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崔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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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为《艺术评论》做的采访，临时定的，很仓促。可是，老崔永远不会让人失望。我笑言他就象一只马达，随便一启动，都会喷出好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出来。

与崔健聊过许多次，可是每次他都会有不同的话题，跟他聊天，相当于给脑子补了一顿大餐。采访崔健是一件愉快而劳神的活儿，因为他的思维飞得太快，以至于我经常反应不过来，这是在别的采访中从来不会出现的情况。

创作是一个理性的过程
记者：我想知道你创作是怎样一个过程？你最初的动机什么？是先有音乐上的动机还是先有歌词的动机？
崔健：绝大部分是音乐上的动机，先有音乐后有词。音乐给你一种气氛，在这个气氛中你在想表达什么更合适，当你捕捉到这种气氛中潜在的感受，就能一下子写出来一整篇东西。

记者：那么是先有一个节奏然后慢慢发挥完善呢？还是脑子里一下子就出现一个完整的曲子？
崔健：以前有过很多这样的歌，是先有旋律的，后来就没有了，因为不相信灵感了，而相信一种理性的创作。所以我更多的是去寻找一种节奏。因为我觉得旋律的东西都是带着一种缠绵的浪漫的情绪，不够理性。弹吉他找旋律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更深地表达我的艺术感受了。

记者：电脑介入你的创作，会不会影响你的创造力？是不是电脑里给你的节奏会把你带走？
崔健：电脑肯定是一个创作的理性的平台，没有节奏的话就不知道怎样下手——那样写出来的歌不是你渴望的创作。我觉得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你想创作的时候才创作的情况下出来的。所以我写歌特别慢。我以前就说过，好的艺术品一定要象个植物一样自己长出来，千万不要催生出来。

记者：那你多久会有一次那样创作的冲动呢？
崔健：每次创作都会相对淋漓尽致了一把。当你痛快完了之后就需要重新积累，那这个积累的过程会很长。

记者：大多数听你歌的人是迷恋你的歌词的，因为你歌词的思想性是那么强，我觉得似乎是你想表达某种思想、想说某些话才去写歌，而刚才你说你先有了音乐才有歌词，你的创作过程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
崔健：是的，我的命题都是最后写。别人写歌可能是先有命题后写词，然后作曲，然后配器，然后节奏。我正好是反的：先出节奏，后出配器，然后想唱便填词，填完词再起名字。

记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顺序？
崔健：因为音乐是身体的，是从身体里出来的。我不喜欢没有感觉的时候硬写，我宁可不拿出来，也不给自己下指标。

记者：你竟然是在填词！那为什么大家会从里面会读出很多思考？
崔健：那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因为不太甘心跟别人说的一样，这增加了我独立思考能力。面对所有事情，我喜欢首先去怀疑。后来我发现这种怀疑是一种残酷，这种残酷只能适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能承受多少。

记者：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报着怀疑的态度？是想从中发现真相？
崔健：我记得我12、3岁的时候看电视就老在骂傻B，我非常感谢我的妈妈，她从来不认为我是在说脏话，她只是在笑，她觉得很好玩，我就得到一种鼓励。她从来没有要求我不能那样想，从来没有制止过我，镇压过我。

记者：音乐自己从身体里出来，这是你生命的本能。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东西，但你的歌词又是那里理性的思考，但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两个人在同时做两件事，你明白我吗？
崔健：那我还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做的事呢，比如说我去做录音师做音响师。

记者：你觉得音乐本身有思想么？撇开交响乐不谈。
崔健：如果有的话，也是再生出来的，一定不是原创的，音乐不是多么理性的东西，他本身没有思想——我是一个创作者我自己知道。音乐撞击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它会再生出来某种新的东西。所以不要相信理论家，也不要相信作曲家本身，你就相信自己的理解就够了。

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
记者：你在创作歌词的时候有政治的概念吗？
崔健：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正常的人，没有政治的判断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残废，是自我阉割的阿Q，还自以为是时尚，其实都是骗人的。人有选举权，是因为你十八岁之后，身体里面就有一种政治机能。如果你不关心政治，你就浪费了这个机能，等于说你自我放弃了这个权利。

记者：政治是人的一种本能？
崔健：我认为一个没有选举意识的人是精神残疾。

记者：那你觉得周作人梁实秋那样的人呢？
崔健：我觉得他们是一种选择之后的放弃。

记者：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不参与政治生活，但那一定是基于你的一种政治判断？
崔健：我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我愿意不愿意使而已。但是好多人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其实这个权利标志着你所有的理性活动都要活跃起来，被人关注起来。比如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就是不喜欢考政治，这本身就是政治！是对政治有判断！而且她的政治个性比任何人都强。“你为什么要考我政治，这个东西跟我的未来没有一点关系，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这种考核制度就是该被废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个性。不要以为很多人政治考得好就是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恰恰相反，考得好的人大多没有政治意识。他们把政治当成一种可以浪费的技巧。考得最好的人可能最不相信马列主义。

东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
记者：记者：你的歌词，早期是浪漫的东西比较多，中期直接面对政治的东西比较多，现在转到对人格人性的批判，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转变的过程？
崔健：中国人有很多人“性无能”，更有很多人“爱无能”，还有一种是 “个性无能”、“人格无能”。我有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第三者。许多人的个性是给可以欺负的那个人看的，而不是在表现爱护人的时候表现。

记者：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崔健：中国人不愿意建立有原则的个性，中国人更愿意建立仗义和情感的原则。所谓原则不是建立在思想活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感情活动的基础上。仗义和有信任是两回事，感情基础上建立的是仗义，而思想活动基础上建立的是原则。实际上，当一个人思维的线条清晰地展示给对方的时候，对方才会信任你。所以我觉得东方人在人格上的思维是不被发现和重视的。东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情感细腻，思维粗糙。

记者：你认为跟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关系么？
崔健：我觉得不能那么简单地看待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这么深远地左右了东方民族几千年的发展，是一个悲剧。这也许是因为统治者的专制，而不是因为思想家的专制。因为思想家是没有这个权利和机会去专制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统治者认为创作、个性是危险的，这种思想长期控制着人们。还有可能是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一个习惯性的判断，对危险与机会——大部分人会认为在危险面前，被镇压的机会会大于成功的机会。我觉得危险的面前成功的可能性占50%。

记者：那你这样的判断是从哪来的？
崔健：我觉得是直觉和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吧？！不能光是理性的也不能光是感性的。在我最火的时候我没那么得意，在我前几年比较低潮的时候也没人想象的那么沉重。现在很多人都说我复出了，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觉得现在的演出比以前少了，呵呵。而且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工作只为了一场演出，我觉得还挺亏的呢。我觉得一个媒体给大众造成的印象，在我脑子里完全不是一个标准。


没有原则的理性不叫理性，没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
记者：你刚才说的危险，你觉得对你来说什么是危险？
崔健：未知。你的原则加上未知，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危险。如果没有原则的话你就没有必要试探危险。

记者：等于说你的原则是指你的理性、你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目的性？
崔健：没有原则的理性不叫理性，没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感性中和没有原则的理性中。

记者：那你对外在环境有危险的感觉么？
崔健：我觉得一个人对外在环境的判断是比较自然的，我觉得你完全没有一个特别的必要从政治上的“原则”概念来理解。大家一说原则都会想到政治上的原则，而且对政治有一种恐惧，有着“要保持距离”的一种潜意识，其实政治是你身体中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游戏。


现在的媒体满足的是人的一种阅读欲
记者：你刚才说到媒体，我想问你，你对媒体怎样看待？你觉得媒体是个什么东西？
崔健：我觉得现在的媒体满足的是人的一种阅读欲而不是求知欲。求知欲是知道真实的欲望，我觉得中华文化里面没有真正的天翻地覆的自由的变化。我觉得媒体首先应该表达现实，记录社会现实。媒体没有做到这个的话，就只是在满足人的阅读欲。

记者：我觉得是“窥视欲”。
崔健：说“窥视欲”是在贬低读者，而不是在批判媒体。因为本身阅读就是窥视，没有隐私就没有文学。阅读就是因为人想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文学是公开化人的隐私，美化人的隐私么！

记者：我看一本书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在里面读到自己。
崔健：读到意外的自己，并不是实际的自己。我觉得阅读是挺无聊的。

记者：你自己不阅读吗？
崔健：我只在需要阅读的时候阅读。听音乐也一样，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只要你能获得一种感受就可以，阅读也一样。中国是个文字大国，一直都是文字至上的，解释似乎比创作更有意义。多的是解释者，而不是实干者。

记者：你刚才在说音乐也是一种知识，你是指什么知识呢？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是获取一种营养，我在里面没有学到什么理性的思考，对你来说，知识是什么概念呢？

崔健：我觉得知识是一种平衡，是一种独立思考，是你渴望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的东西。唯音乐和唯文学都是危险的，我觉得人对知识的获取应该是平衡的。是自己必须用很长时间来消化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你才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很多人永远觉得自己要求学，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歧视，一种自我贬低。我觉得知识是为了自己使用的，而不是为了炫耀用的。当你的五脏六腑正常工作的时候你才需要吃东西，如果你不消化不排泄，你硬吃东西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常的思维方式没有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时候，学来的知识就是无用的垃圾。

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自己幸福
记者：你觉得音乐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音乐在文化里占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崔健：我不是一个唯音乐主义，这是一个平衡。音乐是我生长的环境造成的，音乐是我能掌握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人与人之间就要搭配，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人在一个方面很出色，他一定会在别的方面很弱，甚至白痴，所以需要合作。人真正的幸福是需要合作的，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人的成功最多的就是三分之一需要个人的努力。但是你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这个三分之一，如果没有这三分之一，就不可能成功。

记者：你认为另外三分之二是什么呢？
崔健：一定要从朋友那、从生活那里学到特别多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你的运气。

记者：你认为成功是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发挥到及至吗？
崔健：我认为每个人在社会发展里程中发挥好自己的角色。成功不成功不是一个标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你自己。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但是约翰列农一死，披头士就没魂了，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的内心的情绪一个什么样的鼓励，当你想到什么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他在温暖地支持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前者对后者的一个最重要的遗产。

记者：你认为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崔健：艺术家存在的意义是他想的事情让正常人不理解。

记者：艺术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想是什么呢？
崔健：一个艺术家应该坚持一种感性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你的感性可以说是一种撒泼、或者说是一种野蛮，或者说是一种针对行动背叛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

记者：对你来说自由的概念是什么？
崔健：在你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奇想。

记者：那任何时候你也可以天马行空地幻想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崔健：文化大革命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必须想的一样。艺术家就是要随便想。一个人的畅想是社会的财富还是灾难？一个保守的人会觉得所有人都会畅想是社会的灾难，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畅想是一个财富。

记者：你认为人的创造力是来自哪里？
崔健：想法。人必须有非常自由的思维方式，如果没有自由的思维的话，人们很容易会掉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你的道德准则的建立是会非常小气的。创造的意义在于对自己过去的背叛，如果你没有对过去的背叛你并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不复制自己，是一种创造。


重要的是自由创作意识
记者：你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怎么看？
崔健：我觉得摇滚乐这个词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创作意识。通过创作表达自己。摇滚给我们带来的真正感受是自由的感觉，是面对现实的感觉，这是他存在的美。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美，这个词的外表都可以去掉。我渴望听到人们说话的时候在活跃的思考，活跃的观察，在乐观的生活，不妥协的，在畅想。

记者：但是中国的学术界好象还没有专家在探讨摇滚的意义和实质的。
崔健：评论家如果不能对现实去批判，就不能称为一个评论家。特别是现代艺术一定要跟现实嫁接起来。好的评论家就应该鼓励人思考，而不是说“丫不懂你丫多学学”，我最讨厌的是这种东西。我希望一个真正好的老师是让人真正对音乐感兴趣，而不是对一个人成功之后的生活方式感兴趣，一个成功的生活方式是最无聊的，一个音乐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为什么喜欢滚石？他们就是不合作！他们找到对自身的忠实，和对贿赂的反叛。


性就是你身体发出的质问
记者：你的歌词中有许多是在描写性的，但是人们却从中看到了政治，你认为性跟政治是什么关系？
崔健：性是一种最公平的检验尺度，我把性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性开放不是一种乱淫的概念，而是一种个性真正开放的一种概念。你对性彻底的读解，你就可以读解自己的政治，包括你自己惧。性是一个特别清晰的界限，阴就是阴阳就是阳。如果你对性上睁眼说瞎话，就代表你政治上的虚伪。

记者：你面对性是等于面对真实的自己？你要装模做样还是一针见血是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方式？
崔健：可以这样说。性是现实给你的一个知识，而不是别人的积累给你的知识。性是直接跟你对话，不是通过文学或者其他的载体传达的知识，性就是你身体发出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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