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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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 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应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即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藉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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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过一次设在北京大学南阁的“燕京大学校友会”。印象中是和“西南联大校友会”在一起的。这两个校友会出版过很多回忆录和纪念册，我当时基本上都收集到了，特别是《燕大校友通讯》，其中很有一些史料。

前一段我偶然得到一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随便看了看，就把过去关于燕京大学的史料找出来查了一下，发现对这个机构很少有人提到，至少详细的回忆文章还不多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些回忆，但也非常简略。我手边有1936年印刷的《燕京大学一览》，其中有一些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但只是例行的公文程式，生动的东西没有。而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却是当时燕京研究生真实生活的记录。这本书是 32开本，用纸非常精良，没有标明出版期数，1939年印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停课，1943年才在成都复校。在抗战期间，再印这样纪念性会刊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本会刊可以看成一本早期“燕京研究院院史”。

现在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谈论早年的燕京大学了，可是二十年前，要谈燕京大学还有许多忌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其实那个时候关于燕京大学还谈不上研究，只是有局限性地肯定它的一些成就。
关于燕京研究院的院史，我以为可以和近年人们常提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有一比。它们建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后，清华国学研究院还只是比较单一的国学研究，而燕京研究院却是比较完善的现代研究生教育体系。它设有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政治学部、国文系研究部、哲学系研究部、心理学系研究部、教育学系研究部、物理学系研究部、社会学系研究部。

初期本来还有新闻系和经济系，是因为本科生修研究生课程的人太多，最后取消了，这个办学思路和们今天恰好相反。当时院长是陆志韦，洪业负责文科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理科研究所所长是胡经甫，法科研究所长是吴其玉，其它各系教授均为一时之选，恕不一一列出姓名。当时燕京研究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学生虽然不算少，但真正得过学位的还不多。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当时清华是国立，而燕京是私立，以私立和国立相比，更能见出中国早期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对西方文化的包融性，私立和国立地位平等甚至可以比国立更有活力。

燕京大学研究院后来的历史，我不是很清楚，但就以1939年前这一段情况判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一个大学的研究院，在十年时间内，培养出的学生，日后基本上成为中国各学科领域中重要的学术力量，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样，如此人才辈出，可以说是早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为什么早期中国人办文化事业，几乎样样都行？其实就是在事业初期的制度设计方面，比较有胸怀，相信西方人，相信西方制度的成熟性和合理性，结合中国实际，独立自由发展，最后必有大的收获。蒋梦麟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就多次特别提到过，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成绩，也就是说基础都打得好，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等，就以燕京大学研究院的情况观察，大体也是这样。我看了它的基本院章、院务会议细则及相关的奖励规则和财务制度，大体都是是西方人做事的风格，程序设计体现了很高的公平理念，比如研究院对学生的来源就强调中国人外国人都是平等的，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教育部立案者）的学生也是平等的。因为是教会大学的缘故，院章多次强调“对于所选习之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同时对毕业论文的规定是：“研究论文须用中文撰作，但得提出用外国文撰作之副本。”虽然今天看来要求更高，但本土特色非常鲜明，民族情感非常强烈。人们过去对教会大学的认识和评价其实有一些简单，以为让外国人在中国办学对民族情感有些妨碍，但看燕京大学后来的成绩，一般说来教会学校出来的学生和老师，在民族情感方面反而更强一些。因为外人在华所办的机构中，其实主要成员还是中国人，此点蒋梦麟当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有很详细的说明，并提出过一些相关的统计数字。

这本会刊中列有燕京研究院历届校友名录和当时（1939年）在校研究生及他们的研究情况。那时每届研究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八九人，但从1928年开始，几乎每届研究生中都有非常出名的人物，试举几例。如国文系：1931年有郑德坤、1932年有顾廷龙、1935年有吴世昌，1936年有陈梦家等。历史系更是人才济济，先后有杜联喆、朱士嘉、谭其骧、陈观胜、冯家升、邓嗣禹、翁独健、赵丰田、蒙思明等；哲学有瞿世英、施友忠、罗忠恕等，物理有褚圣麟、孟昭英、张文裕、冯秉铨、袁家骝等；生物有谈家桢、毛应斗等；生物有张宗炳等，社会学有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严景耀等。1939年度，还在读的研究生有46人，这46人中后来出大名的即有王世襄、王伊同、王钟翰、李有义、何炳棣、侯仁之、杨明照、葛廷燧等等，可以想见其一时人才之盛。何炳棣后来回忆说：“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钟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入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

燕京研究院后来公认出人才比较多的是历史系、国文系和社会学系，这个现象也恰好应证早年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时燕京是即有大楼，也有大师，二者得兼，人才辈出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当时文科研究所中的历史学部，除了洪业为所长外，还有六个人。分别是教西洋史和基督教史的外国人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容庚、邓之诚、张尔田、齐思和、张星烺。国文系是郭绍虞、容庚、顾随、董璠、刘盼遂。社会学系是赵承信、杨堃和吴文藻。

燕京大学研究院文科人才如此众多，但我看到的这本《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的序言，却出自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笔下，他在序言中说：“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安稳地过着研究生活，我们并没有因此怡然自得，却是满怀着热望和期待。也就是在这种情绪中，我们才下了决心来完成这本小册子，藉以纪念过去，检讨现在，警惕将来，并且把此时此地仅存的研究院的情形，报告给一切关心它的人。”

葛庭燧的夫人何怡贞当时在研究院物理系教光谱学。何怡贞是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姐姐，她们都是山西灵石著名的老同盟会员何澄（字亚农）的女儿。何澄早年做过蒋介石的顾问，是著名的文物鉴赏家。1940年，苏州著名的网师园曾由何澄买下，并进行全面整修。1950年何氏后人将园献给了国家。
何澄的夫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物理教育家王季烈的妹妹，何王两家满门精英，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何泽慧嫁给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中国现代出名的物理学家中，山西有任之恭和何氏姐妹，再加上葛庭燧、钱三强这两位山西女婿，这也算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和山西的一段佳话。虽然何氏姐妹主要在南方生活，但以中国人的习惯说，山西才是他们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