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曲的城市化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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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潘妤
   无论戏曲圈内的创作演出如何辛苦热闹，对于很多都市人而言，地方戏曲，依然是一个被疏离的领域。圈中的轰动也好、争论也罢，都与他们无关。曾经是中国人文化娱乐生活支撑的戏曲艺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已然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地方戏曲更无异于是“土”和“俗”的代名词，去看一场这样的演出，很可能引来同龄人诧异惊奇的目光。
   面对这样的社会境遇，戏曲人并没有回避自己来自农耕文明的精神特质，然而，他们却不甘于“土”和“俗”的命运定论。于是，一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地方戏曲革命在1990年代便风起云涌，时至今日，已经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是地方戏曲越来越“气派”的舞台面貌，越来越“深邃”的人文精神，甚至于，越来越“相似”的“艺术追求”。
   在这个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存，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为了赢得自己在“新社会”的观众和地位，地方戏曲，也在进行一场城市化的变革和突围。只是，当人们在各类艺术节和戏剧节上看到太多“似驴非马”的所谓“新编戏曲”时，关于地方戏曲个性趋同的担忧，关于地方戏曲生态原貌的留存，已经需要迫切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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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关于地方剧种流失消亡的报告，从未停止过，最近的数字是：1980年代，我国有记载的地方剧种为394个，而目前仍在舞台演出的剧种不足200个。作为农耕文明和乡村社会格局的产物，中国地方戏曲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已经越来越难适应现代都市观众的审美。而承袭旧习的农村市场，似乎是它们仅存的一线生机，但戏曲的从业者们却并不甘心被时代和主流社会淘汰。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就有一些不为上海观众熟知的地方戏曲纷纷登台亮相：滇剧、绍剧、赣剧、晋剧……这些地方剧种带来的均是近两年来的新编剧目。而正在宁波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戏剧节，同样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8台地方戏曲新剧。作为中国规模最高的戏剧展演活动之一，入选中国戏剧节，是各地戏曲院团的莫大殊荣。为了排练一出新剧，从业人员往往要耗费多年的心力，才能把它送到一个得以全国展示的平台。
生态：游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我觉得我们一直游弋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这是现今晋剧界的领军人物谢涛在本次上海艺术节上频繁说起的一句话。由她主演的新编晋剧《范进中举》，前不久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然而，正是这出她和所在的太原市实验晋剧团耗费6年心血创作而成的作品，在山西太原却只演出了2场。令谢涛痛心的，不只整个太原没有合适的剧场，更是晋剧已经失去了整个城市市场。
   在山西，晋剧艺术并不算落寞，这些年，大大小小的晋剧团由原来的100多家发展到200多家，而谢涛所在的山西省太原市晋剧团每年更要演出近250多场。但是，在谢涛看来，这一切都不值得乐观，因为，所有这些演出几乎都是在农村简陋的露天台上完成的。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和民工一样打着铺盖卷，去黄河边的田头村落演出。能够夜宿在学校的教室之中，已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的景况，恐怕是如今所有地方戏曲生存状态的缩影。在全国各大省市，几乎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剧种，其中很多剧种，依靠政府扶持的国家院团维计。然而，这些剧团尽管多是身在省会，其在城市观众中却几乎没有影响。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就说，川剧在成都这个庞大的演出市场几乎没有分到一杯羹。一方面演出商不愿接，因为川剧老戏迷没有消费力；另一方面，川剧也很少有企业赞助商愿意“捧场”……川剧因此离剧场演出越来越远，并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
   即使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地方剧种越剧，其主要市场也都在农村。像浙江小百花这样在世界范围都有一定影响的院团，一年在杭州的演出也不过30多场，大部分也还是在农村，为一些农户的红白喜事或者公司庆典唱“堂会”。而且，由于请剧团去唱戏的一般多是有钱的乡镇企业家，演出的收入往往不菲，远远高于在城市的剧场演出。剧团的生存，也就依赖于这些“下乡演出”。据闻，在浙江，专营“草台班”演出的民间剧团，其收入常常超过正规的国有剧团。一位演出商说，不少浙江的剧团到上海来演出，仅仅是想到这个大码头展示一下自己，往往是揣着钱，做好赔本的准备，要想靠上海的演出赚钱，很难。
矛盾：城乡观众欣赏趣味不同
   “草台班”演出，尽管让岌岌可危的地方剧种获得了生存的保障，但这种不讲求现代剧场艺术的“糊口”演出，却无法满足戏曲工作者对剧种命运的前途思考和艺术追求。谢涛说，由于常年在农村演出，晋剧一直习惯于演农村观众喜欢的传统戏。《范进中举》这样寻求艺术突破的新编剧，剧团在10年间只排了3出。一成不变的面貌，使得晋剧很难赢得年轻观众的青睐，她每每送戏进大学，都会遭遇冷脸。而失去了观众的后继，剧种的惨淡前景是可想而知的。“按照我的理想，希望我们晋剧的演出有1/3在农村、1/3在城市、1/3三分之一在国外。”但在目前，谢涛的这种理想似乎还是“空中楼阁”。
   最大的矛盾在于城市观众和农村观众欣赏趣味的不同。谢涛说，像《范进中举》这样的新编戏，他们能够接受，却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人文意义。上海淮剧团副团长、以三部“都市新淮剧”震动全国剧坛的淮剧小生梁伟平的感受更是鲜明：“这种矛盾很突出，我们的‘都市新淮剧’，在文化界和学生观众中特别受欢迎，但是有些淮剧老戏迷就不喜欢。”而事实上，像上海淮剧团最近新排的《千古韩非》一剧，描写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确实离农民的生活很远。
   而作为南戏创作的领军人物，剧作家王仁杰也认为，农村的戏曲市场肯定会损害剧种的艺术发展。他所专的福建梨园戏，是有着900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但是每年200场的演出也基本在乡镇为主。“农村演出只能为剧团求来温饱，无益于剧种本身的艺术追求。”他说。
   而另一个问题则来自地域局限。有着自身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的地方戏曲，不仅有方言的障碍，在声腔音乐上，也有各自天南地北的风格差异。因而，不可否认，很多地方戏曲、尤其是北方剧种要进上海，确实有诸多困难。
   为了让地方戏曲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不少剧种都开始了从农村突围的努力。剧作家罗怀臻最早提出了“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的观点，并且，相应的是以淮剧《金龙与蜉蝣》为代表的一系列创作实践。尽管这一说法始终在圈内有不小争议，但确实整整影响了全国地方戏曲至少10年。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表现形式上，大部分新编地方戏曲剧目都和传统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按照罗怀臻的说法：这种兼有了古典神韵和现代精神，兼有了地域风情和都市品性的新型戏剧形态已经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戏剧发展的主流。
   在地方戏曲突围的同时，一些文化专家也提出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地方戏曲就应该植根地方，保留其地域特点和俚俗特质。在农村的生态环境下，成为一种“活化石”。作为民间文化产物，完整保护其原生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日益走形。梨园戏编剧王仁杰说：“现在的戏曲创作已经迷失方向。有些人认为戏曲已经不行了，提出要重建中国戏曲。其实，他连戏曲是什么都没认识清楚！”在他看来，中国戏曲根本不需要重建，而是需要把传统开掘出来。这和罗怀臻所说的“戏曲传统的提纯”不谋而和。不过，不管专家们的“生态保护”的建议如何具有文化价值，地方戏曲“生产自救”、向城市突围依然是轰轰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