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漫步]吴劳：半世纪内的两次历史大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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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作者：吴劳，《老人与海》的译者，我踏进译文第一天起结识的老顽童，值得反复挖掘的富矿。本文经删节后发表在《万象》上，这是完整版。


半世纪内的两次历史大颠倒



——“劳大”一年回忆






“四人帮”倒台时，我正在苏州机床厂铸锻车间任外包小工。经统战部门的安排，在右派“改正”前即让我归队，于一九七八年十月进江苏师范学院英语系任外包教师。工资仍是三十六元，仍到街道办事处领取。第二年，钱伟长作江南之行，在师院大礼堂作讲话时说当年的“一面倒”政策其实未必明智，因为苏联在工业方面并不处于世界先进之列，紧跟这老大哥走，对我们的经济建设不利。我当时心里嘀咕：不知钱老你今天是“事后诸葛亮”，还是早有此想，因时辰未到，不敢透露！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






“天翻地覆慨而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标志了对蒋家王朝的历史的一次大颠倒。我当时是北京“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中的一名学员，这对我们这批旧社会来的大学生是一次大考验。



首先是个去留问题。



原来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后不久，传来北平外国语学校招生的消息。圣约翰大学的进步学生大肆宣传北平的奶油冰棍如何奶水充足，法国面包房的西点如何奶香扑鼻，学习毕业后可做外交官等等，动员我们去报考。我不顾再读一个学期即可修毕英国文学系的学士课程，也报了名，经过笔试、体检，和四百零九名录取生集中交大待命，因为当时尚未建国，铁路尚未完全畅通。不久，突然宣布抽出一百多名先行北上。我们于七月底到达北平南池子接待站，从已报到的北方学员口中得知这里是“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由军委二局领导，学习好后将安排干机密情报工作！这下子我们的外交官梦给打破啦！有位约大同学竟征集大家签名，要求回外国语学校。领导上说这种手段是对付国民党的，姑念你们不明白，不怪你们。不久，有位北方学员回母校去要求复学了。队部把他找了回来，那是个内向的白面书生，当着大家的面动情地解释自己不是当兵干机密工作的料。我不由想起写《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上面明白留人首先要留心，还是把他放走了。有些南方学员则采用另外一种办法：着家里拍一份“母病速回”之类内容的电报，请假回沪后迟迟不归队，领导上摸清情况后在大会上宣布一声“谁谁谁已开了小差”，也就算了。



我性格外向，心里有话必欲一吐而后快，自问也不是干机密工作的料，但还是留下了。我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集中政治学习，检验一下已形成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也好。既来之，则安之，今后的日子长着哪！






集体生活丰富多彩






接下来是思想改造的问题。



外训班在建国前夕搬到了颐和园东一马平川上一大片日本鬼子留下的营房，听说后来傅作义曾在那里安下他的“剿匪总司令部”。当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第二期学员（其中有梅熹、沈从文和“江南一枝笔”唐大郎等文化名人）以及后来来京的外国语学校其他录取生都在那里，分成四个部。这批营房开了后来大专院校中遍地开花的筒子楼宿舍的先声：长方形的平房，纵贯一条通道，两旁是一个个大房间。我们二十个人一小组占一间，十六名男生沿墙打一圈统铺，中间放四张长方书桌和相当数量的连台板的靠背木椅。听报告后就着发下的提纲进行讨论，四名女生则从她们的集体宿舍前来参加。大家都是从旧大学来的，其中不乏高才生，除了一些担任小组长的已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团外，理论上讲都得通过思想改造才能走上工作岗位。



当时的小组讨论可热闹啦！我们第一次听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口号，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因而针对进步学生提出的新气象，我们报以看到的落后现象，他们说这是个别现象。我们你一言，我一语，越提越多了，有个聪明人竟发出了“个别现象何其多也”的感叹！看来当时上面“求贤若渴”，故而以“礼贤下士”的精神把我们的这种话美其名曰“怪话”，反而号召我们多多亮出这种“活思想”。我尤其觉得“得其所哉”，竟和一位讲广东官话的幽默家拿文件上的词句抠起字眼儿来。他常常撅着嘴说：“祖国的文字太妙了！”



每天晚饭后有两小时自由活动时间，我常常和在北上的火车上认识的新朋友叶麟鎏（他因姓名笔画太多，起了个革命名字叶丹）和他在外国语学校的女友，还有也在外国语学校的我的哥哥国瑞及同学徐汝椿等人去附近西苑镇上孵茶馆：每人泡一杯茶，买些老百姓叫做“穷人梦”的香瓜子，堆在桌上，边嗑边侃。我们在参加开国大典前夕发下橄榄绿新军装，有大盖帽和装三角形垫肩的上衣。平时仍穿软军帽的军衣，左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志反面没有番号。外校学员则记得穿的是日本军队的剩余物资黄色军服，冬天记得是黑色棉袄棉裤，我们则是军绿色的。早听说北京冬天可达零下二十度，但领导上说好在一般是大太阳，穿着棉军服随地可坐，屁股下厚厚的，如同坐沙发。此言果然不虚。但我从小怕热，穿西装打了领带，参加婚礼或什么派对，人多的地方巴不得松开领口散散热，到今天还是如此。在南池子时，领导上要我们至少三个人一起上街，好像我们已经心里装满了军事秘密。我们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往往会有站岗的年轻战士对我一个敬礼，指指我的咽喉。原来军上衣的领扣没有扣上。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叫做“风纪扣”。我当即扣上，但等走过他的身边，便立马解开，以致后来西苑的老百姓纳闷：哪来这么一批自由散漫的解放军！



筒子楼一端的大统间是盥洗室，另一端的叫“俱乐部”，白墙上贴有宣传标语及墙报之类。逢到节期，根据延安传统，竟然开起舞会来！自有积极分子事先在毛糙的水泥地上洒上滑石粉。起初没有唱机唱片，由一人击鼓作为伴奏。往往击了一阵子篷拆拆拆四步头，有人提出换换花头，于是改为篷拆拆三步头，居然也敲得出慢三步和快三步之分。击鼓者往往为“不舞之鹤“，但忠于职守，乐此不疲。还有只不舞之鹤则在舞伴之间穿行，补洒上滑石粉，也好算是“穷开心”！






嗯嗯哼哼的杨献珍






正式开学后，由就在颐和园北边的马列学院的两位老师（当时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大学的教授职称！）杨献珍和艾思奇来给我们上课。原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半年一期，这两位实际上是他们请来的，我们外训班和外国语学校学员则一起参加听课，在操场上五千人一起，场面浩大。身穿棉军服，安坐小板凳，在北国的晴空下，只见主讲人背后一抹青山，山前盆景般的玉泉山上一座小宝塔，倒也别致煞人！



杨献珍是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他开讲“社会发展史”，主要是照本宣读，中间还要用“嗯”、“哼”来过度，听来没劲。但内容却是新鲜的，和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的世界史不同。他开宗明义第一讲是“五种生产方式”：人类的历史经过原始公社、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生产方式，将必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而走向高级公社，即共产主义社会。这里似该指出，commune一词在欧洲各种语言中都源自拉丁文，意即公社。但是日本人把Communist Party译为共产党，用的是汉字！而《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为当时的“公社主义者同盟”所撰写的纲领。我国早期学者在翻译西方社科著作时大量吸收了日本人的译名，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例。现在大家叫得很顺的“共产党”实际上列宁于一九一七年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布尔什维克派在“十月革命”中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后于第二年改名的，其他盟党这才都采用共产党这个名称。



杨献珍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那么进入了共产主义又怎么样呢？那时国家已经消亡，人们的觉悟空前高涨，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竟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了！我想这倒奇了！我们小组学习时，听从领导的吩咐，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思想改造的武器。在旧大学时，同学间有时有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事后不必定要自我检讨一番，倒是走路时不小心碰了人，嘴里来一声“骚来”（sorry，对不起），可是说顺了口，并不往心里去，乃是那时流行的洋风而已。



这种困惑并非我一人所有。有个平时难得发言的纯情姑娘猛不丁开言道：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汽车撞死了人，也批评批评算了？弄得大家一时为之语塞！






烟不离手的艾思奇






艾思奇年纪轻，小身材，方脸盘，肤色苍白，像个理性挂帅、日夜思考哲学问题的书生。他出道早，撰写的《大众哲学》已成为“干部必读”的畅销书。他给我们讲解“唯物辩证法”。我听说这是高深的哲学玩艺，但从小接触的是电影、音乐和文学作品，对社会科学不感兴趣。念初中时，老师有一回问大家何为哲学？一位姓方的同学举手回答那是人生观和宇宙观。我想很对，一个人对人生和宇宙总该多少有个看法吧。一九四六年初进约大时，萨特的现代存在主义正在西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大行其道。苏联作家爱伦堡十月革命前流亡巴黎，革命后不久再度旅居西欧，后来担任苏联几家报纸的驻欧编辑，一九四一年回苏联后发表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根据当时法国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动态探讨巴黎所以陷落的原因。作家徐迟根据英译本翻译过来，在四十年代中成为当时知识界精英的必读书。二战后爱伦堡旧地重游，曾报道观光存在主义者地下室俱乐部的体会：只见一屋子烟雾弥漫，灯光暗淡，不但座无虚席，四壁和通出口处的阶梯上都站满了人，侍者见来的是贵宾，竟不可思议地变出一张两本词典大小的小桌来。后来在法国影片《没有留下地址》中看到了形像化的描绘，还有幸看到由法国众多诗人、作曲家为之作词谱曲因而被萨特称之为歌声中“包含几百万首诗”的朱丽叶·格雷科女士的精彩表演：一头童花式的黑发，一身黑色长袖针织紧身衣，低沉的嗓音，低回的旋律，令人沉醉。



原来萨特不信人是神创造的，认为先有存在后有意识，所以强调人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而且应该为后果负责。我从小在家有家庭教师教授英、国、算，十岁时和比我长一岁的哥哥国瑞考进美国教会办的振声中学附小四年级，两个姐姐也进了同一教会办的英华女中。在校时我们唱赞美诗，集体做礼拜，但是四个人都没有信教，理由竟不谋而合：对《圣经》上宣扬的耶稣干的奇迹想不通，尤其是有次和门徒出行，一路跟随者达五千人，天色晚了，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那知耶稣对着它们念念有词，亲手掰开，分给众人，结果不但大家吃饱了，吃剩的残屑竟装满了十二只篮子！我们以为这种瞎话是骗骗愚夫愚妇的，我辈知书达理，如何信得！但对萨特强调人是生来自由的，自己做事自己负责，却完全配我这个自由主义者的胃口！



却说我们这辈大学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下，对斯大林极权统治有所了解。听说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当初欢呼新社会的来临，结果自杀了。高尔基出国了。一九三六年的莫斯科审判使有些欧洲的共产党作家幻灭了。但艾思奇讲课很生动，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对着麦克风，每讲两三句话，便凑在嘴上吸一口。当时通行有问题可写在小纸条上，拍拍前排学员的肩，请他如是一排排传上前去，自有助手接过，交给主讲的同志。一般是积起来最后集中解答。当时提得较多的是涉及苏联和我们的关系。艾思奇不得不担任起老大哥的辩护士来，这原是“一面倒”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两千年来孔孟之道倡导的“为尊者讳”的例行公事。例如把一吨苹果跟苏联换一吨钢材的问题，艾说实际上老大哥什么都不缺，因我国急需钢材，作为友好表现，才这样交换的。但我们心里嘀咕：一吨钢材才几根，一吨苹果可要偌大一堆哪！我对这么讲特别不满，在交大集中期间就曾为苏联在东北搬机器事和进步同学展开过“舌战群儒”式的争论，这在我还只是初露锋芒！



艾思奇讲解“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后，有人提条子，要他讲讲“否定之否定”那一条。当时似乎不止一张条子，他看后就打断了话头，立即郑重其事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不会垮台！”当时我党推翻蒋家王朝还不久，我们被教导过到共产主义社会党和国家都要消亡，但艾似乎心想你们急什么呀，才这样把问题搪塞过去。这回答一时在我们学员中间传为美谈。






我发现自己是个戏剧天才






当时王科一和我同小组。有天晚上熄灯后，我听到室外有动静，原来有好些学员把木椅搬到了走廊上，沿墙排成两行，在温习英语或专业课呢！只见王正在埋头翻译美共机关月刊《群众与主流》上土耳其诗人纳辛姆·希克梅特的“狱中诗草”。他一见是我，问我有几行诗该怎么理解。我谈了我的看法，他眼珠子一转，马上提出对应的中文词句，我们就切磋起来。译文不久便在上海一家期刊上刊出了。王科一来自黄山脚下，父亲开一小中药铺，因弟妹众多，经济不胜负担，常被迫辍学，但发愤自学，比我小一岁，经历却丰富得多，早已当过短期的中小学老师，终于考上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的暨南大学英语系。他有本剪贴簿，上面是在报刊上发表的小品文和诗作，常用笔名黄枯叶。



我觉得他长得跟艾思奇很像，连烟瘾也差不离，夹烟的两指给熏得黄黄的。灵感来了！我竟自编自导了一部活报剧《从猿到人》，还自演剧中的男（？）二号“类人猿”，把男一号“艾思奇”拱手让给王科一！排练时很简单：开场时由王上台，用手敲敲麦克风，问一声“后面听得见吗？”哪知正式演出时，王大洒狗血，一叠连声地问：“前面听得见吗？左边听得见吗？右边听得见吗？后面听得见吗？”害得我这头身穿翻转皮衣、上面缀着些枯叶的“类人猿”在台上整整多爬了一圈！只怪我采用了幕表制，没有书面的剧本。我当然没有对白，却让王上了台随意发挥，讲解“从猿到人”的过程，那头畜生则跑着圆场，渐渐直立起来。我要王学艾的习惯动作，每讲两三句话，就把一手夹着的烟凑到嘴上吸一口。我不吸烟，作为道具，向队部领了一包，做到“真烟上台”，让王免费过足了烟瘾！到全剧高潮处，让王抛出那句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警句。我们这两头初生之犊就这么过了一把瘾！






我在外训班提出的“二论”






由于“一面倒”，当时队部关于国际形势的宣传竟然照搬三十年代斯大林掌权后的那一套：什么一九二九年华尔街经济大恐怖后，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了总危机啦，全世界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捍卫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啦，甚至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口号，就是说要把胳膊朝外拐，朝苏联拐！这一来，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开进我国东三省端掉了日本关东军后把蒋介石的家当搬回家去壮大自己的经济，便顺理成章啦！



但是我对二战胜利后的国际格局了如指掌。美国一方面派麦克阿瑟坐镇东京，把日本搞“民主化”，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和英、法三国共管西柏林和西德，搞非纳粹化，并颁布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各国治疗战争创伤，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一大国，以致因罗斯福死在任上而接任的原副总统杜鲁门公开宣称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苏联呢，二战中牺牲了二千万人，正在休养生息，我们还刚建国，接下的是国民党的一个烂摊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衷是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各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来建立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却认为由一批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职业革命家，在一个国家中便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当时八字还没有一撇哪！可是杨献珍振振有辞地宣扬将必然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我在小组中大放厥词，说这种理论只能称之为“科学宿命论”！



我一向带头发言，领导上起先还表扬我敢于亮出“活思想”，那知我竟提到了“理论”的高度，队部不得不为我开了次“思想教育大会”，以正视听。学员们思想情况也很复杂，提的意见可说真正是“和风细雨”式的，这该和苏联后来在知识分子圈子内开展的“荣誉审判会”差不离吧。气氛这么轻松，我的骨头轻了，在会末表态时幽了一默：我一向心直口快，天生不宜干机密工作，但愿娶个共产党员，把机密讲给她听，就不致外传了。那知我们的王枚教务长接过碴来：只要你好好改造，也许真会有个漂亮的女党员愿意嫁给你呢！后来有一次我到一大队一个小组去，有几名女生向我逼供：有本《一个女共产党员》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在这亦庄亦谐的氛围中，我练就了一副“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的本领。我掌握的马列主义语言不要多熟练噢！我善于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对自我批评更是小菜一碟，可是并不往心里去。我说这叫“两部机器论”，在小组会上开一部，私下开另一部，方便得很。我曾深刻检讨当初责难苏联在东北搬机器，说这正是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配合了国际反共势力，恣意污蔑老大哥！当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已结束，我们也拿到了毕业的证件，大家写好了自传，转到在政治学习外由郑夔、戴钢两位革命教师开英语课复习业务的阶段。王科一结合自己的家庭出身，自传中总结出他的主导思想为“向上爬”，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检讨，把自己这样糟蹋，我说这叫自我讽刺，不打紧的。



我出身于苏州桃花坞大街的“大吴家里”，曾祖父靠办烧酒行起家，人称“烧酒行吴”。父亲兄弟共六人，大伯未老先衰，吃素念佛。二伯画得一手好山水，还精通中医医道。三伯婚后早早去世。我父亲行四，擅长花卉，在苏州美专任教，五叔也画山水，六叔则擅长齐白石式的小品花卉。六兄弟中四人为国画家，故又有“画门”之称，该是典型的江南书香门第，辈分按“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八字排列。我学名吴国祺，家庭出身按阶级分析该是“工商地主”，但本人成分是学生，一无历史问题，只是油嘴滑舌一些，所以领导上接受我总结出的主导思想为“戏剧人生观”并且让我当众上演了那出《从猿到人》活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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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委和我摊牌了






恢复英语复习后，我在小组中担任小先生，改改学员们的英文作文什么的。周末舞会偶尔跳上几只。约大同学朱定当时已发表短篇小说《关连长》，曾在“俱乐部”接待石挥和杨柳青商谈搬上银幕的事宜。他在重庆当过伞兵，在约大打过橄榄球，这时居然在水泥地上和一位上海淑女扭起伦巴来！我和同做“穷人梦”的那批亲友周日转移到北边小山包上去玩，那里有些口琴式的废墟，一排排双层砖砌结构，窗口是一个个空洞，既有历史的苍凉，又有些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味道，正适合我们这些“同学年少”在这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的心情。领导明知我不安心，却见我日子过得挺欢，眼看学习一年即将期满，要正式宣誓入伍了，王政委这才叫我去谈话。他说不愿干机密工作，可以，调你去东北部队做文化教员怎么样。我说只想回上海去复学。他说可以，但得再开次大会，向大家做个交代。我说我理解。大会结束时，王宣布给我作出开除军籍、学籍的处分，等我回到居民里，把我的材料送到那里（我心里偷着乐：可以回上海了），如果回到约大，把我的材料送到学校去（可以回约大了）。会后王枚教务长叫我去。一进他的房间，见到墙上挂有他手书的对联和横幅，我便从书法谈起。他说现在忙于革命工作，无暇及此。他勉励我念好了书，好好工作，好好做人。我就这样于一九五零年七月底从部队领了路条，带了两件行李，离开外训班。当时火车只有硬座，倒保留了一节餐车，但已打破了旧社会头等车吃西餐、二等车蛋炒饭、三等车茶叶蛋的格局，只供应客饭，一菜一汤，但下午无人，可以泡杯清茶坐坐。我看看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到的一本过期的美国《戏剧艺术》月刊，望望窗外华北大平原在朝后退去，心如止水，一生中这重要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






约大一派好风光






当时黄嘉德在任文学院院长，他说新开的夏季学期即将开始，接着读一个秋季学期，可以轻松地凑足学分，于第二年初毕业。在外训班时接老同学来信，说约大女生响应孙夫人号召，都穿上了长旗袍！回来一看，果然如此。不过大都用布料裁制，甚至有用藏青色阴丹士林布的。但当时的红帮裁缝很有一手，裁得靠身极了。而且解放了，都不兴涂脂抹粉，连浅红半透明的“丹奇”唇膏也不抹，全靠天生丽质，更合我意。这一年中系内添了不少新面孔。有位姚赞謇，长得很秀气，鼻架秀朗式眼镜，酷似香港明星吴启华。他富有诗人气质，特别向我推荐一位女生。只见她眉目如画，身穿一袭浅色地上洒有一朵朵蓝色莫忘我小花的紧身旗袍，真是仪态万方！回想起来，比《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要强得多。可惜她早已有了固定男友，我们只能靠边站着，默默欣赏了。她至今一头黑发，身子发福了，但比以前开朗得多，校友会上常常见面，有说有笑。



黄嘉德很器重我，才不管什么王政委念念不忘地要送来送去的材料，说我在北京学习过，叫我领导外文系毕业班的小组学习。当时毕业分配并不具体到人，只发下一纸名单，计开部队一名、公安几名、教育系统几名等等，由大家协商“认领”。那知就是这位我心仪的女生，竟提出要我去顶那个部队的名额！我想你好狠心，我好不容易脱出身来，你还要我去自投罗网！当然，她不过是开开玩笑，一相情愿可以让大家挑留在上海的名额了。



我就在这温馨宽松的气氛中毕了业，手执文凭，在校园里，方帽子歪歪斜斜地拍了张团体照，并且在那一届的硬面校刊上刊出一幅戴方帽子的标准像，却是一副温文儒雅的青年知识分子气派，和私下的随便风格大不合拍。我没有参加分配，也不急于找工作，却留恋大学生活，依然常去图书馆借书，看报刊，找资料。



且说王科一宣誓入伍后，也强调不愿干机密工作，被调至三局翻译军事资料。他一心想搞文学翻译，但那时的有志青年无法选择自己的道路，结果被开除了团籍才能回上海复旦大学复学（那时暨大的外语系已并进了复旦），我们这两头初生之犊又走到了一起，合作翻译。外训班时，我们时常按北方习惯，互称“王老”，“吴老”。我才以谐音的“吴劳”为笔名，开始做一个专业的文艺翻译工作者，他则进了私营出版社当编辑，后来专攻他心爱的英国文学，推出了《傲慢与偏见》、《远大前程》等名著名译，圆了他的文学梦。我后来转向我偏爱的现当代美国文学了。



外训班这一年的学习，使我能熟练地运用阶级分析的语言来翻译进步文学作品，并且从此坚持独立思考，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正是伟人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要求，但是后来却被民盟上海市委把我打成一个“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极右分子，送了劳动教养！这是后话，本文不谈。




事实证明我的“二论”竟是事前诸葛亮






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上海敲锣打鼓欢呼进入社会主义，当时的陈毅市长头脑比较清醒，要新闻界不要过分宣传，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蹩脚来西！”随后，赫鲁晓夫提出要“七年赶美”，我国也提出要“八年超英”！当时确有一项成果，那就是开士米羊毛衫。据我国专家审定：开士米为外来语，应正名为紫羊绒。当时我在大光明电影院旁一家羊毛衫专卖店买了一件这种背心，一九五八年九月底被发配至福建武夷山麓劳教农场时带在包里。这件“超英产品”后来还有一段有惊无险的故事，我将在我的劳教回忆录中以飨读者。



随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等等，我在农场里，没有体验。闽北这贫瘠的山区也没有什么动静。据说上海人给折腾得够呛！我一九六二年底回苏时，这些闹剧已一一搬演过。可是偏偏不买帐，但等执行了“八字方针”，货架上有些东西了，竟一不做二不休，来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老大哥也不甘寂寞。赫鲁晓夫硬充内行乱弹琴，发起大规模的开荒运动，结果大面积破坏生态。他被轰下台后，取而代之的勃列日涅夫竟比扬言“条条大路通社会主义”的莫洛托夫更进一步，宣称这一代人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呢，这位“新沙皇”整整在位一十八年，由老迈年高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接任，不到三年相继去世，大权终于落到少壮派戈尔巴乔夫之手，成为苏共的掘墓人！



这是历史的嘲弄。列宁和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这样又成为空想。我的“科学宿命论”不幸言中了。实在科学是假，宿命是真！割断了和汪洋大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妄图建设人间天堂，焉得不败！七十多年惨淡经营，毁于一旦，没有引起一点反抗。想不到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预言，竟在老大哥身上得到了应验。多年来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付之时光的流水。我想到我的另一论“两部机器论”也可说是言之有理。



我把人生看作戏剧可说是玩世不恭。可是前面说过，我是倾向于存在主义的，自己作出的选择得由自己负责，但生在大工商地主家不是我选择的。我在旧大学受的教育告诉我思想是谈不上有罪还是无罪的，要有了行动才能由法律或道德来判断是否对社会有害。所以在学习及写思想总结时得无中生有地深挖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根源”，不是开玩笑吗？幸而这套阶级分析极容易掌握，所以我能在小组中谈笑风生地推销我的“两部机器论”。再说，我当初报考的是外国语学校，把我抽调到军委二局又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凭什么要开除了军籍、学籍才能让我回上海！而且明明当时我还没有军籍，这可是吓不倒我的。



一九八五年八月洛阳军外院建立上海校友会时，主动发信给我。当时王枚在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住在淮海路高安路一所有院子的旧洋房内，在那里遇见不少老战友，真有“回娘家”之感。王枚这好心人别来无恙，倒是那位一板正经、不苟言笑的王政委在运动中含冤自尽了！老战友冯世则在回忆文章《有怨无悔》中沉重地叹道：“我们的政委，我的政委啊！为什么啊？”我们能回答吗？我只知道自己至今没干过一桩坏事。我就这么向王枚表白：没有辜负他当年对我的期望。后来有次校友会上，有位老战友在我发言时插话：多亏了“两部机器论”，才能活到今天！






小平同志把十年浩劫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分歧后，我们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把苏联推进了和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发表“九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没有挺身而出，团结全世界的马列政党，来取代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倒关上了国门搞“文化大革命”。又祭取什么“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乱的是敌人”，这样的局面“我可以叫它三个月停下来”等豪言壮语，结果整整搞了十年，硬是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毛主席仙逝时，我在机床厂当外包小工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活儿不重，把沙坑里拣回来的弯曲的一拃长的元钉一根根敲直，让翻砂工取去再用。不觉已五十三岁，还是和老母“相依为命”的老光棍。我又是心如止水，不知又将迎来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但等消息传来：察院场的大字标语上四人帮的“大名”打上了红杠杠！我起先还想，哪有这样的好事情，必得亲自赶去，亲眼看到了才信。



接下来是“你办事，我”们不“放心”，小平同志再度出山，拨乱反正，把“十年浩劫”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后来在一次劳大同学会上，我说：我生于一九二三年，蒋介石从一九二二年统治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七年；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去世，也是二十七年；拨乱反正到现在，也快二十七年了。我乃是“三朝元老”。幸亏两头是资本主义和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时期，中间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我们知识分子才能大派用场。要是两头是人民民主专政，中间是资本主义，那我早就没戏了。所以这一次历史大颠倒对我来说是顺理成章，得其所哉！倒是林彪所说的那辈“革过命的人”对小平同志的“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子过河论”搞不通了。他们中有位秀才竟上什么万言书了。无奈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我这位老运动员倒交上了好运，竟于五十八岁第一次进国营单位拿工资，干了整整二十二年编辑工作才作罢！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去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国传媒首次作了全方位报道，中央外语台并邀请了有关专家作滚动式的战况分析，配合国际舆论，不时对布什的单边主义作出温和的批评。我当即想到半世纪前的朝鲜战争，那时美国组成了以它为主的十六国联合国部队。我们当时“一面倒”，只能紧跟斯大林的战略步骤，派出志愿军，一战三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可问题至今没解决。要等苏联解体后，才真相大白。这促使我对六十岁以下的朋友讲：你们在红旗下成长的可吃亏了。你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在筛选过的信息中形成的，而我进外训班时，早已熟悉三四十年代二战前后的国际形势，故而能知过去未来，不信那套豪言壮语！



小平同志毕竟在年轻时到德、法勤工俭学，吃过洋面包，见过世面。他明白无误地提出我们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我们回到现实的基础上来。



今年五月，劳大外训班五十五周年，在南京搞了次“钟山唱晚”的聚会，由总参南京干休所政工办年轻的薛志泽干事一手操办，把我这“逃兵”也和多数有军队离休干部荣誉证的老战友一视同仁，尊为老首长。他们今天在京沪等大城市干休所中安度晚年，大都为师级干部，也不乏军级干部，其中上海同去的地下党胡斐佩，曾任洛阳军外院院长，为我国四位女少将之一。我这次得知，他们中有些出道较早，在旧社会做过事的，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但他们得到平反后，始终一尘不染，保持了晚节。



反观堂堂北京市委出了陈希同和王宝森！看来当时那边的组织生活瘫痪了，杨献珍寄以厚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失灵了，不然哪会批了二千七百万去兴建别墅，供他们私人享乐！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久经考验的呀！“两部机器论”乃是我这个洞察世事的玩世不恭者关于两面派的公开调侃，但是多年来默默地身体力行这勾当的却大有人在！近年来揭出的大贪污犯的级别一路飚升，已从地方上副职向省委正职进军。往往前脚在动员会上号召反贪，后脚被揭露早在好几年前便收受贿赂来着！






还我道德底线






好像是王朔较早地提出诚实乃是“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针对大学英文教材出版商和“学吏”勾搭分肥的现象，出污泥而不染的陆谷孙在《守住底线》（《文汇报》今年六月十五日）一文中写道：“底线云云，我的体会是最后的一点廉耻心。”他们的要求实在不好算高。我不由回想起哥哥国瑞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离休后到深圳大学任访问教授时结识的一位从费城来的美国青年教师。大约十多年前，我们在上海相会，我说为什么西方好些科学家，甚至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竟笃信宗教。我认为一个人受了适当的教育，长大成人，该有自己的一套道德观念，用不着有个拟人化的神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这位女教师听了说：“换句话说，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进外训班时，已二十六岁，最小的学员，也已十八岁，看来旧社会的教育能使我们做到知书达理、奉公守法。近年听说有四千名大陆贪官逃亡海外。他们中绝大多数在红旗下成长，受了新社会的教育，面对红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党的培养下，身居高位，却在第二次历史大颠倒后过不了关。是穷怕了，故而不吃白不吃，进而不拿白不拿？我常说：当美钞和美女在眼前晃的时候，你今天守住了，保不定明天就守不住。此时，“忽闻海上有仙山”，世上竟然有些国家不但贪污腐化没有死罪，连历代东方专制主义政权奉为天经地义的“杀人者死”的信条也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能不为之雀跃？快快差人打听，原来正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听说都是英国人带的头，他们待坏人可宽大哪！明明刀头子上还在滴血，现场逮住了还得叫嫌犯，还可请律师辩护！明明不打就招供了，偏偏不算数，还得找人证物证！真正杀了人，还得和精神病大夫商量，是不是正在发病！听说这叫犯人也有人权！反正杀了人也不偿命，早已废除了死刑，写进了宪法！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快快投奔去吧！于是，根据不完全统计，整整出逃了四千！还携带了赃款，听说也不多，不过五十个亿，只够我们造个体育场，建座大桥，开条高速公路什么的。我们家大业大，无所谓！



但我们的祖先最爱杀头，用“杀一儆百”来吓唬老百姓。两千年如一日，尽管改朝换代，东方专制主义似乎只有这一招，至多从杀头、绞刑改为枪毙而已！听说“文革”时，这颗市价一角八分的枪子儿不能报销，得由死者家属埋单！



这又是历史的嘲弄。人家正是根据基督教精神才作出这一系列的司法改革，不料被我们这批号称无神论者钻了空子，纷纷投顺，逍遥法外去了。我不禁要问：真理何在！反观我们的广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饱受非人折磨，却只有马思聪一人敢于投奔“自由世界”，而老舍、傅雷、顾圣婴以及老战友王科一等都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是什么使他们留下不走呢？也许他们都和老舍想到一块去了：我是爱祖国的，可是祖国不爱我！他们哪里知道抽象的祖国是永恒的，而具体的祖国是因时而异的！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二十七年上山，二十七年下山






从外训班到现在，我可算是心明眼亮，大彻大悟。



上世纪末，我在为《海明威文集》最后几部零星作品组稿时，汤永宽接受了回忆录《不固定的圣节》，把在国内还鲜为人知的《春潮》退给了我。另外三位中老年译者都不愿接。好在只是个六万字的中篇，我就自己来吧。结果歪打正着，不但美国评论界在八九十年代发现这部于一九二五年先于《太阳照常升起》发表的“处女作”的真价值，我在去年非典时期精读昆德拉的《慢》时，竟发现《春潮》正是能与之媲美的“没有一句正经话的小说”。“非典”作品由我这“非典”人物来翻译，可说是珠联璧合！



且说书中有个小人物，发现一战中在巴黎的一段“艳遇”，竟是让人买了票透过墙上狭孔欣赏的表演！他就此对性事幻灭了。直到有一年春汛（书名取自屠格涅夫同名小说，实在又是误译）期间，落基山脉东坡积雪开始融化，他在密执安州北部一小城的小饭馆中寻思自杀算了。那知合该有事，一个“不爱穿衣服”的印第安妇女背着一个婴孩走进来，弄得在场的人鸡鸣狗跳，只有他若有所悟。那一丝不挂的妇女被撵到了外面雪地里。奇迹发生了，我们的主人公竟陪着她在铁轨上大步走去，一边一件件脱下身上的衣服，扔在路边，一同融入北方的夜色。



海明威在这里把文明世界的道德败坏和一个普通印第安妇女的返朴归真作了对比。一边是利用人的窥淫癖来牟利，另一边却是一心回归大自然。不由想起建国以来，广大人民以虔诚的心情一心投入建设事业，那知在“两个决裂”的指引下，搞起“穷过渡”来，贫下中农拿几只鸡蛋到集市上换点现钱，也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加以批判。我们的革命不是正像一个人在爬山，为了轻装上阵，把衣服从外到里一件件地脱下，但等爬到山顶，连最后一条遮羞布也不要了。可是“高处不胜寒”，这才觉得该下山了，却并不走对面的山路，而是顺着原路下来，以便捡起扔掉的衣物，每捡起一件，咕哝一句“可以为我所用”！



二十七年上山，二十七年下山，结果怎么样呢？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方面，早已下到山脚，走上康庄大道了。但在人文科学方面，却还在半山腰，就是不肯把地上的外衣之类捡起穿上！就拿最近北大收博士生的风波来说，我们还在歌颂建国以来谁谁谁、谁谁谁的教育思想，就是不愿继承蔡元培、陶行知的传统。无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上面提到一比四千的现象，该可说明旧大学的教育所制造的多的是正品，而新社会“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育所制造的却不乏废品！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始终是文艺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因而经常处于江湖之远，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世界。存在主义者的出发点和马克思主义者基本相同，但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远景的展望。萨特曾强调一个人应自由选择生活的道路，但无法保证同志们在你身后一定会继续这个事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可为明证！我们无法替子孙打包票。这是辨证的思维。小平同志深信世事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故而实事求是地把我国定位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香港的回归问题，提出了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方针。关于那时“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回答得很巧妙：到那时也不必变了。“我真的还想再活”四十年，能指望在临终前看到究竟，免得死不瞑目。眼前且把这问题留给读者们去思考吧。






吴 劳



2004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