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正脉点评屈原

黄守愚

　　　 屈原及其楚辞，所标章的追求真理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或曰爱宗教、爱宗族）、忧患意识、怀疑精神、独立不羁敢为人先精神，焕然大明于世，影响并初步建构出湖湘史官文化之精神传统。此即屈原所担荷的文化功能。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为屈原所谓“芬与泽其杂揉兮，羌芳华自中出。”（《九章·思美人》）。

　　　屈原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其足以宪法后世，垂统千秋。故王逸曰：“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身虽已死，然以心传心，存性存存，道义之门，代代相续，绵绵不绝。

　　　班固、颜之推讥讽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陷轻薄”、“显暴君过”，盖班、颜等无视“正义”与屈原所处之历史语境。若班固者，自丧操守，旋踵于权贵之后，终死于党争，徒增笑耳。

］　　　《庄子·胠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有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清儒戴震所谓“以理杀人”与鲁迅所谓“吃人”，非真有一个“理”杀人、吃人，皆窃得“仁义”之“仁者”者为之。处今日之中国，亦不得不反思屈原之死。清人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云：“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之学在于洞见“历史之恶”，蒙溷一开，伪恶竞起，“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即人类历史乃血腥写就。屈原所深恶痛绝者，乃是他的思想世界图境中之“历史正义”即王道美政不能达成。所谓屈原的思想世界图境中之王道美政，在于君君臣臣之等级秩序，佞臣驭于廉臣、小人治于君子。君王枢于权柄，其有命在天，为合理合法之正统，有德而得仁义，自足而无任何欠缺，不存私心人欲，南面天下。国家即为君王一人之私产，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庄子·徐无鬼》）。屈原虽为世袭楚国宗教领袖（有学者谓其为大巫师），然并无制度保证其名位与自由意志不受外在权力侵犯与剥夺，故其试图制约楚王的努力终归失败而反遭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郢都沦陷，屈原沉江。此诗人之死的悲剧不可不深思。
屈原“恐年岁之不吾与”、“恐修名之不立”、“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此时间紧迫感处处章显，是为其立之大者。故君子畏天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忧患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勇于担荷天下道义，养得浩然正气，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又，“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人生难以摆脱之欲念有三：权，钱，名。而“名”往往是知识阶层永难超越之欲障。

　　　屈原之修身为名者何？在于实现其王道美政理想，并以昭著后来。秦汉以降，屈原几成“历史正义”之化身。“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是故每当社会历史转折关头，敏感的知识阶层总不忘返顾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既成理性结构而呼唤新的理性。魏晋时期的阮诗如此，唐诗三李如此，有清之曹雪芹亦如此。而于湖湘士人中，不可胜数也。“所谓‘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正是湖湘文化继承屈子精神的真实写照。湖南许多精英人物对屈原推崇备至，他们也正是以屈原精神在追求和创造着理想的社会。”（《湖湘文化通论》，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黄守愚

　　　 屈原及其楚辞，所标章的追求真理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或曰爱宗教、爱宗族）、忧患意识、怀疑精神、独立不羁敢为人先精神，焕然大明于世，影响并初步建构出湖湘史官文化之精神传统。此即屈原所担荷的文化功能。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为屈原所谓“芬与泽其杂揉兮，羌芳华自中出。”（《九章·思美人》）。

　　　屈原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其足以宪法后世，垂统千秋。故王逸曰：“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后之读其文，知其人，如贾生者亦鲜矣。然为赋以吊之，不过哀其不遇而已。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身虽已死，然以心传心，存性存存，道义之门，代代相续，绵绵不绝。

　　　班固、颜之推讥讽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陷轻薄”、“显暴君过”，盖班、颜等无视“正义”与屈原所处之历史语境。若班固者，自丧操守，旋踵于权贵之后，终死于党争，徒增笑耳。

］　　　《庄子·胠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有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清儒戴震所谓“以理杀人”与鲁迅所谓“吃人”，非真有一个“理”杀人、吃人，皆窃得“仁义”之“仁者”者为之。处今日之中国，亦不得不反思屈原之死。清人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云：“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之学在于洞见“历史之恶”，蒙溷一开，伪恶竞起，“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即人类历史乃血腥写就。屈原所深恶痛绝者，乃是他的思想世界图境中之“历史正义”即王道美政不能达成。所谓屈原的思想世界图境中之王道美政，在于君君臣臣之等级秩序，佞臣驭于廉臣、小人治于君子。君王枢于权柄，其有命在天，为合理合法之正统，有德而得仁义，自足而无任何欠缺，不存私心人欲，南面天下。国家即为君王一人之私产，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庄子·徐无鬼》）。屈原虽为世袭楚国宗教领袖（有学者谓其为大巫师），然并无制度保证其名位与自由意志不受外在权力侵犯与剥夺，故其试图制约楚王的努力终归失败而反遭流放。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郢都沦陷，屈原沉江。此诗人之死的悲剧不可不深思。
屈原“恐年岁之不吾与”、“恐修名之不立”、“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此时间紧迫感处处章显，是为其立之大者。故君子畏天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忧患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勇于担荷天下道义，养得浩然正气，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又，“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论语·卫灵公》）。顾炎武《日知录》卷七：“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人生难以摆脱之欲念有三：权，钱，名。而“名”往往是知识阶层永难超越之欲障。

　　　屈原之修身为名者何？在于实现其王道美政理想，并以昭著后来。秦汉以降，屈原几成“历史正义”之化身。“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是故每当社会历史转折关头，敏感的知识阶层总不忘返顾楚骚传统，并借以否定既成理性结构而呼唤新的理性。魏晋时期的阮诗如此，唐诗三李如此，有清之曹雪芹亦如此。而于湖湘士人中，不可胜数也。“所谓‘楚人悲屈原，千载犹未歇’，正是湖湘文化继承屈子精神的真实写照。湖南许多精英人物对屈原推崇备至，他们也正是以屈原精神在追求和创造着理想的社会。”（《湖湘文化通论》，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