法的义务、而且是被赋予很强义务的人，究竟应该做什么?当我无法作出有效判断的时候，就采取了那样的行动，这个后来加上去的理由在自己的脑海里得以浮现出来，其实是我参加宪法问题研究会以来，不断学习的结果。那天，仿佛是得到了神的启示一般，宪法这个词突然浮现到脑海中来了。其实，就职的时候写过尊重拥护宪法这样的誓言书，平常是不记得的。在异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做出抉择的因素，往往是平常培养而沉潜于意识深处的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就会突然地浮现出来。这一次我获得了这样的体验。正像刚才鹈饲氏谈到的那样，对于十九日那种完全无视宪法、蹂躏民主主义的少数掌权者的做法，那种暴力式的政变——我愿意这样称呼它——我们国民是不能容忍的。那以后，以国民运动的形式掀起了抗议运动，现在它仍在继续着。今天我并不想直接讨论这个运动本身，我只是想在与宪法相关的意义上，谈一个我在其后意识到的问题。

　　战后的新宪法（2），对我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亲近感，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很疏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宪法强调人类普遍的原理，是非常漂亮的。漂亮固然漂亮，就是有些辉煌耀眼，作为自己的宪法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换句话说，把它视为从我们自己的过去历史积累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新宪法实在太耀眼了。我总怀疑我们是不是那样了不起的人?——虽然这样说或许有点儿侮辱了大家，但是我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总之感到很羞耻。参加宪法问题研究会，越学习就越不能不感到羞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在旧宪法下接受教育完成了人格的形成。这里所说的旧宪法，不单指成文宪法，还指与教育勒语一体化的旧大日本帝国的国家原理或宪法精神。接受了此种教育的人，在宪法及教育勃语合为一体的压力之下，尽管在精神上受到强烈的束缚，但作为人而生存下去的愿望并没有因此泯灭；在那个框架之中，我们竭尽全力地试图从心底顽强地发出作为人的愿望，我们就是带着这种愿望生存过来的。我觉得被驱赶到那场战争中去的、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的那些士兵们也是一样，旧式教育确实把我们的忠诚集中于天皇，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为了忠诚于天皇什么的，他们只是借这个形式表达了自己作为人希望自由的愿望，当然，因为没有别的表现手段，我觉得他们不得不以这种被扭曲了的形式来表达。所以，经历了那种扭曲的人格形成的我们这一代，至少是我自己，对现在这个宪法感到很疏远。虽然我并不认为过去的旧宪法是好东西，但我感到在旧宪法束缚下要彻底地喊出那个自己的呼声的姿态，有某种东西坚实地储藏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我现在所采取的行动是非常旧式的。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人看来，这是十分滑稽的。我们大学里，有人举着“竹内不要辞职，岸(信介)辞职”的标语牌YX，我也觉得真应该如此。(鼓掌)这是对的，可是实现不了。我们无法罢免那个蹂躏宪法的罪魁祸首总理大臣。所有的公务员都对国民负有责任，国民有选拔公务员的权利，同时也有罢免的权利。这一点写在宪法的第十五条里。可是，我们并不能实现罢免总理大臣这一国民的权利。在这种不能罢免的极端场合下怎么办才好?我们无从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从旧宪法式的思维方式出发，便感到：干什么呀?这帮混蛋!我想这种旧宪法式的感觉还深深植根于国民之中。这不是那种说扔掉就能扔掉的东西。而现在这个新宪法呢，人们都说那是被给予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确实如此。单单从行文方式上看，也总感到这新宪法的翻译腔调很难适应。虽然是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可还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我便不断地为这种乖离的感觉所困扰着。所以，在这里我想讨论旧宪法之下的生存状态问题。旧宪法非常沉重，是那种被视为负面的、压抑人的东西，比起对权利的要求更重视自上而下地规定义务。不过，难道不能把在这个旧宪法下生活过来的人的力量，以变过去的负面作用为正面作用的方式，作为核心融会到现在新生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新宪法中来吗?难道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把历史和传统作为轴心，为现在这个新宪法注入活力吗?这是我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它溶入了我对五月十九日事件的抗议行动中，从而凝聚成一个决断。(鼓掌)

　　战后什么都变得自由了。有一种把宪法仅仅当做主张权利的手段，认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的倾向。坦率地说，我觉得这表明新宪法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宪法。的确，由于过去受到太重的压抑，作为对过去的反动，主张权利的一面得到了强调，这也是不得已的。可是，我觉得实际上只有在权利的背后伴随着义务的时候，才会呈现作为权利的意义。如果丢掉了权利背后的义务，只主张权利本身，则结果很难从自己的内部自发地产生出不做不行的愿望来。这种状态大概来自下面这样的宪法感觉吧：这个宪法到底是从外部给予的东西，有些做给别人看的、虚张声势的味道，总好像跟自己有些距离。

　　比如考勤的问题。（3）这几年来一直是一个争议非常多的问题，不光在教育界，它还被政治化，用以评定工作成绩。实际上对此我是反对的。我反对那种方式的考勤，不过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想就是不搞工作考核，也必须要在自己的心中有考核自己工作成绩的原则。当然，如果是自上而下通过权利关系强加的话，就一定要反对。不过，比如在大学，有人一旦谋到一个职位，无论他怎么无能，直到退休为止都绝不会离开那个位置。结果成了学生的障碍，同僚的麻烦，人们敬而远之，那家伙怎么还不早点儿……还有几年才能退休呀?(笑声)这样叫人数叨着还是死钉在那个位置上，作为教育工作者这是无法原谅的。作为公务员也是无法原谅的。(鼓掌)我觉得工作考核不应该是来自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是从自身——所谓自身不是指个人——应该从集体的内部创造出对工作及成绩进行评价的方法来，只有具有了这样的义务感才可以要求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例子不只是在工作考核方面，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工会运动之类的，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今天，以五月十九日为界，经过形式上的民主主义程序，独裁者诞生了，这对我们的历史来说，还是第一次碰到的事件，我感到不管成文宪法如何的漂亮，那不过是与官样文章同等的东西。(鼓掌)为了使现代这个宪法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在与过去的旧宪法之间，不是像换和服那样脱了旧的换新的，我们必须在传统的连续性基础上，或者经过对传统的再解释，把新的宪法变为自己的东西，在与过去的传统相连接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新的宪法感觉。换言之，宪法或者说民主主义的民族化乃至主体化，或者内在化是绝对重要的，如果缺少这些程序，在目前这样的权力之下，我们只能甘做奴隶。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自由的人，那么无论如何都要掌握这个宪法，使之内在化，换一个说法，我觉得同时也可以称之为民族化，我们说这是自己的东西，就意味着不是被给予的，而必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鼓掌)现在，举国上下掀起了国民抵抗运动，我相信，通过这个运动一定能建立起这种宪法感觉，而且，只有坚信这二点，才有作为日本人生存的意义。我感到这个斗争将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即使现在的岸(信介)会反省，这当然几乎是不可能的，假使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岸打倒，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岸出现，只要今天的现状不改变，这几乎是必然的。我们必须彻底断绝产生那种人物、也就是产生独裁者的根源。(鼓掌)因此，无论政局怎么变化，政治家出来收拾，那就由他们收拾去吧。我们，至少日本的国民，绝不允许五月十九日成为既成事实，绝不容许独裁，绝不容许独裁者!这个斗争不管需要一年，十年，还是一生的时间，我们都必须进行到底。如果我这一生完成不了，我就要把它交给下一代。不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们都不会停止这场斗争。不如此，就不会有日本的独立，也不会有作为独立之基础的个人人格的独立。不如此，人们，一亿日本人，就会和战争时期相同，依旧沦为奴隶。我自身采取了那种非常的手段，今后在不断思考这样做的意义的过程中，在持续做自己专业领域的工作过程中，我决心继续参加这一国民的战斗行列。

　　我希望大家也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在这场斗争中锻炼自己，通过锻炼自己，把国民锤炼成作为自由人群体的日本民族集合体。爱国这个词的使用曾一度受到警戒，可我还是觉得爱国是一件大事。当我们面对日本民族光荣的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目前这种非常事态的时候，我们应该发挥日本人的全部力量来重写民族光荣的历史。我希望，在面向未来做出不耻于子孙不耻于日本人行动的这场斗争中，与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向前进。(鼓掌)

　　一九六O年六月十二日 于保卫民主政治讲演会

　　注释：

　　（1）一九六O年五月十九日，日本国会不顾国会议事堂外几万抗议群众昼夜持续的抗议，不顾国会内部的混乱和不同意见，在深夜强行通过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利用权力所进行的违反国民意志的政府行为，被竹内好称为”政变”，立刻获得了听众的认同。——译注

　　（2） 战后的新宪法，是美国占领日本之后，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授意下，由美国官员与专家直接参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该宪法不仅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而且同时引进了美国式民主主义制度，同时，也规定了日本国不得拥有军队，不得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这就是著名的’宪法第九条’。对于在战争时期饱尝日本军国主义高压的日本人来说，新宪法的制定把过去被作为禁区的人道主义问题、国民权利问题等等作为法律合法化，这当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这些权利的获得依靠的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力量，而是美国占领军的压力。这就使得带有浓烈进口色彩的新宪法难以与日本的本土经验发生关联。竹内奸的这篇讲演，针对的正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竹内好能够选择的思想武器非常有限，他不愿意直接套用西方的思路，又不能够在直观意义上挪用日本的传统政治制度，因此，这篇讲演里充满了他寻找思想武器的困惑与艰难。——译注

　　（3）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大学里出现的对于教育委员会自上而下地考评公务员的考勤制度的反对运动。这个问题后来波及到了更广的范围。作为对于一九六O年反对安保运动的一个准备，“考勤斗争’是一个民主斗争的试演。

　　选自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三联200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