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消失的白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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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564期
消失的白帝城
2005年11月02日

本报记者 蒋韡薇／文



　 三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重庆两省市20个区市县的277个乡镇、1680个村、6301个组，有2座城市、11座县城、116个集镇需要全部或部分重建。全淹或基本全淹的县城有8座：湖北省秭归县归州镇，兴山县高阳镇，巴东县信陵镇；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奉节县永安镇，万州区沙河镇，开县汉丰镇，丰都县名山镇。大部分淹没的县城1座：重庆市云阳县云阳镇。部分淹没的市区和县城4座：重庆市万州区、涪陵区、忠县忠州镇、长寿区城关镇。

　 两年前，我曾去过宜昌。

　 在江边的码头，几千农民正下船，上岸，换汽车。这个过程叫“翻坝”。他们挂着统一的胸牌：移民证。他们要换火车，迁往广东。

　 轮船的汽笛，新生婴儿的啼哭，小狗的狂吠……嘈杂的一切都已淡忘，记忆里只剩下移民胸前挂着的橘苗，三峡的橘苗，裹着三峡的泥土。

　 他们都从三峡深处来，他们居住的地方，我从未踏足。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也没有兴趣了解。有阵子，我甚至想，他们生活在最闭塞的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会有什么故事！

　 但是，我错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王以培，以及我的同事晋永权，5年来多次去三峡，他们用笔、用相机记录那些即将被淹没的村落，记录那些逝去的历史和被人淡忘的记忆。王以培说，在三峡深处，保存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随着江水涨起，这一切在渐渐沉没。

　 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他们都坐着小船到过三峡的最深处，那些小村子，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标记。他们和那里的人们，一起喝酒，一起劳动，听他们的故事。

　 从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三峡的声音，那种能够打动心灵的故事。美丽的白帝城，因为那些卑微却精彩的小人物，在我心中复活。

　 心田白水溪

　 重庆万州上游不远的长江南岸，有一座新田古镇，那里流淌着一条白水溪，生活着溪水般的人们。

　 文素涵，新田人。根据新田一户文姓人家保存的完整族谱，文素涵一家是文天祥的后代。明朝末年，为躲避兵灾而迁入四川，挽草为业。

　 每天清晨，文素涵都来白水溪边挑水，一担水一块钱，挑到镇上，大约要走10分钟。

　 他每天路过的文家小学，是文家祖上的宅子。这里本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谭洸所建造的府邸，谭后来降清，封项化侯。后来家道中落，由他子孙出面，把宅子卖给了文家入川始祖。文家从此分给各房子孙，到现在已经十余代，近400年。

　 1962年，文素涵的父亲文润昆响应国家号召，“向祖国教育利益看”，连文书都没立，便将大院转给文家小学，全家搬进了6间小屋，而这6间小屋，又有2间被人占住。原新田小学校长李明德，还专门为此写过一个证明，记录了文润昆的义举。“我想当时学校迁移，若非文姓明了大义，牺牲小我利益，才将房屋掉换办妥。今天岂能被人侵占，有失党政威信。”

　 因房屋被占，文润昆多次交涉，写了很多诉状，都没有起作用。1988年准备打官司，但法院认为超过期限，不予受理。他病重时说：“死也要吊一棵大树！”1990年，文润昆去世。家人按本地的习俗，请人来唱了孝歌，将他安葬在文家大院背后的松树包。

　 文家大院原是整个新田镇最大的一个院子，正厅悬挂着一个匾额，上写“文魁”二字。有两个大天井，每个天井旁有两个小天井，里面还有鱼池和一些花草。房屋一楼一底，是传统的明清式建筑。进门即是果园，果园里有柑子树、桂圆树和柚子树。文家大院的柚子最出名，每瓣6寸长，有木梳那么大，一手只能拿一个，又甜水分又多，从来不卖，只馈赠亲友。

　 文素涵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父亲文润昆却是博学之人，他身后留下大量文稿，就连文素涵也未曾读尽。里面记录了文家历史和当地掌故、风俗。他写道：

　 ……头，树有根。文姓，……起来也不过10来家。……也没有多少公共的事业……完整的资料（即族谱），关……一代讲一些不完全的掌故……我们年轻时，又没出息，成天……搜奇猎异，对于上一代的讲……。因此，很多有关家世的掌故，……一个梗概。1956年，父逝世后，悲痛……父亲遗留的一些书信、账本、片纸……感到倍觉可亲，心灵上得到无限的安慰……起下了一个念头，想将父亲和我这一代……记点于笔墨，以便代代流传。这也不过是想下一代记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罢了……

　 在新田，王以培听长辈说起文家和文润昆的遭遇：“润昆婚礼那天，杀到一头乌骨猪。按当地说法，这是好兆头，预示着这一家今后会交好运。可是润昆公的命运如何呢？”解放初期，他作为新田镇首届人民政府的文书，说服了“想不通”的父亲文郁章老先生搬出文家大院，将祖传400年的故居献给国家，献给了新田小学。1957年因病（肺结核）辞职回家，后来又带病到五桥教民办小学；教了两年又回家种田。这期间，他每天在茶馆里说书（挣得到一些钱），并写了大量文字，大部分都是申诉材料，也有一些小说、诗歌，如长篇小说《晚稻田的风波》，但手稿遗失，还有那份珍贵的回忆录……

　 有人说文先生心高气傲，没有处世经验；有人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孤灯下用心血缀成的文字终于传到今天，虽然只寥寥数页，而且残缺不全，但先生的遗愿却清晰呈现，一如文家年复一年写在门上的同一副对联：“信国家生远，潞公世泽长”。中屏：“一元复始”。

　 每当王以培看见或想到文润昆先生的遗作，尤其是那一大堆至今没有寄出的申诉材料，心情总难以平静。“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意愿以至于公理、正义，往往在一时间难以实现，甚至被扭曲、遗弃，而身处其中的人该如何应对？润昆公一辈子委屈，一辈子不服，后半生一直在孤灯下奋笔疾书，最后仍无果而终，抱恨辞世；只有文素涵，我的好兄弟，尽管多数时候仍沉默不语，但乐于挑水，乐于劳作，将文家的精神化在汗水之中，又将白水溪挑进心田，传给人间。”

　 无论在阳光或月光下，在新田老街或白水溪边，一听见口哨声就知道是文素涵来了。他为人正直、善良忠厚，新田人都叫他“老实人”。而在王以培眼里、心中，他却是文天祥的化身，他的生命中流淌着我们民族最宝贵的水的精神、玉的精神———水总在最低处，利万物而不争。玉总是那么纯洁，不被污染，代代相传。

　 白水溪边，王以培和文素涵一起，为文润昆“烧袱子”。这是祭祀祖先的一种形式。文润昆留下的遗著里，曾详细地记录了“烧袱子”的方法和格式。

　 那天晚上，王以培临窗写作，忽然飞进来一只紫色的大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像一对大眼睛。他生恐是梦，取来相机拍照。次日讲给文素涵听，他毫不为怪。因为在当地人看来，这是祖先的“通灵”。

　 2004年8月，文素涵一家迁往广东增城市石滩镇。而父亲和爷爷的坟墓仍留在新田。由于松树包地势较高，三期水位也淹不到。

　 九朵莲花三枝藕

　 新田古镇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从79岁老人陈永堂的笔下，领略这个早已消失的古镇。

　 陈永堂，1925年7月生于长岭镇（当时属新田，现在归五桥）。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家道中落，高中没有念完，就回到新田。民国二十几年，新田有几个小子经常在一起混日游玩，当地人称“三仙”，说的是他和文润昆、潘景桂三个少年。

　 1943年起，他在新田小学教美术，还在新田的一些村小教书。刚解放不久，他画过一张毛主席像，高6尺，宽4尺，大家举着，在新田街上游行庆祝。但由于成分划为地主，只能在家务农，再到伙食团去挑煤炭。1960年，由于当时生活困难，逃荒到青海。在青海工作一年，身体病弱，生活不习惯，又回到新田，回来继续在伙食团挑煤。1976年生产队解体，后来经人介绍，到新田碗厂去画磁碗、磁盘。从碗厂回来，又没有职业，就自学漆工，帮人在家具上画些花草。

　 听说王以培来收集三峡掌故，陈永堂撑着病体，凭记忆画下“新开田古镇”、“九朵莲花三枝藕”及“文家大院”，请王以培拍照留念。

　 在先辈看来，新田的地势为“九朵莲花三枝藕”。“九朵莲花”指九座山包：狮子包、松树包、木鱼包、孙家包、向家包、祠堂包、大银包、阎王包、黄狗包。“三枝藕”指三条河：新田河、油沙河、盐井河。油沙河与盐井河相汇，注入新田河；白水溪在新田河的入江口。

　 初见这张画，王以培惊呆了：这是一种怎样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竟能将区区几座山包、几条小河想像成“九朵莲花三枝藕”的美妙意境。

　 “在三峡腹地行走，每到一处，老人们都告诉我，这里有八大景，那里也有八大景。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祖先有感知自然、发现自然、顺应自然的能力。这是流传千年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现在讲究的绿色、和谐不谋而合。”

　 三峡边有很多老房子，有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棚棚，几根竹竿撑起一个世界。热情的老板在里面招呼“喝粥了———咸菜不要钱———”因为要搬迁，有的老房子年久失修，王以培每次拿出相机拍老房子，当地人都会说：好丑啊！去拍上面的新房子吧。可是在王以培眼里，那些白瓷砖、红房顶、绿玻璃的新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生气，是一座“死城”。

　 搬到了新城，再也没有什么八大景了。“长此以往，谁还来三峡呢？我们来三峡，不都是想看到那些美丽的景色、听那些美丽的传说吗？”

　 坐在船上，晚上远远地看到新城，灯红酒绿的，似乎很热闹，但王以培并不喜欢。他也在新城呆过，有些女子大胆地过来搭讪，穿着暴露。从三峡里面出来的一些女孩子，没有工作，只好去发廊、“美容院”谋生。

　 “老人和孩子也面临生存压力，孩子们上学的费用高了，老人们看不起病。新城在旅游上发展的后劲也不如老城。”

　 有一次，王以培在长江边上一个快要倒塌的棚棚里，和当地农民一起看电视，放的是关于姚明的新闻。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我们的媒体关心的是姚明在大洋彼岸进了几个球，而在长江———母亲河边，那么多房屋即将倒塌，那么多文化即将消失，却没人关心。“难道姚明抢一个篮板，竟比一座古城的沉没还重要？”

　 数不尽的传说

　 只要坐进一个老茶馆，遇到几个在喝茶的老人，王以培就能听到他最感兴趣的历史掌故、地名由来，以及川江号子。只是，每一次去三峡，总有几个认识的老人过世了，也常有人对他说，“你来晚了，某某老人走了，他知道得最多”。

　 一位50多岁的船员跟他说起“杨柳街”的故事：原来涪陵有条杨柳街，街名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张献忠进川时见人就杀，杀到涪陵。有一天，一位妇人带着两个娃儿在街上行走，背着一个，牵着一个，可奇怪的是她背着那个大的，牵着那个小的。官兵就问，你为什么背着大孩子，牵着小孩子呢？妇人说，因为大的是哥哥家的，小的是我自己的孩子。官兵都很感动，就和她说，你回家以后，在你们家门口插一棵杨柳，这样我们就知道你住在哪里，不杀你们家人了。这位好心的妇人回去之后把这消息告诉了所有的街坊邻里。结果官兵一到，发现家家户户门前都插着杨柳，于是毕恭毕敬地从街上经过，不伤害一个百姓。“杨柳街”从此得名。

　 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王以培非常激动。古代打仗的都是男子，哥哥出门当兵，妹妹保护哥哥家的孩子甚于自己的孩子，可见当时的家庭伦理和文化。

　 在忠县，王以培一下船便遇到一个满身泥浆的小孩黎有为。他的祖父讲述了忠县的由来。

　 忠县之所以叫忠县，因为在东周末年，这里曾出过一位忠臣巴曼子。当时巴国内乱，巴国将领巴曼子请求楚王派兵平定，答应事成之后割让三城。但楚王平乱之后，巴曼子出尔反尔，说城不割让，请取吾头，并刎首献于楚王，留住了三座城池，忠县就是其中之一。楚王得了巴曼子的头颅之后，感慨道：若能得到像巴曼子一样的忠臣，我还要城池做什么！于是按上卿之礼，厚葬了巴曼子的头颅，而巴国也按上卿之礼，厚葬了巴曼子的身体。

　 然而王以培亲眼看见“巴曼子刎首留城处”的石碑立在一堆垃圾之中，石碑之下就是一个垃圾站，情形惨不忍睹。回北京之后，他专门为此给忠县县委领导写过一封信，结果石沉大海。再去的时候，听说石碑已被汽车撞断。

　 在忠县，王以培遇到一群民工。一人说：“我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天，一分钱也没拿到，包工头把我们骗惨了！”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大碗白米饭，就着一碟榨菜。

　 “干活的时候让你铆足了干，给钱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另一个瘦小的民工说，“我们挖机槽，抬石子，抬泥巴，老板说元月份给钱又没给，我白干了一个多月！”

　 “他们要搞形象工程，肥田不种，去修梯田，种果木，大雨一冲全垮了，没有收成，农民还得交提留款。”

　 忠县码头上的旧屋顶是红色的，新楼倚着阴沉的天空，旧楼贴近长江，这双层世界似乎要往两边分裂，而中间的空隙只能是深渊。王以培在笔记本上写道：当“忠”字被拆成两半，“中”下面没了心，“心”上空空如也。

　 但年轻人再也说不出当地掌故了，他们感兴趣的，是外面的世界。每当王以培问他们，他们总是憨笑。“要听老故事？去问老人家吧，我们不知道。”

　 在龙洞小学，王以培遇到一群小学生和他们18岁的老师潘燕。于是他开始给孩子讲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从前有一群穷人家的孩子在河坝上玩，一个孩子在草垛里发现一颗珠子，闪闪发亮的，特别神奇。别的孩子都来抢珠子，这孩子就把珠子藏进嘴里，但一不小心把珠子吞了下去。吞下去之后就觉得口渴，于是他就跑回家喝水，结果喝了碗里的水又喝缸里的水，把家里的水都喝完了还觉得渴，索性就跳到江里去喝水。这孩子喝着喝着就变成了一条龙，游走了。孩子的妈妈就非常伤心，跟在后面喊：‘儿啊，你回来！儿啊，你回来！’他妈妈喊一声，龙就回头看一眼。妈妈一共喊了24声，龙就24次回头看，最终就形成24道石梁，取名为望娘滩。”

　 人应该不会变成龙，但“望娘滩”的故事，却常在上演：孩子长大了，要出外闯世界，只留下老母亲在家挂念。这一次，移民要外迁了，却有很多老人不愿意走。有记者就曾见到，老人们念叨着，死也不离开三峡，终于在外迁最后期限前，咽下最后一口气。

　 小朋友听得入神。王以培又讲了杨柳街的故事。他注意到，潘老师的眼睛也像孩子一样放光。问她今后的打算，她说：“想去云阳，再去重庆，一步步往上走。”

　 伏地狮子

　 新田老街有两头狮子：刘狮子、周狮子。

　 这两头狮子是谁？是两个玩狮子的老人。玩狮子的人老了，狮子已经玩不动了，但自己却变成了伏地狮子，伏在新田老街的茶馆里。周狮子周乾玉，开口便说出一部新田的历史。

　 周狮子1923年生于万县小周（溪），祖上务农，读过三年私塾，又读了一年新学。后来参加了“力行”（国民党时期的搬运队），解放后分到了土地，1960年大兵团合作，三四个生产队组成一个排，当过排长。

　 “那一晚上开七道会，天还没亮，市委就下来工作组，纯粹是瞎指挥———‘天晴栽红苕，落雨天打连盖’，把学生聚在一起搞突击。粮食收回来马上打，层层下命令。学校停课‘支持农业生产’，结果造成大量粮食霉烂。主要劳动力拉出去修公路、炼钢铁，将老弱病残留在家里种田。为了搞试点，等到谷子黄了，就把好几块田里的稻谷插在同一块田里，亩产双千斤，高估产，高指标，报到中央；上面一看，农村有的是粮食；征购任务加重，下面就没吃的。直到1962年合并的大队重新分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才逐步好转。

　 “‘文革’期间我是当权派，任统一大队大队长，指导大队生产，从1960年接任，干到1976年。后来因为支部书记家里困难，让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常常去县里开会，回来还要解决民事纠纷，把我搞伤了，我不想再干了，就退下来。邓小平上台后，土地下放，自己搞生产。根据中央文件：1982年以后退休的支部书记才有退休金。我没有退休金，农村又无‘低保’。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每月给我50块钱。我原来的自留地里还有几棵柑子树，能卖点钱，维持低标准生活。”

　 然而，一提起从前玩狮子的经历，老人顿时眉飞色舞：解放前，他在五桥区的茨竹乡跟一个叫邓永杰的师傅学玩狮子，师傅邓永杰与他的兄弟邓永珍都是玩狮子的高手。周乾玉学的是“花灯狮子”，与刘狮子的“粗花狮子”不同。要做各种动作，翻桌子，跳椅子，周乾玉舞狮子头，他大哥玩大头和尚（舞狮人），配合默契，玩的花样很多，有“太公钓鱼”、“狮子滚绣球”、“南山打虎”、“鲤鱼蹬点”、“乌龟爬沙”、“回门兜底”、“四角踩青”等。

　 周狮子曾详细地描述过“银盘盖财”———一碗水放在地上，用狮子口衔起，供到神龛上，图个吉利。

　 2005年6月，噩耗传来。周狮子是自尽的，他不想离开三峡，儿子又对他不好。

　 他在屋里的横梁上系了根绳子，爬上桌子，把头套进绳圈，然后一甩头———这是他描述过的舞狮动作：狮子甩头。

　 他晚年守着一个老街的小茶馆，是在三峡地区最寻常的那种。路过的人在这里歇歇脚，打听消息。

　 老城原来很多居民依靠临街房子做生意，搬家后这些房子都被领导分给了亲朋好友，老居民们断了财路。原来老城的老人们都住得很近，一杯5毛钱的茶可以泡一天，边喝茶边摆龙门阵。可搬到新城后大家一下子分开了，新城的茶馆一杯茶10块钱，老人们再也聚不起来了。

　 离开了老城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了样，分房子时的尔虞我诈让大家相互仇恨。王以培见过一个十几岁的旅馆女服务员大声斥责一个来卖柑橘的老婆婆，这样的事情在老城里是很少见的。

　 老人们纷纷开口了，就像长江开口跟你说话一样

　 三峡深处，有个叫“菩萨村”的小村子。

　 大跃进那年，菩萨村办起了大食堂，社员们每天最快活的事就是聚在食堂吃饭。大米饭、抄手爱吃多少吃多少，腌泡菜的大缸排成一排。隔三岔五，还会有红烧肉打牙祭。

　 刘根财七十多岁的老母，每天都要拄着拐杖，迈着小脚，翻过一道山梁，早早来到食堂帮厨。地区日报的一位记者随工作组来到菩萨村，把根财他娘叫到每天路过的山梁上，拍了一张照片，起名“老伯娘上食堂”，登在了报上。有一个孤儿从邻近丰都县过来时，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直喊娘，老人流着泪应了下来，给生产队长说了一下后，孤儿就留在了食堂帮忙。

　 所有人都相信好日子真的到来了。家里的小铁锅都拿到小高炉炼钢去了。刘根财就在那里炼钢，被人羡慕地称作“炼钢工人”。但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超过了老伯娘的预想。1959年，菩萨村旱情很重，田里的秧苗大都干死了，能抽上水的20几亩稻田也被虫啃个精光。留下的口粮也从仓库里抬出了一半，交到了公社粮站。

　 人们开始拿红苕、洋芋当饭又当菜。食堂里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并且开始定量供应。从每人每天十两，直到六两，到最后老人小孩还要减半。那时的一斤是十六两。根财娘再去食堂时，只能喝到越来越稀的稀饭了。直到有一天老伯娘死在了去食堂的路上———她经常翻的那道山梁。

　 后来，菩萨村人都把根财他娘说成是村里第一个被饿死的人。到1962年，这个430多人的村子共有68人被饿死。

　 根财娘死后第三天，县里公社里都来了人。那一天，全村人在食堂里吃到的饭菜分量比平时多了一倍。来的干部也与他们一起在食堂吃了饭。但那个外县来的孤儿在一旁多了句嘴，说仓库里还有粮食，就是队长舍不得让大家吃，说什么恐怕还有更难心的日子，到时候要用这些粮食来救命。话还没讲完，县干部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

　 半个月以后，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支书都被撤了职。菩萨生产队队长坐了牢，原因是私藏粮食，煽动群众对抗大跃进。刘根财被县里来的工作组指定为菩萨生产队的新队长。他去县里开过一次会，亲眼见到那个被撤了职的公社书记哭丧着脸站在台上，讲他怎么私藏粮食存心破坏大跃进的事情，还提到了菩萨村。

　 榆树皮被扒下来煮了。等不到槐树花长出来，树叶就被吃光了。山里的猎物不见了踪迹，能打的打光了，其他的逃进了更深的深山里。风传观音土能吃，大家又都涌进村南头的观音庙里，把香灰扫回家拌点树叶以后，肚子胀得像一面鼓。

　 村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了，起先还有人办丧事，到后来挖个坑卷个草席就埋了。这段时间内，村子里20多岁，像刘根财这般年龄的人，经常一听到哭声，就知道又要出去帮忙挖坑了。

　 这期间还传出了一件让菩萨村人更害怕的事情。据说，村东头王老二家丢掉的那个四岁男孩，就是被在村里呆过的那个孤儿偷走的，是打雷那天，趁着黑夜翻墙进院抱走的。也有人说，那个孤儿在大食堂说错话离开后，再也没回来过，不可能是人家干的，也怪可怜的，不要老去编排人家的故事了。不久，村里又有人传出话来，说王老二家丢孩子那天夜里，自己饿得睡不着，就在村里转悠，路过村东头时闻到过一种奇怪的香气围着自己打转，当时馋得直流口水，可回到家里却吐个不停，黄胆都吐了出来。那香气好像就是从王老二自家锅里飘出来的。

　 这就是像刘根财一般“我们四川”老人们的记忆。他们将被山风带走，飘散开，直至永远消失。

　 2004年8月，刘根财、王老二、那个说漏嘴的孤儿，还有那位坐过牢的生产队长，一起走在了移民队伍中间。那天，他们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胸前挂着移民证，面容平静。他们都老了，甚至需要青年志愿者们的搀扶。船开动时，他们全都面色平静，浑浊的目光中没有多少色彩。他们被接收省官员称作是移往当地的三峡库区最后一批外迁移民。

　 在三峡的老茶馆里，遇到过多少这样的老人，听过多少这样的故事，已经无法用笔来记录。王以培说，他是在用心记录。一个老人，就是一部现代长江的书籍，其中包含着时代的岁月。

　 “历史的发展，不断地牺牲着这些卑微的小人物，但时代的发展又抛弃了他们。我在三峡遇到的当年叱咤风云的那些老革命，现在都没有低保，也看不起病。我们总说发展、发展，什么是发展，什么是进步？就是把马车换成汽车吗？如果没有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敬，哪里谈得上发展？”

　 王以培也遇到过考古队，但是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们只关心地底下的东西，却对周围的活历史没有兴趣”。老百姓说，考古队拒绝雇用他们，怕他们有了工作就不移民了。

　 “我始终觉得，历史中包含着未来，我们不能把自己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