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热的一份诊断报告(载上海<文学报>&

风石堰

“文化研究”刍议

  近些年来，文化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中国学者争相发起圈地运动的“时尚领域”，伴随着这种学术转向的是诸多高校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大量文化研究理论的译介、主流刊物上文化研究类文章的汗牛充栋以及学术圈对此话题的津津乐道。尤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很多原本做文学研究的学者纷纷“弃暗投明抢先注册”或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欢天喜地或欲说还羞地投身到文化研究的滚滚潮流之中。
  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兴起是与性别政治、后殖民主义、社会反抗等鲜活的公共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文化研究的旨趣就是从边缘颠覆中心的话语策略，也就是鼓励和呼吁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推进公民社会的成熟，它是自甘于社会边缘的幽暗处境里的“显学”，而且是注重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学术话语。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一种“书斋里的革命话语”，不如说它是历史行进中沉默的大多数诉诸反抗的精神指南。
  但是，桔逾淮而为枳，文化研究“漫游”到了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了彻头彻尾的显学，成为书斋里装饰性的精神赝品，成了学者赏玩的语言游戏和炫技的文化资本。考察文化研究在横向移植中的变异原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文化研究之所以一经“移民”就面目全非，推敲其原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研究能够异军突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银洋蜡枪头”式的“学术花瓶”，而是直接从客观的现实语境里生长起来的，它的问题意识是原生性的，而不是嫁接的或进口的。可惜，如钱钟书在《围城》中借方鸿渐的口所指出的那样，西洋的好东西一到中国就变了味。文化研究也在劫难逃，其变形的主要表现就是“去中国化”的文化研究的“和平崛起”，搞文化研究的虽然也在异口同声地呼唤“本土化”，但也仅仅喊喊而已，并没有几个学者肯正而八经地拉下架子，去中国的内地走走切身地感受社会生活的繁复与困窘，甚至都没有雅兴到北京或上海的寻常巷弄去感同身受一回，他们除了一本正经的学院生活外，愿意拓展的生活空间至多也就是酒吧、大剧院、电影院之类的高尚区域，所谓文化研究主要是“文化取经”和“文化念经”，前者指有机遇的学者远涉重洋到欧美去拣拾人家的“学术黑话”，然后生吞活剥到中国来，后者指在国内的学术场合面向嗷嗷待哺的“大众”装神弄鬼地宣讲。去年冬天，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访问上海，与中国学者座谈之后很纳闷地提出困惑：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在提问的时候都是从西方著作中衍生的问题意识出发，中国本土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经验怎么会奇怪地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这只能说明卡斯特先生“少见多怪不懂江湖”了，在中国谈论西学与从西学讨论中国已经成为大家的“学术无意识”，是非常默契的吻合主流的“公开的秘密”。文化研究在事实上把中国放置到一种被遮蔽的隐身状态，不去考虑从中国自身灌注出丰富的现实感或者布迪厄所谓的“实践感”，却把文化研究的范式当作能解百毒的“万金油”，那么这种文化研究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它获得生命力的泉源，倒是与七十多年前的留苏派囫囵吞枣地搬用前苏联的革命经验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一样地“异曲同工”，最后肯定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殊途同归”了。
  中国式文化研究在缺乏现实感的同时，也严重地缺乏历史感，这就使得文化研究这个本来就是“后娘养的孩子”更匮乏“原生态的乳汁”，缺乏传统的滋养。文化研究似乎像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横空出世而百无忌惮，可以自由地翱翔，可在自由的表象背后我们已然窥看到它贫血和肾亏的病象。没有认认真真地去追索过在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中是否有可以与文化研究接榫的一脉，也很少学者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件韦伯所言的严肃的学术志业来对待，在历史的脉络里仔细地追究和考察文化研究的限度与传承，没有历史积累作为文化研究的“地气”，那么文化研究就很可能沦落为没有底气的“文化表演”，成为做戏的虚无党的几句漂亮的口号而已，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无关痛痒的，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江山代有搬运工，各领风骚好几年”式的风花雪月而已。阐释和介入现实的焦虑感“合法”地压迫着历史的纵深感，但被当作合法性来源的“现实”恰恰又是“无声地缺席着”的。因此，在中国的文化研究出现的景象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退隐”。这一点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尤为恶劣，现在文学研究似乎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因为得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血液和合法性支撑，浮华背后所展现的恰恰是文学研究的衰落，已经很少有人认真地“板凳能坐十年冷”，去细读文学文本了，也很少有人会像钱理群先生这样浸淫在自身的研究领域中如痴如醉了，现在流行的是把文学当作文化来进行操作，用一套文化研究的符号来解构、阐释（注意：不是解读）文本，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身世、性情和命运几乎很少再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最后得到的结晶就成了花架子式的“完美的苍蝇”，在学术积累上没有太多的意义。
  文化研究在民众中缺乏号召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自觉的“去政治化”，或者说主动地把政治搁置在一边“存而不论”。前已述及，文化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是学术花园里做摆设的“金丝雀”，也不是计划学术里的跟在国家主义话语后面亦步亦趋的学舌之鹦鹉，它是在诸神退隐后茫茫黑夜来临前在黄昏的旷野嘶鸣的“猫头鹰”。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属性是反抗的，是边缘对主流的反抗，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个人对集体压迫的反抗，是会思想的公民对蔓延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平庸的邪恶”的反抗。可是，文化研究者如若自动地与充满紧张的社会生活保持距离，不主动地参与公民社会的建构，不参与公民德性的培养，不积极地应对现实的严峻和阴冷，不对流行的扁平化的文化先行细致地了解，然后韧性地与之战斗，不与繁华而喧嚣的上流生活保持一种矜持的冷漠而关切着“无声的另一个中国”，那么这种文化研究的“去政治化”在自我阉割的同时自然会导致两个后果：即对统治者的锦上添花式的取媚或者至少是默许公共权力中的“恶”，或者就是对弥漫在社会生活中的庸俗、冷漠、羞辱、敌意等的认同与纵容。文化研究作为反抗的“掘墓人”角色就会滑稽地“变脸”成吹鼓手或唯唯诺诺的“殉葬品”。伯林曾自嘲其人生态度是“生活在表层上”，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这也可算微言大义，就是必须回归到表层也即真实的生活中去，对具有麻醉功能的学术话语的“虚拟的反抗性”有一种反思的态度，面向世界敞开真诚的心态并扎根到实证的研究中去，那么这就需要学者抵制“犬儒主义”的道德勇气与行动能力。庶几，文化研究才可能真正地“根繁叶茂”起来。
  概言之，文化研究的病象就在于其自觉或不经意的“去中国化”、“去历史化”和“去政治化”，只有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并攻克这些扩散的“盲点”，才能使文化研究成为公共生活日益健全的助动机，才能成为培养现代公民和公民政治的元素，才能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中长盛不衰的兴奋点。

姐姐

文化研究在西方其实是左派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本来是为了逐步瓦解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虽然有点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的嫌疑），所以从一出生起，它就是带着政治意味的。至于到了中国嘛，呵呵。。。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以前经常去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网看看，里面其实还是有些左翼学者在说话的，尤其是一些中文系出身的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