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差点被偷走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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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冲动去河南，因为学业去陕西，上海学者青春辗转



　　“我至今还感激河南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如不然，我的人生则是另外的局面。”特约摄影：彭辉

　　■人物

　　朱学勤，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学者

　　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赴河南兰考插队落户，1972年进工厂做工。1985年获陕西师大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91年任教于空军政治学院，1992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担任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书斋里的革命》等书。



　　偷迁户口 为理想下乡兰考

　　我下乡是到河南去，当然，去的时候是受了当时那种鼓动，文革的精神鼓动在城市的中学生当中激起了一种理想主义热情。我去了兰考，一个人去寻找当时已经存在了一两年的集体户。父母都不愿意我一个人到那么苦的一个地方去。我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拿出来，把户口迁掉，然后跟父母吵闹，他们无奈之下只好放我去。

　　当时，我急着下乡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在中学误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被定为“小反革命”，但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动标语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当时学校里不正规上课，到处扔的都是纸和笔，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小孩子更是乱写乱划。有一次，不知道谁写了一条标语扔在讲台上就走了，我去了之后正好手摁着那句话，也没有看上面写得是什么，就随手写了一句：“娘希屁！”“娘希屁”是当时的中学生偷偷看的一本禁书《金陵春梦》中蒋介石骂人的口头禅。小孩子看什么学什么，看了《金陵春梦》就学会了“娘希屁”，不光挂在嘴上还写在了纸上，实际上，我前面的一个同学在纸上写的是当时最革命的一句标语。

　　第二天，学校就说出现了反动标语，那张桌子作为案发现场被抬到了专案组。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这件事的发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我不愿意跟当时的同学们闹闹哄哄集体插队落户，我想摆脱的是城市中那种庸俗的生活，拥有一种理想上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也想摆脱那件事情给我带来的阴影。

　　算我幸运，我所在的集体户都是老高中生，学习的风气比较浓厚，虽然当时学习的内容无非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之类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养成了我自学的习惯。后来我学英语、学中国历史、学世界历史都是从那里开始的。

　　恢复高考前三年 尝到造化弄人

　　1972年我通过招工离开农村，到了工厂，前五年干活，做管道工。后五年在工厂的子弟学校里做教员。当时的国有企业是工厂办社会，要办医院、办学校。工厂子弟学校里缺历史教员，他们听说我们那批上海知青很好学，其中有一个人对历史有兴趣，自学了很多东西，就把我调了过去。

　　在当教员的过程中，我一边教书，一边给自己定了一个自学计划。我觉得文史哲中的文学我已经远离了，一方面也觉得文革中后期的文学太轻浮，另一方面，文学所能提供的思想养料也太少，没有办法解决盘旋在我脑子中的一些现实问题。所以我就转到了历史和哲学，先是世界史，后来是中国史。

　　学完历史之后，我又把当时能够找到汉语的关于中国政治传统的读物基本都读了，但读完之后我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就觉得，恐怕中国的答案要到汉语以外的读物中去寻找，很自然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发生了兴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恢复高考，更不知道会招研究生，而研究生的专业里面有这样一个学科点。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卷入了高考的潮流。我高考的道路比较曲折，1977年那一年，河南是根据已婚和未婚两个标准录取的，已婚的要比未婚的高出二十分才能被同等的学校录取。当时我是已婚，以我的分数，只能被一个当地很差的学校录取，又是我的志愿之外，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了，就回了上海探亲。结果那个学校还真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结果被我所在的学校的支部书记回绝了，他倒是一番好心，他说：“这帮上海知青眼界都很高，他们填的志愿录取了固然好，如果志愿底下的一个小学校，他们一定不愿意，别浪费这个名额了。”等到我9月份回去之后去问这件事，人家的答复是：“你们的眼界高。”我就这样错过了1977年的机会。

　　到了1978年的时候，自己也犯傻，当时说的是高考政策三年不变，所以想好好复习一下争取1979年考出一个好成绩，而且1978年我的太太生孩子也需要照顾。孩子满月之后送回了上海，从5月份开始我们开始自修，她准备考理科，我则是考文科。结果到了1979年，招生政策就变了：已婚者一律不许报考。这样我就和我的大学本科失之交臂，从此绝缘。当时我还曾经给高教部长蒋南翔写过一封信，但是我的信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能上研究生 要感谢一位小偷

　　1979年之后我开始自学准备考研究生，但是每年都碰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直到1982年才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说起当年的经历，我至今还感激河南一位古风古义的窃贼，如不然，我的人生则是另外的局面。

　　当年我到河南开封去参加考试，准考证放在中山装上衣的口袋里，被一个小偷偷去了，偷去之后他看了一下，发现信封里不是钱而是一张准考证，看完之后就扔给了我。在公共汽车上，他居然还幽默地问了我一句：“老哥你看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低头一看，发现准考证扔在了膝盖上面的书包上面，所以也幽默地一笑，说：“没丢，啥也没丢。”那人吹了一声口哨，和另外两个打掩护的人飘然而去。这一幕对我很有刺激，许多年之后我回忆起来，这个细节依然栩栩如生。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居然还怜惜一个书生的前程，如果他下了车把准考证撕掉，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1982年我考取了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叫何汝璧。我考取她的研究生的那年，已经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了，报考她的人很多。她一看考第一名的竟然是一个毕业多年的自学者，有点不相信。她本来想亲自到河南来当面面试，但是她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所以就要我去。我背了一个大书包去，把我做了多年的读书笔记都带了过去给她看。看完之后她才放心。

　　我报到之后才发现，我没有一个同门，当时本校本届历史系的大学生她一个都没有要。我读研究生的那三年，我们的师生感情非常好。何老师在学术上对我没有任何束缚，我想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校园外面带过来的，虽然内容在当时有些敏感，但是何老师也没有干涉我。

　　后来我进入学术生活之后才发现，我想做的题目太大，我所积累的学力太弱，一下子拿不下来，只好改做了一个边缘性的题目，就是托马斯·潘恩和法国大革命，试图把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究竟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梳理清楚。这个题目算是我的入门之作，何老师也很欣赏。到了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关于这个题目的第一篇论文在陕西师大的学报上发表了，这在当年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时的研究生不像现在，要花钱买版面。

　　北京没去成 辗转到上大

　　我的硕士论文通过之后，何老师本来想留我在学校，她当时已经60多岁了，我又是她的开山弟子，相互之间也形成了比较深厚的了解和沟通，学术默契也比较深。但是我毕竟在外面飘泊了十几年，有了一些思乡的情绪。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的爱人和小孩的户口还是河南户口，我如果留在陕西师大，她们还要排上好几年队才能把户口安排进来。何老师想想也于心不忍，她跟我说：“你如果有更好的去处我也不拦你，如果不想到外面，那就留在我身边，留下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时联系的第一个去处还不是上海，虽然有思乡的情绪，但是我更想找一个跟自己对口的单位。当时中国社科院刚刚组建，社科院的政治学研究所还在筹办之中，我联系了那里，希望到那里去。他们很欢迎我去，当时的研究生也少，接待我的负责人跟我说：“我们政治学研究当中确实缺少一个搞当代思潮研究的人，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但是他后面的一句话就让我打了退堂鼓：“你家属的进京指标要五年之后再提，五年之内不能提。”我一算五年之后再提，再等上两三年，又是一个“八年抗战”。

　　放弃了北京之后，当时上海有一个空军政治学院，正在大改革大换血，需要地方上的研究生去补充代替部队上的老教员。就这样，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到了上海。

　　遭遇了一些变故后，1991年我到了上海大学。刚到上海大学的时候，自己抱着一个想法：我是被流放到这里的。所以对于集体的学术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我自己读什么书、想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你们也不要来管。当时头脑里浮动的只有八个字：“上大如寄，淡进淡出”。

　　2001年，我已经在上海大学呆得很不愉快了。当时正好上海交通大学要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所，正在挖人，他们要我去，调令都开出来了。这时候上大又开始挽留我，从党委副书记到党委书记再到校长再三挽留，但是我去意已决。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出动了上大的“老佛爷”钱伟长，“老佛爷”轻易不出面，只有碰到疑难大事的时候才出来。老爷子年纪大了，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我不记得，但是钱伟长反复强调的有两点：“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现在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老爷子说了这样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再走。就这样，2001年的故事，一直发展到今天。

　　口述：朱学勤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记者手记

　　朱学勤在学术界浮出水面，应该是他那篇历尽周折、有点难产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后由王元化先生出面担纲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篇论文才算是呱呱坠地。后来王元化先生回忆道：“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90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那篇论文当时在思想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朱学勤在此之前就已经进入学术生活多年。

　　但是在众多场合和众多文章当中，尤其是在那篇著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里面，朱学勤又常常说到自己不是“学术中人”，而是“问题中人”。这样的总结，是当时学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种普遍定位。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学术界开始发生分野，一部分人转头去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开始从学理上一路挖坑，越挖越深。一部分人继续保持原来的路子，做“问题中人”。在与朱学勤聊天的短短的两个小时时间里，我没有问及他现在对于自己是怎样定位的，但是我想他大概还是在原来的路上一路狂奔。不过，在他的《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中，至少可以看到，朱学勤开始尝试在两者间达到均衡。

　　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两种选择，孰优孰劣，现在还远不是评判的时候，但是朱学勤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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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589于2005-11-22 10:47发表的朱学勤：差点被偷走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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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已经在上海大学呆得很不愉快了。当时正好上海交通大学要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所，正在挖人，他们要我去，调令都开出来了。这时候上大又开始挽留我，从党委副书记到党委书记再到校长再三挽留，但是我去意已决。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出动了上大的“老佛爷”钱伟长，“老佛爷”轻易不出面，只有碰到疑难大事的时候才出来。老爷子年纪大了，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我不记得，但是钱伟长反复强调的有两点：“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现在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老爷子说了这样的话，我当然没有办法再走。就这样，2001年的故事，一直发展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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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比较感动，老钱又为上大挽留了一位教授～～

老钱不仅仅是一名校长，更是众多学生心目中的精神偶像；

学生在校园里见到走过时，总是深深的敬意；

虽然年高，但每年尽量同大家交流；

出现时全体都是自动起立鼓掌致意！

个人的人格魅力那！

湘云楚水

钱伟长这样的校长，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