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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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有涯愿无涯》一书，大抵是由梁淑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行执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连接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象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8月3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案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如此“公审”

　　增加增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去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22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象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后来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末后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有关调查的种种情况，可以找此书查阅。

　　(摘自《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社址：北京海淀中国人民大学院内，邮编：100872)

回忆与梁漱溟先生的一次见面

作者：戴问天

　　读到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关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评论和报道不由得让我想起与梁先生见过一面的事来。1982年三月底、四月初，我父亲因为一件小事要去梁先生家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前去。我虽然对梁先生并不了解，他的大名还是知道的，当然很高兴能够见到他。他家一位中年保姆给我们送上茶就出外采买去了，只剩下梁先生和我父亲两人说话，我旁听。记得他说那保姆是派来照管他生活的，然后就告诉我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刚拜访过他，为的是不久前他的一篇文章（也可能是记者写的一篇采访，我记不清了）在香港和台湾发表。那位副部长造访是为了告诉他有什么意见可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也可以在政协会议上说。梁先生告诉我们那篇文章本来只是给香港一家杂志的，凑巧一位台湾记者在那家杂志的编辑部，看到稿子就要去发表了。文章涉及他和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看法的同与不同，梁先生说从抗战期间他两次去延安访问到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小，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大。但是，从这个相同的认识，却产生出对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来。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则认为这两头既然都小，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它们的斗争就不是主要的，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我没读过《梁漱溟晚年口述》，不知道那里面是不是提到了他与毛泽东的这个“同与不同”。黄敏兰先生《透过梁漱溟的眼看“风流人物”》一文只提到他说毛泽东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没说到他到晚年仍然坚持那个与毛泽东的“同与不同”。马勇先生文《“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说“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但从我那次听到的话来看，也许已经温和、中庸的老者仍然有他固执的一面。

　　黄敏兰先生文章说到梁先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那是几十年如一的。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陶先生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推行平民教育，梁先生曾经去参观，并写了文章称赞。我父亲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实际上他去晓庄前师范已经毕业，在晓庄主要是在陶先生指导下从事乡村教育试验工作。梁先生那篇文章曾经被我父亲和孙铭勋收入他们编辑的《晓庄批判》一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批判”的含义与解放后历次运动所说的“批判”大不一样，更多是评论的意思。后来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试验区，我父亲又和梁先生共过事，当时在那里的还有诗人臧克家先生。梁先生结婚很晚，抗战时期才在桂林结婚，我父母还有幸参加过他的婚礼。我父亲早年出版的书大多由陶行知先生题写书名，但在桂林出版的一本书却是请梁先生题写的。解放后陶先生、梁先生都曾遭遇不公正待遇，我父亲也于1957年在教育部戴上“右派”帽子。1981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同志主持，情况有了变化。为编辑出版《纪念陶行知》一书，我父亲才又登门拜访已近三十年没联系的梁先生，请他写文章。该书后来（1984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题为《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中，梁先生说：“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据我父亲说，陶行知先生、梁漱溟先生还有晏阳初先生都特别重视乡村问题，实即农民问题，都主张“教育救国”，但具体做法各有不同。虽然各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道理，却又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致。这种对事、对人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

　　（原载《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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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有涯愿无涯》一书，大抵是由梁淑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

　　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教授在参加李公朴先生追悼会后又被特务杀害身死。

　　李是民盟中央行执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也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民盟中央这两位重要成员连接死于政治谋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外很大震动，对民盟自然也是很大的打击。

要求共同调查

　　暗杀事件发生时，我驻南京民盟总部，担任民盟秘书长，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正是奔走国共和谈最紧张的时候。

　　李公朴被杀害的消息于12日传到南京，民盟中央有许多负责人正在上海，我只得先以个人身份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公朴先生被害，无疑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尽管真凶没捕到，好象无法证实国民党特务之所为，但此事无待申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不料四天之后，闻一多又被杀害。

　　18日，我又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又说：“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在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之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的卑鄙凶狠的行径的愤恨，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赴昆明调查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派人与民盟共同进行调查。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

　　民盟本打算派罗隆基去，后来传言说罗不能去，去将死在昆明。后来决定由我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去调查此案。

　　8月3日我们二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记得他们当中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顾的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等。此外参加“查办”此案的还有已在昆明的云南主席卢汉、昆明警备司令霍揆彰。

　　我们到昆明后立即约见他们，但他们故意拖延，屡次推拖，改动会见日期，使我们无法及时开展工作，至8月9日才见到他们。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因为李闻案是一政治性谋杀案，普通法案是审理不了的。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在不能同意移南京审理的情况下，我们又要求不要急于定案。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我们，有冷欣和张镇等作陪。此时顾祝同告我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我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

如此“公审”

　　增加增素陶“观审”得不到同意，只有我与周新民二人去参加15日的“公审”。“公审”时到的只有被邀的不过二十余人，下午人更少；其中记者只二人，且均为国民党中央社的。《大公报》派来昆明的记者申请参加，也无理地被拒绝。“公审”时出庭的被告只有暗杀闻一多的两名凶犯，名汤时亮和李文山，据说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的两名中下级军官。真正的凶手是不是他们?谁也不清楚。我曾要求将闻一多被杀时受伤的他的儿子闻立鹤用担架送来法庭，以便辨认凶手和作证。但直到“公审收场后，参谋长冷欣才要张寿贤秘书转告我们说，军法处去医院，院方出具证明，认为闻立鹤“伤势未好”，不宜出庭。所以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他，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

　　“观审”毕，我即致函顾祝同，说明我们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始终不曾给我们。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饭罢入另室谈话，我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对我说：我也还做不得主。

阻挠与封锁

　　同时，国民党在下面又采取种种办法，阻挠我们调查，对我们进行封锁。

　　本来早在李闻案发生之前国民党特务即散布谣言，制造打击民主力量的借口，空气已十分紧张。张贴在街头的反动刊物和壁报说，民主党派要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暴动”，夺取被国民党由龙云手中收去的政权，说“李闻加入了共产党”，“闻一多组织了暗杀团”，种种胡言乱语。在这种情况下，6月底民盟组织不得不多次举行招待会，说明我们的主旨是“和平建国，民主团结”，说明民盟为非暴力革命团体，从来反对暗杀暴动。

　　待7月11日和15日李闻两位被暗杀后，昆明的空气更加紧张。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等各位不得不住进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像这样人人自危的状况，当然使我们不便或无法与许多调查对象接触。我们到昆明后，即住在商务酒店，店里此时早已先住进了许多“客人”，我们的出访，或有人来访，一举一动，当然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天我在酒店中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孙福熙君。孙是著名作家孙伏园(福元)的兄弟。孙福熙曾为中国旅行社编辑过旅行杂志，而这家商务酒店正是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的，因此他也住在酒店内。彼此早相识，见面怎能不打招呼?两人互致问候，寒暄几句，也就分手了。谁知竟被特务注意。据孙事后对我说，在我们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问他：你与梁某人是什么关系?你向他说了些什么?孙万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中，这样一般的交往，也要受到如此盘查，赶忙解释说：梁某人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是先生，我是学生，只是师生关系，彼此多年不见，这是偶然相遇云云。我还记得，当时缪云台先生正在昆明，他是重庆政协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我本想借此机会彼此见见面。这本是与调查无关的活动，但也未能实现，后来缪云台先生派了某纱厂经理来见我，说“有事”不能来。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

报告调查结果

　　李闻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再也不能进去下去，而“公审”是否继续进行又无期，22日我们即由昆明飞返南京了。

　　8月25日我在上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我说：可以用吞吞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吞”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吞”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它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吞”。四是“公审”好象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吞”。在这报告中，我还作了三个预言：一、李案政府一定不了了之，因为闻案推不脱，才说是警备司令部军官干的，但是出于“一时气愤”，李案不好再说是特务出于同样原因干的。二、闻案不会再审了，也不会正式宣判。三、两个凶手在执行死刑时，定有两个替死鬼。

　　后来此案的了结与这些估计大体不差。

　　末后我们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有关调查的种种情况，可以找此书查阅。

　　(摘自《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社址：北京海淀中国人民大学院内，邮编：100872)

回忆与梁漱溟先生的一次见面

作者：戴问天

　　读到2006年1月18日《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关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评论和报道不由得让我想起与梁先生见过一面的事来。1982年三月底、四月初，我父亲因为一件小事要去梁先生家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前去。我虽然对梁先生并不了解，他的大名还是知道的，当然很高兴能够见到他。他家一位中年保姆给我们送上茶就出外采买去了，只剩下梁先生和我父亲两人说话，我旁听。记得他说那保姆是派来照管他生活的，然后就告诉我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刚拜访过他，为的是不久前他的一篇文章（也可能是记者写的一篇采访，我记不清了）在香港和台湾发表。那位副部长造访是为了告诉他有什么意见可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也可以在政协会议上说。梁先生告诉我们那篇文章本来只是给香港一家杂志的，凑巧一位台湾记者在那家杂志的编辑部，看到稿子就要去发表了。文章涉及他和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看法的同与不同，梁先生说从抗战期间他两次去延安访问到解放初期，他和毛泽东都认为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小，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大。但是，从这个相同的认识，却产生出对解决中国问题不同的看法来。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则认为这两头既然都小，不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强大，它们的斗争就不是主要的，中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我没读过《梁漱溟晚年口述》，不知道那里面是不是提到了他与毛泽东的这个“同与不同”。黄敏兰先生《透过梁漱溟的眼看“风流人物”》一文只提到他说毛泽东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没说到他到晚年仍然坚持那个与毛泽东的“同与不同”。马勇先生文《“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说“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但从我那次听到的话来看，也许已经温和、中庸的老者仍然有他固执的一面。

　　黄敏兰先生文章说到梁先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那是几十年如一的。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陶先生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推行平民教育，梁先生曾经去参观，并写了文章称赞。我父亲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实际上他去晓庄前师范已经毕业，在晓庄主要是在陶先生指导下从事乡村教育试验工作。梁先生那篇文章曾经被我父亲和孙铭勋收入他们编辑的《晓庄批判》一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批判”的含义与解放后历次运动所说的“批判”大不一样，更多是评论的意思。后来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试验区，我父亲又和梁先生共过事，当时在那里的还有诗人臧克家先生。梁先生结婚很晚，抗战时期才在桂林结婚，我父母还有幸参加过他的婚礼。我父亲早年出版的书大多由陶行知先生题写书名，但在桂林出版的一本书却是请梁先生题写的。解放后陶先生、梁先生都曾遭遇不公正待遇，我父亲也于1957年在教育部戴上“右派”帽子。1981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邓颖超同志主持，情况有了变化。为编辑出版《纪念陶行知》一书，我父亲才又登门拜访已近三十年没联系的梁先生，请他写文章。该书后来（1984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题为《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中，梁先生说：“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据我父亲说，陶行知先生、梁漱溟先生还有晏阳初先生都特别重视乡村问题，实即农民问题，都主张“教育救国”，但具体做法各有不同。虽然各人都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道理，却又并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致。这种对事、对人的态度，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

　　（原载《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