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梦回秦汉盛世

夕阳秋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让秦咸阳宫、汉长安城面目大白于天下



“为什么说汉文化是主导文化，必须拿考古学的证据说话。”

　　因为咸阳迷上秦汉考古

　　我在天津上完了小学、中学，1962年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应1967年毕业，拖到1968年我们才离开了北大。当时有“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等“四个面向”号召，我就和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我的夫人的李毓芳分到陕西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我被分配到南泥湾的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了近两年。

　　锻炼完以后，我和李毓芳在旬邑县当了两年中学教员。1972年，北大恢复了考古专业，我们的北大老师李伯谦先生，告诉西北大学的相关人员，说陕西旬邑有两个学考古的北大毕业生，在那里工作。当时西北大学正准备恢复考古专业，就派人到咸阳地区组织部门商调我们去西北大学教书。但是，当时咸阳地区政工组知道西北大学要我们了，马上就捷足先登，把我们从县里调到咸阳地区去了。我被安排到咸阳地区文教局工作，主要是管文化、文物；李毓芳被安排到咸阳博物馆工作。

　　咸阳是著名的古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就建都在这里。汉代11个皇帝的陵墓，有9个埋在咸阳附近，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陵原”。唐代18个皇帝的陵墓，有10个埋在咸阳地区。

　　我对秦汉历史、考古的爱好跟我所在咸阳地区有关。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贬儒扬法的时候，秦始皇是法家代表人物，因此，我1973年到1975年发掘秦始皇的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考古很少，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情况反映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这也就是我进行古代都城考古的开始。

　　在秦都咸阳我们首次对古代都城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1978年我们又在秦咸阳宫第三号宫殿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建筑遗址的宫殿壁画。根据发掘结果我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秦咸阳城的范围、布局、结构，绘出了秦咸阳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汉宣帝杜陵中发现“维纳斯”

　　我认为古人的世界存在着阳间与阴间两部分，阳间即现实的生活；墓葬是人造的阴间，它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一般墓葬是一般人的现实生活的折射，而帝王陵墓从另一角度来说又是国家都城的缩影。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待。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鼎盛时期，而汉唐帝陵又分布在陕西渭北高原之上，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了对汉唐帝陵的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西汉时代有11个皇帝陵墓，其中有规模最大的汉武帝茂陵，如果要从“出成果”、产生社会轰动效应的角度来说，无疑对汉武帝陵墓进行考古工作是最好的、最为理想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普适性、代表性方面来看，它缺少学术上的典型性。因此我的切入点没有落在汉武帝茂陵，而是选择了中兴皇帝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汉代的制度在这个时期是最完善的。

　　西汉时代，文武大臣死后，能陪葬到皇帝陵墓附近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像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中有萧何、曹参、周勃等墓葬，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中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的墓葬。杜陵陪葬墓保存至今的有几十座之多，分布范围相当广，有的陪葬墓分布颇有规律。

　　我们在一个发掘的杜陵陪葬坑中出土了“裸体陶俑”。1990年在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中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裸体陶俑”，媒体报导将其誉为“东方维纳斯”，这大概是因为“裸体陶俑”不但“裸体”而且没有胳膊。其实1984年我们根据杜陵陪葬坑出土的“裸体陶俑”就已经提出，“裸体俑”原来是穿衣服的，而且也是有胳膊的。因为我发现了陶俑腹部遗存有带钩，这是拴皮带的。用显微镜观察“裸体陶俑”，发现其表面有丝、麻织物遗存，我判断这是原来“裸体陶俑”身上衣服腐烂之后的遗存。

　　后来发现陶俑身上有装箭的器具，陶俑旁边有的还有戟，因此推定陶俑必须有胳膊才能使用这些武器。陶俑肩部有孔，这是插胳膊用的，需要什么姿势，就做成什么样的胳膊。但是，陶俑只需要做一种，然后根据陶俑身份不同、功能不同，安装不同形式的胳膊。这是人们意识和工艺的一种进步，不是什么“维纳斯”。后来，他们也挖出来穿衣服的陶俑，证明上世纪80年代我的论断是正确的。

　　发掘长安城考证汉文化

　　杜陵考古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1985年负责汉长安城发掘工作的队长已经退休了，我就根据研究所的安排，开始到汉长安城遗址参加并主持那里的考古工作。

　　汉长安城考古队1956年就建立了。汉长安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时期就是在汉代，它的物化标准就是西汉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然还有重要的思想方面的“独尊儒术”，包括文化方面的现代汉字基本定型于这时，汉字是几千年的延续不断的中华文明历史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因素。对于国家而言，空间范围是头等大事，而中国疆域范围的主体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秦代的疆域西边只到了兰州，汉代到了现在的南疆，东边到了沿海，南边到了现在的南海甚至中南半岛，北边到了贝加尔湖。

　　我做这个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就是要探索、解释，为什么说中华民族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为什么说汉文化是主导文化，必须拿考古学的证据说话。汉长安城遗址是汉文化最具代表性、最为集中的地方，把这里发掘出来的东西与广东、东北、新疆等地出土的汉代的东西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地方所受到的汉长安城的文化影响。

　　从1985年开始，我首先勘探汉长安城及其宫城的结构。为什么说“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是在秦汉时代确立的？在都城考古方面如何体现？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宫城则是都城的政治中枢。我把宫城遗址考古工作作为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切入点和重点，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在基本搞清楚其布局形制的前提之下，我首先把宫城———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突破口。

　　发现未央宫汉朝“档案馆”

　　春秋战国时期是王国时代，秦汉时代是中央集权帝国时期，这时与此前的都城布局形制应该有所不同。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中，我发现它不仅与以前的都城不一样，和以后的都城也不一样。汉长安城它不止一个宫城，除了未央宫，还有长乐宫、桂宫、明光宫、北宫。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注意考察各个宫城的功能，这几个宫城的功能不同、形制不一、规模不等。未央宫是皇帝的宫城，长乐宫是太后的宫城，但为什么专门给太后设一个与皇帝同样大的宫城？而在故宫里面，东宫、西宫在两边，中间是太和殿，那两个是次要的。

　　我后来发现一个规律，西汉时代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二三十岁就死了，新的皇帝年龄很小，当皇帝只能由他母亲（即太后）操纵，太后后面又有一批她的娘家人，太后通过儿子操纵国家大权，形成了所谓的二元政治，皇帝依靠外戚，从而导致了外戚政治势力的崛起。这种影响也表现在宫城的建筑上，就是专门给这些人建了一个政治活动的场地，这个场地的级别和皇宫是一样的。

　　在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些考古发现是令人振奋的，比如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院子，其中出土了57000件刻字骨签。一般说来，汉代写东西在简上，汉简很长，一般二十多厘米。而这些骨签很短，是用牛骨做的，文字不是写的，而是刻的，字很小，作为国家档案可能有着“缩微胶卷”的特点。

　　我判断它是国家档案。这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内容，二是形制（档案必须保存长久）。我拿着放大镜看上面的字迹，发现这上面刻的东西延续时间达一百多年，内容绝大多数是各地向中央交纳军备武器的记录。这些骨签每个上面刻有十几个字，有年代，有人名，有官府。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书法、官制、手工业等历史变化，尤其是西汉时代的官制问题，补充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不足。

　　口述：刘庆柱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人物

　　刘庆柱  1943年出生于天津市，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考古文物学科主编、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参加、主持了秦都咸阳、秦汉栎阳城、汉宣帝陵墓、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和汉唐帝陵的考古调查工作。著作有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汉杜陵陵园遗址》、专著《前汉皇帝陵的研究》（日文）、《长安春秋》、《古代都城与帝陵的考古学研究》等。

　　■发现背后

　　长安城与汉文化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置长安县，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建长乐宫。汉惠帝元年开始筑长安城。汉武帝时，在城内修北宫，扩充上林苑，开凿昆明池，长安城全部建成。

　　长安城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都会。城平面近方形，东城墙长6000米，南城墙长7600米，西城墙长4900米，北城墙长7200米。共有12座城门，每面三座，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门道，其中的8座城门各与城内一条大街相连，这8条大街的每条大街都分为三道，中道宽约20米，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8条大街将长安城分为11个区。

　　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布局上所表现的崇“方”思想、“择中”观念、规整的城门配置制度，棋道式道路网“面朝后市”和“左祖右社”的格局等方面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布局中有着典型意义，对后代影响极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