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走访顾准六弟谈顾准蒙冤和晚年临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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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６５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１９６６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着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１９６９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１９６５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１９６６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１１月１６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来。

　　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