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读书是为了不受欺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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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房主人

　　流沙河

　　生于1931年，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50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不久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70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读书语录

　　●当今的文学作品，所有得了什么奖的，我一本都没读，这不是霸道，而是因为我不读就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

　　●古人说过一句话，可以把很多说法修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认为，学者读书是为了充实他自己，打开他自己的眼界，我就是这样。

　　●我读了这些古代文史方面的书，就不会受这些被吹嘘为大学者的人的欺蒙，也不会被李敖这种自吹自擂的人所蒙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诗人流沙河身世坎坷，书籍是他寂寞人生里不多的知己之一。

　　流沙河家的书不算太多，他说很多书读完以后就送人了。在他的书桌上，放着厚厚一本《十三经注疏》，旁边还有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字的从篆书到宋书的各种字形。他说自己最近在研究古文字，从汉字的变化中能看出很多东西。

　　读书无禁区，结果读成了右派

　　流沙河青年时代就爱读书，从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事情来看，这个习惯给他惹来了麻烦。在他19岁那一年，进入《川西农民报》工作，按照流沙河自己的话说，“在这里工作两年后，我觉得深受压抑，觉得这里的空气非常严肃，很难看见人们脸上露出笑容，彼此都不兴开玩笑。我很难忍受，就要求调到省文联来，这边要宽松一点。”从21岁到现在74岁，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在这个单位没挪窝。

　　调到文联之后，流沙河真正开始了读书，所有游戏、娱乐的活动，一概不参加。但是，当时能够读到的书并不多。读了这些书，往往惹来麻烦。“比如，在50年代初期，有一种理论认为，一切东西都有阶级属性，后来苏联有了原子弹和氢弹，这也有阶级属性。科学也是，有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一个人，只要多读一两本书，有一点物理学常识，都会知道，物理学的任何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读了一些书后，在机关生活会上就爱发言。一发言，在别人说到原子弹有阶级性的时候，我就会加以驳斥。这一发言就惹麻烦了，别人说我思想问题大得很。”

　　因为知道的东西和读书太多，流沙河多次受到批判。

　　1954年，他在省文联又被批判。“我在文章中说，凡属知识性的书，我们都应该读，读得多了自然对革命就有用。

　　那时机关还有墙报，我贴到上面以后有人说，‘你显然是针对我们按照上面规定布置的学习任务’，记得当时有规定，哪一级干部读哪一种书，我们这一级读的是《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一本文件汇编而成的书，比我们高一级的是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过渡时期总路线》太浅了，没意思，就去学苏联《政治经济学》，而且学得比他们当官的还要通一些，还在会议上夸夸其谈，所以遭到了批判。”

　　回顾当时的情况，流沙河说，自己当时所提倡的，实际上就是后来在80年代《读书》杂志上讨论的“读书无禁区”，这是常识。

　　后来，流沙河读了汝龙翻译的一套27册的契诃夫小说集。他特别喜爱契诃夫的小说，特别是其中一些具有感伤色彩的作品。

　　“像我这样古今中外什么书都读的人，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意见的时候，就要和别人争论。由于我勇于发言，而且没有任何保留，并坚信正确的就要坚持。我后来当右派，就是这样当上的。”流沙河说。

　　回顾这一段经历，流沙河哈哈一笑，“像我这样的人不当右派，那谁来当？”

　　书中有智慧，读书是我的精神支柱

　　流沙河一当右派就是20年时间，这期间一直从事很苦的劳动，各种悲惨的经历和处境都经过了。最苦恼的是，这个期间没有什么书读，尤其是“文革”期间。在这期间，别人对流沙河说，你把你的那些书，拿到古籍书店去卖了还能有一笔钱。流沙河不愿意，只要有一点多余的钱，就买书偷偷地读。

　　“我这时读的一般都是古代文史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现代人类学、人种学和现代科学普及的著作。比如有一本书是苏联人写的《趣味物理学》，写得很好。还有19世纪末叶法国一个天文学家写的，他当过法国天文台的台长，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月球的天文台，他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叫弗兰马里欧，他在19世纪末出的一本书叫《大众天文学》。这本书流传很广，他死了以后，他太太和学生又进行了补充。这本书是三卷本，60年代就翻译到中国来了。我读进去了，喜爱得很。天文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使你知道，你很渺小，生命很短，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粒尘埃。当你知道，地球离太阳是1.5亿公里，当你知道宇宙之大，当你知道月球离我们最近是38万公里，当你知道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是十几光年，当你知道我们看见的天空几乎任何一颗星都比我们的太阳大，当你知道宇宙起源于12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当你知道地球上的生命已经换过很多次了，你的心一下子就非常广阔了，当了右派无论受什么样的压迫，你都不会去死。你知道我固然渺小，但知道了什么东西是无限。科学书不仅增长了我们的科学知识，而且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胸襟就宽广了。”流沙河说。

　　流沙河读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文革”后期对他管得稍微宽松的时候。此前，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听老师选讲过上面的很多篇章，比如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当时，他在老家做体力劳动，靠计件工资挣微薄的一点收入，过的是很贫穷、很艰苦的一种生活。流沙河说，“我读了《史记》就知道，历史是那样长，各种黑暗的岁月都曾经有过，各种艰难的处境都曾经有过，各种比我大100倍的冤案早就有过。一次屠杀可以杀40万人，知道了这个，我就觉得我个人几十年的遭遇都很渺小，决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觉得好痛苦。如果我知道得很少，没有读过历史，就会觉得天哪，我怎么这么大的冤屈，就会很气愤。读了历史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历史上有那样多的人遭遇比我更惨。读了历史之后，再艰难的环境我也会找到安慰。”

　　我是个失败的诗人，但是个好读者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流沙河读的基本上是古代文史方面的书籍，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读了这些书，我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比如说，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到成都来，报纸捧他，说他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历史学者。一批作家像小学生一样，听金庸大师讲四川古代的历史，我没有去。一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我就知道金庸说错了。我就写文章，成都的报纸发不出来，我就到其他报纸发出来了。”流沙河说，“又如李敖，在电视上讲《诗经·郑风》中的一首诗，他说这首诗是讲男女在野外性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纠正他，有根有据，因为《诗经》我读得熟得很，他也没有回答。我读了这些古代文史方面的书，就不会受这些被吹嘘为大学者的人的欺蒙，也不会被李敖这种自吹自擂的人所蒙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流沙河读书有一个原则，要有知识量。他说，“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读了没有给我们任何知识，也没有涉及当今社会的真实状况，它写得很假，我读它干什么？第二就是一些作家书都没读几本，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我就不读。

　　当今的文学作品，所有得了什么奖的，我一本都没读，这不是霸道，而是因为我不读就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

　　我也不是要责怪他们，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局限于与现实无关的东西，但是我不愿意读，它不能使我们有进益。就像吃饭，你总要给我饭菜，如果就是一些葱蒜，那我吃它干什么？所以很多文学界的会我都不参加，他们在那里谈论国王的新衣好看不好看，而不去考虑有没有。”

　　流沙河读书绝对是服从兴趣，一部书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无论多么伟大，他都不读；如果一部书能够引起他的兴趣，无论它怎样微不足道都会读。他读书范围很广，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从50年代起就读了《旧约》、《新约》，而且读得很熟。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头又读了一次。“我最初读到《新约》，读到耶稣的诞生，他们搞原始共产主义，有六千多人，他们实行军事化编制，进来把财产全部捐献，我好感动，觉得耶稣真是伟人，这个好。

　　更不用说读《旧约·出埃及记》，感到摩西真是个圣人。

　　他带领一些人在沙漠里面逃亡，特别是摩西死的章节，我读到那里就哭起来了。虽然不信宗教，但我很感动。”流沙河说。

　　在“文革”期间，流沙河甚至读过关于鸡瘟的书，他知道鸡瘟的正式名称叫做新城病毒，是日本一个生物学家发明的。他对这些很有兴趣，读得津津有味。此外，他还读过给赤脚医生编的课本。一些很荒谬的书他就一边读一边批判。

　　“作为一个作家、诗人，我是很失败的。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合格的。我读了很多书，一些年轻的编辑遇到什么知识、典故不懂，就打电话来问我，我就告诉他们。这就是读书后给我带来的愉快。”流沙河说，“古人说过一句话，可以把很多说法修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认为，学者读书是为了充实他自己，打开他自己的眼界，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