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正传（KMT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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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国父孙先生（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後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 先生以清朝同治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
  
  
（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後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後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後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後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後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後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後，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孙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同志，创立　兴中会之革命组织於檀香山茂宜岛。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纘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
  
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後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 事败後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後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後，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後，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 伦敦脱险後，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後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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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国父孙先生（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後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 先生以清朝同治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
  
  
（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後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後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後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後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後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後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後，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孙中山先生，号召华侨同志，创立　兴中会之革命组织於檀香山茂宜岛。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纘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
  
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後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 事败後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後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後，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後，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 伦敦脱险後，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後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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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一九○○)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後，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後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复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於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於尔後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占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强，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占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馀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後，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後，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於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後，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布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於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於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  
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复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於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馀人起义於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於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於长江各埠广布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後，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於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复；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先生时正奔走募款至美国典华城(Denver)，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启程迳赴华盛顿，拟晤美国国务卿未果，乃经纽约转往欧洲。盖其所首先考虑者，为满清与列强均订有不平等条约，举中国权益以媚外国，当时且正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诚恐列强为眼前利益而不利於中国革命也。抵欧後，历访英、法当局，及银行团主干人员。时中国大革命已轰传世界，国内追踪先生请即回国主政之电报遍传欧洲，西报且连篇导先生建立民国成竹在胸之述评，因是而交涉顺利，於停止对满清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满清，及取消英属各地对先生之放逐令等，皆获承诺，遂自欧兼程回国。  
  

先生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由美赴欧，致力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支持。图为孙先生自欧返抵香港与欢迎人士合影。  
　　十一月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抵达上海，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记者争相访问，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三日後，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推派代表赴沪恭迎。先生接受後，首即致电各省代表会暨通电各省军政长官，以「公仆」自称，言当选为「加文以重大之服务」；并於接受记者关於新政府设立事之访问时，答云：「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
  
厂棚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为废除厘金陋规及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两事，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於此而见先生政治风范。 经先生主张，各省代表会公议，决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开元之日，定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为国历。至日，先生偕各省代表团来迎代表等，於上午十时自上海出发，下午五时抵南京，旋入城进总统府，晚十一时正式宣誓就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遂告诞生。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於斯竟成。」 先生为中国有史五千年来之第一位由选举产生之元首，以「天下为公」之心，行「公仆」「服务」之事，就任以後，首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来京组织参议院，以为国家最高民意机构；继依各省代表会所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各部会总次长名单，经民主程序而组成政府；迨参议院正式成立，即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经制定公布而为国家基本大法。先是，武昌起义获各省响应之时，满清军队士不用命，无力应战，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凯，先任之为湖广总督，继授之以内阁全权，冀其挽救清廷於垂危；而革命党人则以袁既汉人，亦冀其能起义反正，期不战而覆满清。袁於左右逢源之环境中，主动向革命军提出和议，武汉革命军政府以「如袁赞成共和，愿举彼为总统」相许，而有秘密协议。及至先生回国，知有此承诺在先，为示天下为公，决予信守，故於就职誓词中，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前提，「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於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以推功让能。袁氏知先生诚意，遂协力迫使满清皇帝退位。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先生即於十三日向参议院咨送辞职书，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後并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达成选任、就职，及组职内阁诸重大问题，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苦心孤诣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为中华民国树立精神基础之後，於四月一日正式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先生既成其「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之志，光风霁月，飘然引退，即以「实行民生主义」为谋求国利民福之奋斗目标。此意系自同盟会四纲改进而来，且於开国之日誓词中宣告，其为三民主义实践初阶之含义显然，至足重视。因是，自解任离京日起，即以「国民一份子」与「革命党领袖」立场，奔走全国，为民生主义建设致力，历上海、武昌、福州、广州、烟台而至北京，曾欣然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巡视正太、北宁、津浦、胶济诸铁路；复巡视江阴、镇江、安庆、九江、南昌、芜湖、杭州、淞江各地，为铁路建设作鼓吹与策划，期於十年之内建筑铁路二十万里，以奠全面开发建设之基。十月十日首届国庆之日，先生发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专文於外报，十四日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於上海；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初春，更为实行铁路建设计划而赴日本访问，至则广受日本朝野之欢迎，并得日方实业家合作筹组「中国兴业公司」以相支援。方当全力为国利民福而奔走并获初效之际，忽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案发生，国家命运遂遭突变。  
　　国民党系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凡五政党合组而成，旨在实现政党政治，事为宋教仁所热心联络成功，故於民国元年八月成立大会选举先生为理事长时，先生即委宋氏代理，俾其施展抱负。国民党组成後，袁氏凯亦支持梁启超结合六政党成立民主党，以相抗衡。二年二月举行国会议员普选，国民党获全面胜利，宋教仁素主责任内阁制，此际主张尤力，大触袁忌，竟於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杀。事发三日後，陈其美即自上海电报局寻出线索，而迅速破案，确证主谋者出於北京政府，举国为之震惊。先生闻讯自日回沪，即召同志会於黄兴寓所。先生以袁氏摧残民主，必将背叛民国，主张趁其兵力未动而民心愤慨之时，立即起兵讨伐；黄兴则以事证既明，应待法律解决；遂未作断。而袁氏则於此际匆忙达成违法借款，秘密调动军队，於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广东、安徽三省国民党籍都督，随即进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乃在江西举兵讨袁，南京、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相继起兵应之；然事机已失，遂致失败，史称「二次革命」。  
　　先生於八月二日自沪乘船赴广东欲指挥作战，行至马尾时得知广东已败，乃转赴台北，住「梅屋敷」（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国父史迹纪念馆）小住，旋赴日本寻思重整革命大业方案，决定以从头做起之精神重行组党，於九月二十七日起，开始以中华革命党名称办理党员宣誓；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於日本东京。先生检讨革命顿挫原因，实由於辛亥革命成功後「不行革命方略之过」，故特为著意於中华革命党方略之制定，经十七次之会议，於岁杪颁行。方略凡六编，於军事、政治、法律、则例、奖惩，并各种文告，均巨细不遗，冀革命遍起而举国一致也。同时明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国旗，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为革命军大元帅。先生即依方略执行大元帅职权，委派各省革命军司令长官，全面开展革命起义活动。及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春，袁氏凯帝制自为野心益露，日本藉此胁迫其承认二十一条苛求，袁竟於五月九日屈服承认；八月，有所谓「筹安会」出现，帝制遂公开进行；十二月，更扭捏宣布「接受帝位」，篡改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先生於四月三日揭发日、袁二十一条款谈判真相，号召国人奋起维护国权；九月发布宣言，号召国人共击窃国独夫。自是而讨袁之师接踵遍起，袁是在「千夫所指」之下，於民国五年六月六日羞愤而死。先生随即发表「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之宣言，继行总统职权之黎元洪遵之，於六月颁令遵行元年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中华革命党捍卫民国功成，遂令革命军止战停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春，先生著成「民权初步」即「中国存亡问题」两书；并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支部、分部及交通部，即作恢复国民党名称之准备。方当规划国家长治久安之际，北方政府又生巨变，事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胁迫国会而起，继发展为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再发展为段祺瑞指使所谓「督军团」叛变；最後使得顽固的「保皇派」军人张勋得到机会，以「调停」为名率兵进入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发动兵变拥满清废帝溥仪复辟。时在五六两月之间，竟接连发生倒阁、叛变、军人干政、解散国会种种毁法事件，至七月一日复辟丑剧发生，北方混乱遂达於顶点。其後虽复由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粉碎复辟，而北方则自此形成军阀争战之局面。先生为捍卫中华民国，遂起而以护法号召天下。  

七月十九日，先生至广州发表通电，请国会议员来粤集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八月二十五日，各省到粤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旋即议定「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九月一日，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九月十日就职，执行护法讨逆任务。时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意即举兵来犯，先生遂於十月七日下令北伐，护法战役自此开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之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为胜利一方「协约国」之一员，但未得列强之平等对待，且竟由英、法与日本勾结，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应行权利另作分配。尤其迁就日本要求，将德国原以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山东之一切权利让予日本，最为国人所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此集会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继起响应，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其後，知识份子中之热心改革人士藉以导引，蔚成「新文化运动」；继之，则有各种激烈思想渗入其中，遂使此一源自爱国情操之「五四运动」趋於复杂混乱。先生时正潜心著述，已成「孙文学说」暨「实业计划」两书，乃即相继发表，期以导正国人心理，及指引因应方向。「孙文学说」以「知难行易」之理，勉励国人力行建国；「实业计划」为全国物质建设详定蓝图，并号召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富源，谋中外互利以增进世界福祉；此二书并前者「民权初步」之民主社会建设实务，合而称为「建国方略」。复命同志创刊建设杂志，以导正社会思想。是年十月十日，先生即令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以广包容。加中国二字者，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别於元年之国民党也；而其精神所在，则为兼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所具性质，即革命与民主并重也。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依中华民国法统组织正式政府，并举行大总统选举，先生当选，於五月五日就任。按此次选举，实遵约法，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亦为正式中华民国大总统，考诸议案、通告、对内对外宣言皆然。而有以「非常大总统」为称者，且多见沿用之，此於史无可徵寻，盖以当时北方有徐世昌组「新国会」，并用旧选举法选为总统，先生已斥其「名分不正」；而旧国会已自北迁南，维护法统，其所选举者自为正式总统与正式政府。其时旧国会斥北政府为非法，北政府贬南方为「非常」，北政府据地广大，影响视听印象较多，致世人习焉不察；然法统所在，自当正名，未可因国会举行「非常会议」而认依法选举之正式总统为「非常」也。  
　　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後，即函北政府徐世昌曰：「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惟忠於民主政治之人，始能知其所以然，而为之不二，故遂以文承其乏。…….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所已知；君之不能有益於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以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民必谅君不获已，且善君之能改过也。」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一月，先生充实大本营编制，决定移设赣州，并整备军伍，次第推进；二月三日，下令伐令，以李烈钧统一军出江西，许崇智统一军出湖南。此际所亟需者，为广东後勤支援，先生命陈炯明主之，参谋长邓铿实总其务。三月二十一日，邓铿忽被刺於广州，经查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乃知隐患非常，遂开紧急会议，采蒋中正等人主张即行班师回粤。蒋中正授命率军为前锋，师行迅速，炯明遁避，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回抵广州。蒋中正建议即行消灭陈部，以清内患；先生持宽容襟怀，仅削陈之省长兼总司令职，仍任以陆军总长，期其悛悔。蒋中正以所谋未纳，又知陈必叛，乃慨然有去志；先生亲往挽留，後仍辞归浙江。五月，先生集北伐大军於韶关，并亲临誓师；迨北伐各军入赣，陈乘机回占广州，并派兵四出骚扰，以乱後方。先生为镇抚陈部，使前敌将士免於後顾，乃於六月初率少数卫士回至广州，欲以精诚感召陈氏；讵陈已与北洋吴佩孚通款，相约夹击北伐军，竟於六月十六日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先生於间不容发中脱险，登楚豫兵舰，率海军讨逆平乱；旋迁永丰舰为大总统行辕，接见记者，宣布照常行使职权，戡乱护法。时蒋中正闻先生蒙难讯，即兼程来粤，於二十九日登舰；先生遂授以海上指挥全权，自是历五十日战斗。至八月九日得北伐军回师失利确报，方离粤赴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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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叛变，举国同愤。先生抵沪後，各方纷纷声援讨陈，乃於十月派出蒋中正赴闽，以北伐军入闽部队组成东路讨贼军；派沪鲁西行，联络曾追随北伐之滇军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十二月，西路大出，东路亦发，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十六日遂克复广州。二月，先生旋粤，重建革命政府，为以和平统一号召北方，乃改用大元帅名义续行职权。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於广州，先生躬亲主持，通过总章、宣言；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予监察委员；并慎重提出组织国民政府暨实施建国大纲案，以及纪律问题等案，至三十日闭幕。翌日，先生即召集当选之中央执、监委员，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中央党部，次第达成党的改组。四月十二日，先生手书印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确定革命建国目标与步骤，本三民主义
  
先生主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蒋中正校长恭立於侧。  
  
五权宪法之宗旨，循军政、训政、宪政之程序，由县而省而至全国，以实现中华民国之国家建设。  
　　先生於一全大会开会期间，复进行两大工作：其一为创设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二为亲自作三民主义之系统讲述。关於军官学校之创办，实乃先生多年以来之心愿，盖自倡导革命数十年来，均以未能建立真正之革命军而致屡兴屡败；民国六年苦心经营之军队，又因付托非人，竟为陈炯明资为反叛之工具；惩前毖後，於千百试炼之中，以「疾风然後知劲草，盘根错节而後见利器」之识鉴，而坚决付蒋中正以此使命。蒋於受任军官学校校长後屡辞，先生以「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责望之，并亲自选定以陈炯明叛变二周年纪念日——六月十六日为军校开学日期；届时亲往主持开学典礼，致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之训话，复隆重颁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之训词，其望切责严之心可见。关於三民主义，先生历年讲述甚多，大旨已具；唯为建国远久计，自民国八年建国方略著成之後，即更策体大思精之撰述计划，并已著手著作，不幸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时毁於炮火。兹当开展新局之际，全党全国迫切仰望三民主义全书，乃决定改以讲述方式速成之。自一月二十七日迄八月二十四日，凡讲述十有六次，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各以六讲终篇，民生主义则仅至四讲，尚有预定四讲在特别慎重深研极思之中，以其所关最远且大也，乃竟因国事多事继以北上而终未完成。  
　　自民国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北方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之总统曹锟，电请先生入京主导统一建国大计；先生为和平奋斗以救中国，决以革命领袖之大无畏精神前往，乃於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期以唤起民众，发挥民力，达成国家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十三日，於万民恭送中自广州启行，并特绕道黄埔，校阅军校学生，慨然语蒋中正校长曰：「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若二三年前，吾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语重而心长。  
　　先生经香港、上海，复取道日本，所至均发表对国是主张；在日本神户并讲演「大亚洲主义」，劝告日人发扬东方王道文化精神，勿为西方霸道文化所误。历二十馀日行程，於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以严寒中奔波劳顿致病，暂留就医。除夕之日，抱病入京，以书面谈话致意同胞曰：「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并言救国之道，当俟病痊向国民详述。遂即延医会诊，断为肝病。惟先生时时为国劳心焦思，未能静养，病势乃日益沉重，至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不幸逝世於故都，享年六十岁。先生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致力国民革命达四十年，而大业未竟，遗命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并谆嘱将其最近所主张之「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事，於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盖此乃对内唤起民众、对外争取平等之起点也。先生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原配卢慕贞女士所生一子科、二女金琰、金琬均已长成自立；继配宋庆龄女士嫺婉好学，乃嘱以所遗书籍、衣物、任宅付之以为纪念。  
　　先生逝世後，北京政府发布国葬令，并令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先生终生为民主奋斗，永以国民一份子自居，决议接受民众哀悼而拒绝政府国葬，改以国民礼制行之。於三月十九日由中国国民党党员舁挽移灵，二十四日在中央公园接受民众致祭，四月二日安厝於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以待全国统一後安葬於南京紫金山。  
  
　　五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隆重决议接受先生遗嘱并发表宣言昭告全党。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蒋中正总司令继承先生遗志完全北伐，於七月六日代表党与政府，率各集团军总司令恭诣碧云寺先生灵前，祭告军事任务完成，即依遗教实行国家建设。翌年（一九二九）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正式奉安先生之灵於南京紫金山麓，建中山陵为中国历史永久圣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四月一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