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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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从敦煌学近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40年。敦煌文书的研究占主要地位。
　　第二阶段，l940－1949年。不仅有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展了对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的研究。
　　第三阶段，1950年至今。对敦煌学各个主要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
　　1．第一阶段（约1900－1940年）
　　随着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石窟、敦煌文书震动了学术界。中外学者从事敦煌学的研究风靡一时。正如陈寅恪先生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指敦煌文书），廿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在风靡一时的研究潮流中，我国学者奋勇当先，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脚踏实地对敦煌文书的目录辑逸、资料考证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对石窟壁画开始进行探讨。
　　第一阶段40年（1900－1940年），又可分为前期（1900－1924年）和后期（1925－1940年），都注重于敦煌文书的研究。
　　1900－1924年，敦煌文书开始刊布、出版，并进行了一些考证工作，但主要限于敦煌文书的经部、子部。主要著述见下表：　

　1900－1924年我国学者研究敦煌文书成果

书 名
作者
日期
卷 数

敦煌石窟遗书
罗振玉
1909
　

敦煌石窟真迹录
王仁俊
1909
五部三十五种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刘师培
1910
　

鸣沙石窟选书
罗振玉
1913
十六

鸣沙石窟古藉丛残
罗振玉
1916
三十

敦煌本诸书跋文
罗振玉
　
四十六种

敦煌拾零
罗振玉
1924
　

敦惶发现唐朝之通俗文及通俗小说
王国维
1920
　

沙州文录、沙州文录文及通俗小说
蒋　斧罗福苌
1924
　

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
罗福苌
1923
　

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
罗福苌
1923
　


　　总之，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经部，只限于文献本身，作了大量辑录、考证工作。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盗的卷子，少数是斯坦因盗的卷子。

　　第一阶段的后期，其特点是供研究者使用的文书资料数量增多，敦煌文书研究领域的扩大。刘复的《敦煌摄琐》和陈垣《敦煌劫余录》的出版，就是标志。在这一阶段，对敦煌文书中经、史、子、集古籍的整理研究以及佛教等宗教经典的整理研究仍在继续，但已不占主要地位，研究领域明显扩大到敦煌文书的文学、语言、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在文献的研究上，我国有了自己编著的规模较大的敦煌文献目录。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学的书籍，见下表：

1925－1945年我国学者研究敦煌文书成果

书 名
作者
出版日期

敦煌掇琐
刘复编
1925年

敦煌劫余录
陈垣编著
1930年

敦煌劫余录序
陈寅恪
1930年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一、二辑
王重民
1936年

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
许国霖
1938年

松贞堂西陲秘藉丛残
罗振玉
1939年影印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向达
1939年

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
向达
1937年


　　《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介绍了向达在伦敦所见的敦煌俗文学卷子40余种。后来的事实证明，敦煌俗文学材料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部崭新的材料”，“写下了新的一页”。

　　以上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刘复的《敦煌掇琐》和陈垣的《敦煌劫余录》。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敦煌文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敦煌掇琐》是刘复从巴黎根据原卷抄录的105种敦煌文书，其内容超出了经、史、子、集的范围，主要是民间文学、语言文学、社会经济资料及官府文书，资料增多，研究范围就扩大，这对敦煌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和陈寅恪为此写的序，是我国学者编辑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该书依佛经种次编汇8679卷写卷，排成目次。王重民在评价这部书时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做的。”

　　继刘复之后，从1934年以来，我国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于道泉等人相继去英法转录、摄拍敦煌文书。特别一提的是向达，他于1935年9月远渡重洋，去英国伦敦阅读经卷文书500余卷并予拍摄。1937年又去巴黎阅读、拍摄了敦煌文书，先后成书《伦敦所载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敦煌别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等，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把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38年向达携带着抄录的几百万字的资料从国外归来。先后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并从事敦煌遗书的整理研究。

　　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运用了较多的敦煌资料，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历史方面的研究：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1926年）、《瓜沙曹氏年表》；王重民的《金山国坠事零拾》（1935年）。

　　民间文学的研究：郑振铎的《敦煌俗文学》（1924年）；向达的《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1940年），以及关于唐诗《秦妇吟》的研究等。

　　文字音韵研究：董作宾的《跋唐写本切韵残卷》（1928年）；罗常培的《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考）（1931年）等20余篇文章。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俨研究敦煌石室算经的文章4篇，王重民的《敦煌本历日之研究》（1937年）等20余篇文章。

　　社会经济、土地制度方面的研究：曾了若的《隋唐之均田》（1936年）等。

　　较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并有著述的是贺昌群，在1931年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

　　这一时期的国外著名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大师沙畹（1865?/FONT>1918年）和弟子戴密维，梵文大师烈维（1863－1935年），英国学者魏蕾（1889年出生），日本的狩野直喜和弟子吉川幸次郎。其他如：法人伯希和和日本人羽田亨共编《敦煌遗书》，1928年出版（日本大正五年）；日本人桔瑞超的《敦煌将来藏经目录》，l9l4年出版（日本大正三年）；松本荣一著有《敦煌画的研究》，1937年出版。对中外学者的研究，后来学术界也有评论。说日本守野博士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不亚于我国罗振玉”，还说我国学者陈寅烙的造诣“决不差于戴密维（法国）和吉川幸次郎（日本）二人。”这说明在敦煌学兴起和形成的这一阶段，我国学者的研究居于世界先进行列，对敦煌学有重大贡献。老一辈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以及陈垣、陈寅恪、向达、刘复、王重民、贺昌群、蒋斧、姜亮夫等，他们为敦煌学的研究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可以说他们是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2．第二阶段（约1940－1949年）

　　（1）研究敦煌石窟，临摹敦煌壁画，考察敦煌史迹是在这一时期。敦煌学的研究由以敦煌文书为主而发展到以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遗迹为主要对象。这个基础是40年代奠定的。同时，敦煌文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4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纷纷亲临敦煌学的故乡敦煌，研究石窟、临摹壁画、考察史迹（敦煌郡县、两关遗址、长城烽燧、古墓塔寺等），对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把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发掘考证，这是敦煌学研究方法上的首创。

　　（2）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是在这一阶段。如果说30年代“敦煌学成为一个名词”，那么40年代“敦煌学成为国际汉学家所公认的一门显学”。

　　对敦煌石窟的研究是40年代敦煌学的显著特点，打开这个局面的仍是我国学者。

　　1942年，由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敦煌实地考察研究，其中有历史考古和美术工作者。向达、阎文儒、夏作铭、谢稚柳、何正璜、傅振伦等人先后来敦煌，打开了敦煌石窟、敦煌史地研究的局面。

　　在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他们踏查洞窟，抄录碑文题记，研究壁画内容，考证建窟年代，探讨洞窟分期，其中何正横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1943年）就是敦煌莫高窟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其他著述有《敦煌石室》（卫聚贤，1943年）、《敦煌千佛洞概述》（史岩，1943年）、《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史岩，1949年）等。同时史岩（1943年）、李浴（1944年）在张大千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编号，共编437窟，这一研究成果一直沿用到60年代。

　　在壁画的临摹、研究方面，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先后到敦煌石窟。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批：一批是王子云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美术工作者．他们临摹的画品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展览。第二批就是张大千等人。

　　张大千听说“敦煌莫高窟中壁画之富冠绝东方”，便决心西行实地研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交通不便。1941年2月，他由成都携带500公斤行李，乘飞机到兰州。借助部队一连骑兵，护送到敦煌。实地查看，果真如此，他为艺术宝库的丰富而惊叹，也为宝库的损失而痛心。工作也并不是三五月能完成的。于是当年7月离敦煌，去青海西宁塔尔寺，聘雇了昂吉等五个喇嘛，率子心智、侄儿心德、学生刘力土、肯建初、孙宗慰及炊事勤杂人员，连同工作生活的器具，一行驴车达78辆之多，又来到莫高窟，准备大干一场。他主要的工作是临摹壁画。当年条件很差，沿窟内光线不好，他们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有时躺卧。就这样辛苦工作了两年七个月。又到安西榆林窟。总计共临摹壁画276件，都是精品。先在兰州展览（l943年8月14日），然后到四川展览，使大家得以观赏，实为不易。当时，学者陈垣评论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因以扭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境界。”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期间进行的又一项研究，就是为洞窟编号。在此之前，法国的伯希和曾编号共171窟（后人在号上写P字），极为粗略。张大千经认真研究编号309窟（后人在号上写C字），在此基础上，1943年史岩、1944年李浴又进行调查研究，补充遗漏，共编437窟，并有专论。

　　同时张大千还呼吁当局，设立专门机构保护研究，这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也是一个推动。

　　随着临摹、展览，我国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敦煌艺术。如傅振伦的《敦煌艺术略论》（1945年）、宗白华的《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1946年）、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1946年）、关山月的《敦煌壁画的作风》（1945年）、顾颉刚的《敦煌千佛洞壁画留真》（1945年）等20多篇。

　　我国学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开始把洞窟壁画、文书卷子、考古发掘、古籍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在敦煌史地遗迹方面获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其中成绩突出的是向达，他的著述有《西征小记》（1943年）、《记敦煌石窟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1948年）、《两关杂考》（1945年）、《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1948年）等。还有董作宾的《敦煌纪年》（1943年），方诗铭的《敦煌郡置年代考）（1946年），陈希夷的《古敦煌郡沿革及其遗迹）（1948年）等。

　　在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陈垣、陈寅恪、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姜亮夫、罗常培、孙楷第等一批学者又有新的研究，其中向达、王重民、周绍良、傅芸子、夏元等对敦煌文学和历书等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在敦煌学已成为世界学术新潮流一，成为国际显学的情况下，在我国学者几十年卓有成效的研究和不断呼吁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l年，横贯甘肃省的公路全线通车。当时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往西北视察时顺便到敦煌莫高窟参观。他看到这样伟大的宝藏竟任其荒废、损坏，实为国家民族的损失。回重庆后，发表了《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2年，《文史杂志》2卷2期）的文章，再次呼吁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1943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请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椿等人为筹备委员，由常书鸿负责与窦景椿到敦煌，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建所工作。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

　　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局不会真正重视和有效支持这一机构和事业，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毕竟是我国第一个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敦煌学的专门机构。更重要的是最早到敦煌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间、李其琼、万庚育、霍熙亮等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强烈的爱国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艰苦奋斗、不断攀登的自学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对保护敦煌文物，研究发展敦煌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在这里造就了“三代”研究人员，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开设了“敦煌学导论”课程。尽管在抗战时期、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但这是我国高等院校开设敦煌学课程的首创。

　　这一时期国外著名的学者有日本的神田喜一郎（研究文书）、羽田亨（研究历日、景教经卷、西域文化）、腾枝晃（研究归义军）、松本荣一、结诚素明（研究壁画）等。法国有戴密维。从1944年起，戴密维在法国高等实验学校历史语言系任导师，并主持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和文明讲座，一直到1964年退休。外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也有重大进展。

　　3．第三阶段（1950年至今）

　　这一阶段在敦煌文书、敦煌石窟、敦煌遗迹等方面的研究中均有重大进展。

　　在敦煌文书方面，出了一大批有关敦煌文书研究的书籍。其中有总结性质的专著，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敦煌变文集》等；有专科性的敦煌文书集，如《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等；有可信赖的工具书，如《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也有综合性的敦煌资料集，如《敦煌资料》。正如王永兴先生所指出的，经过第一、第二阶

　　段近50年的研究，我们已具备了不少有利条件：第一，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成就；第二，有了较完善的工具书；第三，有了较系统而又科学的整理方法；第四，开创了新的体例；第五、积累了较完备的资料。这些条件为敦煌文书研究的更大发展作了准备。

　　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敦煌文书的论著，包括民间文学、文字音韵、历史考古、社会经济、法制地志、科技史料等方面。如：向达、夏鼎、阎文儒对敦煌史地考古的研究文章；姜亮夫、周祖谟对文字音韵的研究文章；范文澜、韩国磐、王仲荦运用敦煌户籍资料对南北朝、隋唐时期土地制度的研究；对《开元残地志》的研究。60年代末，敦煌县博物馆所藏的《开元残地志》公布于世。研究考释这份地志的文章有多篇。

　　现将这一阶段出版的有关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书籍列表于下，供参考：

解放后我国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书 名
作 者
日期
附 注

敦煌曲子词
王重民校辑
1950


敦煌变文汇录
周绍良编
1950


瀛涯敦煌韵辑
姜亮夫
1955


敦煌曲初探
任二北



敦煌曲校录
任二北
1955


敦煌变文集
王重民等编
1956


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
孙楷第



敦煌
姜亮夫
1956


敦煌古籍叙录
王重民编著
1957
这是对前半个世纪我国学者整理研究敦煌文书的总结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蒋礼鸿

重要的工具书

敦煌资料第一辑
历史所编
1960
综合性的敦煌资料集

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
王重民编
1962
我国学者编著的较完成、较准确的敦煌文书目录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王尧陈践译著

第一部大型的敦煌文书中藏文文书的译著

敦煌文学
张锡厚
1980



　　在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继续深入。

　　临摹。敦煌所共临摹了近1000千方米的壁画和30多身彩塑，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先后在印度、缅甸、日本、捷克、波兰等国和北京、上海、兰州等国内大城市，举行了大小20余次展览。对宣扬祖国文化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敦煌画库》、《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等画册。

　　对洞窟、壁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向达、周一良、梁思成、阎文儒、宿白、常任侠、史岩、李浴、洪毅然、阴法鲁、潘兹等，就莫高窟、榆林窟建造时代，莫高窟题记，莫高窟壁画建筑，莫高窟壁画与佛经，莫高窟故事画的内容形式，敦煌装饰图案的结构色彩，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内容，敦煌艺术的风格特点，敦煌艺术与西域的关系，敦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争鸣。

　　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尽管有很大的发展，但不同学术观点颇多，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甚至技法都来自印度，只不过是西域艺术传到了中国，不能不沾上一层中国的色彩。段文杰、史苇湘等敦煌所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外来宗教艺术传人中国，必然受到中国固有思想和艺术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外来艺术的某些有益因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艺术。经过调查、研究、论证，后一种观点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看法。

　　十年动乱期间，国内研究遭到摧残，文书石窟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使我国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别国。粉碎“四人帮”后，敦煌学的研究不但得以恢复，而且空前活跃。

　　仅以石窟研究来说，在石窟考古、断代分期上，壁画内容的考证上，藏文题记的研究上，敦煌历史、宗教与敦煌艺术的关系研究上以及壁画艺术、音乐、舞相等方面均有不少突破，这反映在中日合出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学辑刊》（兰大）、《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大）等专刊、专论中，舞蹈《敦煌彩塑》、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也是“推陈出新”方面的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