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引发“国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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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5-10-25)

　　与“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一样，人大国学院的创办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争议，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者。 从春天到秋天，京城各家报纸的文化版、时评版，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这样一个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

　　５月２９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正式宣布在人民大学组建国学院，同时宣布已“聘请国学大师、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为国学院院长”。在此前后，纪宝成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并先后发表署名文章，阐释人大国学院创办的动机与办学方针。

　　与２００４年的“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等一系列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详见本刊第７～８期合刊）一样，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首家国学院也在第一时间引发了争议，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前两者。这样的首创又由前身为１９３７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一向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提出，更是吸引了众多的关注。

　　这场争论的关键人物是７４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

　　６月１日，《新京报》发表了记者对纪宝成的访谈《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６月９日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袁伟时的评论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文章分别从“史实错误之一：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国学’”；“史实错误之二：所谓二三十年代‘国学热’”；“史实错误之三：‘国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还该做什么？”四个角度批评了纪宝成的观点。

　　纪宝成认为，“国学在近百年实际上是个衰微的过程”，原因在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中国受列强侵略，很多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他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这种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

　　袁伟时对此持异议：“中国文化的厄运源于国民党在上一世纪２０年代开始推行的‘党化教育’、‘党化学术’，以及后来在文化革命中登峰造极的‘兴无灭资’、‘全面专政’；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对于“国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袁伟时则写道，“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庞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必须在学术自由的原则下，严格在学术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然后才谈得上应该对不同部分分别采取什么态度。”

　　袁伟时认为，“其实，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事实上，在袁文发表之前，已有许多人针对国学院成立一事进行评论。大多数评论者之间的分歧，正如同袁伟时论及他与纪宝成之间的分歧时所言，“不在要不要研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而是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和研究这些遗产。”

　　这些评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明的态度最为耐人寻味。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明十多年来坚持以同人刊物《原道》为阵地弘扬儒学。对于人大国学院的成立，他的态度是：“刚升起的期待又被疑虑替代。”他认同纪宝成对国学的理解，认为“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但对于院长人选，他又表示了异议：“叫人一头雾水的是，这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兴废继绝、踵事前贤的文化诉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岁的红学家去引领实现呢？”

　　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不久，６月１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陈明担任秘书长，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院长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孔教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专题演讲。

　　由儒学而儒教，这一事件同样引发了批评。上海学者徐来将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看成是“双塔奇兵”：“纪宝成们与陈明们似乎正在做着儒教再次成为‘国教’的春秋大梦：在自己的鼓吹和推动下，儒教终于可以‘起八代之衰’，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儒教中兴，因此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与当代中国社会完全脱节的儒教，会成为被顶礼膜拜的社会生活规范，还是让国学回到书斋去吧，那才是儒教乌托邦的真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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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不是很高深，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