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旁白》的旁白

夕阳秋草

　　谭继和

　　《古蜀国旁白》的书名很扯人眼球。我想，先从蜀国的国家形态释起。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途经有“三部曲”：从古文化（原始文化）到古城（城乡最初文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再到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大体相当于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期，即距今４５００年至３８００年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由古国再向前发展，多个古国构成方国，方国的扩张则成帝国，这是一个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代表着国家发展典型道路的三个历程。这大体相当于三星堆文化至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再至战国早期开明王部族的巴蜀文化时期。从传说的古蜀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五祖来看，蜀方国的形成大约在杜宇时期。杜宇时期的方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已是北到汉中南达南中的大方国。从杜宇称望帝，开明称丛帝看，至少也可说已发展到帝国的前夜。可惜的是，这个发展进程被秦国阻断了。晚起的秦国在战国晚期灭掉巴蜀，凭借天府之国为根据地，成就了中华大一统，在秦始皇时代成为帝国。

　　如从严肃的学术研究着眼，《古蜀国旁白》还有另一重独特的文化解读和认同的意义。成都平原古蜀国的宝墩文化同辽西的红山文化，刚好一在东北，一在西南，这是中华大地上两种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的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的大文化中最早的文明源头之一，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是原生型文明的典型。中华国家文明形成有三种模式，即东北和西南的原生型、中原的次生型和北方草原的续生型。这三种类型的内涵有深奥的学术解说，这里不去说它。但由此引出的巴蜀文明与中原的关系，需要在这里饶舌几句。巴蜀这块地土上的文化在古代是独立发展的，它同中原发生关系大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若说中华文化有百万年的文化根系，有万年文明起步，有五千年古国，有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那么，巴蜀文化至少也有百万年以上至万年以上的巫山人、资阳人文化根系，有远至“人皇”万年以上文明的起步和五千年左右的古国历史。这些历史因文献很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历史的真相是很茫昧的。近年来巴蜀若干重大考古发现，才使这段蜀史获得初曙。但我们还不得不主要依靠古蜀与中原发生关系的传说，由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大禹到古蜀五祖，来解读古蜀国。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不幸历代人士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认为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终不肯说这一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独立发展，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搅和起来，于是处处勉强拍合，成为一大堆乱丝。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去，彼此纠缠，把人们的脑筋弄迷糊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看来，要廓清古蜀国真相，必须用新的眼光来解读。

　　蜀人有自己的文化解读方式：“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华阳国志》），这就是蜀人对于蜀文明起源于“人皇时代”的一种特殊文化解读。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说：蜀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５０００年前：“甚至肇于人皇，殊未可知”，这是一点也不错的。蜀文化不仅可上溯到五千年前的五帝炎黄时代，还更可上溯到更前的人皇时代，这是不同于中原看法的文化解读。蜀国的古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脉络。它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同中原的三皇五帝都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丰富了蜀国古文化自身的特点，引出种种富有文化想象力的神话和传说，这正是古蜀人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本书对蜀人种种神话和传说解析泼墨甚多，正是对古蜀人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想象力的一种有益探索。真传说不是真历史，但它同真历史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包含着真历史的内核。因此，本书重在解读蜀人的传说与历史，并对蜀国与中原的关系作了有益探索，与合理想象，尽管一些结论还可商榷，但这种方法是值得重视的。

　　成都城市越来越美，这是今天劳动者的成果，也是历代成都人智慧、经验和知识传承的结晶。成都城市的个性有个重要特征，它既是传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原生的，又是创新的。成都城历史上数次毁灭又数次在原址上再生，其再生力和凝聚力极强。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这种凝聚力和创新力体现于各种蜀文化与中原文化高度的文化认同的传说故事与历史事件。现在，面临城市新的一轮再生时期，新的城市特色和个性有赖于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度发掘和塑造。成都日报副刊“天下成都”一直以来致力于古蜀历史的解读和传播，这次他们将见报的文章结集成《古蜀国旁白》一书，多方面地叙述和论证了蜀的古史，这对当今城市特色的塑造，特别是新的城市精神的塑造，肯定会带来助益。故乐为之序如上，谨请识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