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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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土家野夫

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耻辱、羞愧、畏惧或者种种不堪，我都难以理解，父亲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拒绝回忆的习惯而不像大多数老人那样爱唠叨过去的痕迹。他像一个纯粹凭直觉而熟稔行路的盲人，总能巧妙地避开坑洼一样躲闪着那段凹陷的岁月。以致于让人误会他几乎像陨石一样来到这个星球，他的身后是一片巨大的虚空；他来时的路飘渺无迹，只是仅供凝思而永远难以洞彻的沉沉星云。

这似乎意味着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辈就枯涸了，我像一条没有源头的细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干。但这是不合逻辑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样如同传说一样难以亲近，我相信父亲和我都永远根据在那个庞大家族的废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隐秘梦影里，在浩淼难问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们两代人在苦难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窥见父亲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后。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回恩施奔丧。父亲在一面血红的党旗下似乎安详了，带着他隐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着最后的火焰——他几乎已决意要将一切胸中块垒都化为灰烬——他唯一的遗嘱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让流水带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还有老家么？但从老家赶来了许多衣衫蓝缕的亲戚，他们叫我叔叔舅舅爷爷舅公，与我同辈的则都是老人了——这突然冒出的大批远亲几乎让我瞠目结舌。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亲戚也没有故乡的，他官居正七品却从未还乡也从不提起，这使我们姐弟皆讳莫如深。这些从深山远来的陌生族戚与我同哭，他们在真切的哀痛泣诉中开始向我揭露出我们家族那惨绝尘世的往事……

二

巴东这一地名也许是鄂西最古老的标注。《水经注》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由此看来，那就是中国最悠久的伤心之地。我的故乡就在那里，在三峡的背后，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个至今还偏远穷荒的地方。

顾名思义，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个在遥远年代就已失去国名的僻野。在清代，它归属容美土司管辖，在所谓共和国，它准确的地名叫湖北省巴东县杨柳池区驷井公社石板小队，现在则划归金果坪乡——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个书记杀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里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两里之内仍无人烟。翻过老屋背后的山崖，就可以看见清江在500米下的绝壁间涣涣流淌如永不干涸的泪腺。那个村子没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们唯一的主粮。可以想象，50年前，那里该怎样的蛮荒。那时，村民去县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为难就多打三五斗，缴皇粮，然后自给自足，安身养命。他们不知道主义，不相信党派，甚至也不关心改土归流。他们已经遗忘了来自何处，不了解巴楚之别，只知道他们所处的国家永远是乱世，他们只想勤扒苦做，做一个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即可谓泱泱大国；虽然早已实行郡县制来管理，但实际上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多数领域仍属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个县令的地方，规矩也是一个人独自去上岗，秘书[师爷]还得自己出钱雇请。至于少数民族地区[蛮夷之地]，则从当地的世家望族中择封一个土司，由其世袭自治。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报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但士绅阶层又并不专属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断更新变替的。在欧洲，贵族社会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他们代代积累的财富集中管理，因此较能保持身份。而中国民间的传统则是“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这种分家析产制很容易导致一脉各支兴衰不一。于是富不过三代，没有永远的士族簪缨之家。社会始终鼓励那些个人奋斗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门，起于垄亩，只要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或者读书应试，你就可以跻身士绅阶层，成为闾里乡亲尊敬的人。参看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历朝历代的入登大宝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满人入关，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缙绅门第。因为统治者知道，这个广袤的国家和众多的草民，不能仅凭枪杆子去管理；在他们鞭长莫及的艽野，需要无数德高望重的人去维护礼法。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统的丢弃。而一个丧失道统的民族，就会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甚或堕落而为众多的杀人机器。

四

中国古代的流民迁徙是历史永久的悬案——在今天看来都很蛮荒的地方，几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又是如何发现并开拓的，这实在不可思议。石板村位于巴东、鹤峰和建始三县交界的高山峡谷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从地名也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在那里的山顶可以俯视清江，但百丈绝壁使得他们长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还乡时，发现我堂兄依旧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们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郑国公的苗裔，史称“板盾蛮”的那部分爱唱竹枝词杨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先祖。白云苍狗数百年，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的岁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辈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无从想象。

祖父郑公讳振略，大约诞于光绪初年，派称幺房。至少在民国之初，祖父这一支还很贫寒，而他的堂侄——其长兄之子郑永阶，则已崛起而为野三关杨柳池一带十三乡的联保之长了。永阶堂伯大约在当时当地是曾经风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围子和民团武装，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还有其碉堡的残迹，而关于贺龙攻打郑家寨的故事，仍依旧在民间流传。事实上，永阶伯一支正是在被贺部打破砍杀之后从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径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磐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他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

那个早上，阳光渗透着初春的芳香。整个家族除开祖父之外，都簇拥着这个唯一能去州府的学生离开家门。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树下，露水滴嗒自叶间滑落。父亲一步跨过了乡界，他的灵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为儿子送别的伤感场面，他独自登上后山；那里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着郑氏祖茔。这些从土地上隆起的坟墓，错落有致如一个私家花园。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静默地开放，三叶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无数羸弱的手牵连着这些飘散的灵魂，似乎在山风中具有了一种环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庄严如同一张面孔，发灰泛白，苔痕班驳，书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经卷。一个家族的历史，全部的苦难和荣耀，都尽在这些泥土下埋没着，阅览着岁岁芳草的无情惨绿。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辈辈一寸一分积攒下的这点土地，迷朦朝雾中，他像一个失算的弈者面对一盘亘古未解的残局。烟岚弥漫在他六十多岁的老眼里，他看见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谱，记载着他日渐淡忘的艰险岁月。一些墓阶上还存放着积年的清供——粗糙的包谷、敞气的酒以及风干的苹果。他此刻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儿女已无能为他烛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个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继嫁到了邻县的官店。每个家庭都仍然是农耕为生，过着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个长工，是族房的一个孤儿，带有收养性质，那孩子也只十几岁。土地则分给了三个儿子，我父亲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着——一个地主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些了，但这，在当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幺儿外出的当年，终于油尽灯枯。她的早逝使她备享尊荣，那场丧礼办得风光体面，成为那些山中后人至今还能铭心的最后一抹残红之忆。古人说：寿则多辱。祖母幸好没有熬到1951年，否则她将如何面对那在劫难逃的灭门之祸。

父亲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学。次年，据说因为打群架而被开除。就在他晃荡在江边卵石滩上无所适从时，林彪的四野开进了州城。那时的***所到之处，马上成立革命干部大学，用延安和东北那套成熟的洗脑方法，赶紧为地方培养管理干部。走投无路的父亲需要一份口粮，马上成为了首批学员。很快就学会了斗地主分浮财和杀人玩枪的技术，于是便分往利川开始伟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那时的老家肯定不通邮路，他对革命也肯定还抱有许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许还侥幸地认为他的家庭刚刚脱贫，应该不在镇压之列。于是他充满激情的投身到伟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战斗中双枪横行，杀人越货屡建功劳。很快入党，很快成为最年轻的区委书记。关于父亲，我将另文专述。

49年和50年，父亲与祖父是否有过联系，是否彼此知道对方的消息，这是父亲一生的秘密，我现在已经永远无从得知了。父亲用沉默维护着他的尊严，也一定用隐忍埋藏着他的耻辱。我相信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多是少言寡语之人。他们用一生的压抑来努力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溃。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人最早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没有王的时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开拓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产生，从来就非民选，谁将暴力发挥到极致，谁就是王，谁就拥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会，君主虽然认为天下即朕，但在实际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认私田的。也就是说，除开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队开发的屯田，分封赏赐的职分田，其它自耕田、永业田和庄园均属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亩纳税即可，民间的私相买卖和授受皆不干预，政府只作登记收税。明朝鼓励人民开荒造田，给地15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诏曰：额外恳荒，永不起科。这意味着你自己筚路蓝缕开拓出来的田地，政府连税赋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则只有百分之四点五。

民国时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规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规定——国家依法征收之地属全体国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须收买；矿藏道路江河湖泊风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土地仍属私有。

个体的人依托于一个国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须向国家纳税，这种缴皇粮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早已无须多说。无论是一条鞭法还是摊丁入亩法，都有优劣长短。而人的天分寿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样的种子却并不能保证获得同样的收成。天灾人祸皆能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贫富距离，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卖田，自然便有人收购。一切皆由市场经济在操纵，往宿命上说，人生的祸福还自有许多看不见的因缘。就这样，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

九

土地问题是一个农耕民族致命的焦点。历代的皇权更替也多与此相关——均贫富，耕者有其田，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号，但从来没看见哪个起义的领袖真正与民同苦。皇朝换了血统，法统却依然袭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

这个党闹红军时代，本质上还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抢地主无可厚非。到了陕北，有了自己的占领区，才有了相关的政策——既要搞统一战线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斗地主；又要吸引穷人支持，就不能不给老百姓甜头。于是，当时出台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农民向党纳粮。军队自己也去开荒经商包含种大烟来换取费用。那时，毛是承认所谓开明绅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战一胜利，共军迅速坐大，两党要抢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粮饷，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紧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实施办法。具体来说就是每到一处，先划分阶级成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产牲畜农具和粮食全部瓜分了，还给农民新的土地证。这样一来的巨大好处是，党有了粮饷，兵源。老百姓怕政府军来又夺走所谓的胜利果实，便只好和党绑在一起跟当时的政府作对。这一招实在是高，所谓的中央军要维护社会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乱来，于是所到之处只有挨打了。

按说地主的田产分就分呗，大变革时代，个人承担一定的损失也无话可说。大家都是国民，总应给条活路，不应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要羞辱并夺人性命。当时老苏区很多干部也都这么想，在抗战时，许多地主都和八路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许多共党高干都是地主子女。但不这么做，贫雇农就有顾虑，毕竟拿人钱财内心不安。毛发现这个问题后，作了严重批评，并允许基层过火，说以后再纠偏都行。于是大规模的土改开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干部靠边，无业游民发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全部调动出来，各种人间惨剧纷纷登场。[后文在举例]以上内容读者可参看毛选第四卷及近年党史研究，可知笔者不诬。

十

改朝换代是中国士民皆爱关注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意味着战争和屠杀，是看客的谈资和民间话本的底料。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杀人就像是一串逗乐的插科打诨；用迅翁的话说，屠伯的残忍很容易化为大家轻松的一笑。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是歼敌八百万或手起钢刀下的喀嚓一声，有谁肯去分享那些具体枭首者的疼痛。

远古的禅让是中国书生的政治神话，后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样先穿黄袍再客气地劝退前朝老板的故事，史书上也难得多讲。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真是爱读《资治通鉴》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历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后仍要诛杀前朝的普通吏员者，实不多见。满人入主北京后，还知道征召起用晚明的遗老，对那些拒不奉诏的不合作主义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灭而不赶尽杀绝。一个国家的血腥气太重，终非好事——这当是所谓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还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真正取代清室时，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非如苏俄十月革命后对沙皇一家妇孺俱屠。这才叫共和精神，没有这种宽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血流漂杵，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连资助叛军的奴隶主也不予追究责罚。这种民族精神和气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时国军溃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军一路向南沿途丢几个干部就可以轻松解决乡村的“解放”问题。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的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反正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罢。

祖父在此新旧交替的一年里，或者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向谁可以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终于开始全面土改，临时组织的许多工作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姓宋的干部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和人世的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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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从历史来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长期被平原来的楚军攻击，才留下“过赶年”的奇怪民俗。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土改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了农会所在的一家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用诗人的话说——严寒封锁着中国。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郑姓的一个族裔家里，这一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那样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长夜。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后用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有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茬打击后，她们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

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了。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十四

伟大的土改运动终于在腥风血雨中结束了，据史学家考证，大约有三百多万所谓的地主为此丧命。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样勤扒苦做的世代农民，当新政需要动员全社会来夺取权利时，必须要借他们的头颅来祭旗。毛何尝不知他那地主父亲的甘苦，他岂会真的相信那些可怜的民间财富来自剥削。一切只是缘于政争之谋，所以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在拿到土地证和别人家的浮财时，他们几乎相信他们从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赌局被一双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劳而获的快乐对谁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社会。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担心农民的骑墙摇摆时，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锦囊妙计打包上市了。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飙进军中，三千多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在路上。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后遗症还远远不止这些。从这时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并由此提升的阶级斗争学说，是20世纪下半页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虚构。在一个号召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当局故意蛊惑的仇恨和阵线，迫使所有的人与邻为壑，互相撕咬。传统的仁义礼信等美德荡然无存，底线伦理从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恶丑，以穷为美，整个社会充满了打家劫舍的气氛。

维护了几千年礼法秩序的士绅阶层被彻底妖魔化，各种生编硬造的脏水笼罩在他们头上。即使侥幸逃脱一死的，也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要在几十年的光阴中承受各种歧视。这种对民间社会的彻底摧毁，最终使我们今天要承担恶果。许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种恶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个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内伤。

十五

在横祸突降之时，我年轻气盛的父亲在哪里呢？他有无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这是我在若干年里的疑问。毕竟中国文化传统是讲究孝悌和恩仇的，亲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选择趋向的——他怎么可以面对灭门惨祸而若无其事呢？

同一时间，利川县文斗沙溪长顺三乡的土改终于激起民变——史称“文沙长暴动”。主要发起人名叫费文学，他是沙溪的一个小地主之子。当时他在武汉上大学，他听说他的父亲也被无辜镇压后，从省城赶回了同样偏僻的老家。这个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选择了复仇之路。他联络另外两乡的地主家族及许多农民，突然举事，将文斗区土改工作组的十几个人一起处死，只有一个躲进红苕窖侥幸逃脱。

以暴易暴当然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时被任命为文斗区委书记的，他带领的正规军奉命前来执行剿匪，实际则是一场更大的屠杀。按我父亲一位至今健在的战友的说法——只有缺丁的，没有缺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家的青壮年都受到刑讯，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无端牵连出无数所谓的通匪者被一一处死。

费文学则带着亲信逃进了原始森林，我父亲的小分队与之进行了漫长的周旋。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这是另一篇故事]最后我父亲经县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后，费文学带着他的部伍终于缴械。按协议规定——既往不咎，以开明乡绅对待。我父亲似乎坚信党的政策，与之时相过从，化敌为友宛若兄弟。几个月后，县里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费氏进城。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费文学很快就被秘密处决了，他那些忠义相随的兄弟也接着在以后的肃反等运动中在劫难逃。一个人的反抗就这样平息了，血流进土地，化为污泥，连故事也将在岁月的罡风中荒芜。

身经这些残酷，就算父亲当时知道了五百里外的家乡正在发生的悲剧，他又敢如何作为呢？什么叫组织，在组织中是没有个体生命的呻吟的。从人性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要求个体生命对强权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亲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选择，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荐的另一篇文章之后。下文再述。

十六

网上有篇文章是谈牛荫冠这个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兴县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姚依林的学长。他在12。9后被党派回山西担任牺盟会常委，并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亲叫牛友兰，是当地著名工商地主，开明绅士。毛选中把他和李鼎铭、刘少白并列。他不仅支持他的许多后人参加中共，自己还捐助给八路军一个团的装备。他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和军工厂为中共提供后援，他的家就是八路军司令部的曾经所在。

他们父子在当地还做过太多善事，那里一直是所谓的解放区。但到了1947年，毛蒋争天下，毛意识到必须发动农民才能陷蒋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处开始土改。那里由李井泉[文革时四川省委书记]分管，李多次找牛荫冠谈话，要他与其父划清界限。然后斗牛大会开始，父亲跪在台下，儿子在台上。以乡村二流子为主所组建的农会，当场用铁丝穿进其父的鼻子，并命令他来牵牛游街。他没有办法，只好去牵。其父愤怒地摇摆，鼻骨被拉断。农民不忍，群起围攻工作组，并为其父解开脚镣。一个为中共和当地贡献多多的乡绅，中共边区的参议会议员，回家后开始绝食，三天后气绝身亡。

牛荫冠即使如此隐忍，依旧被免职送进党校学习。整个解放区的百姓都在传说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后虽然官至副省长和正部级，虽然领导沈阳飞机厂为中共生产了第一代战机，仍然为许多同事所不齿和提防。因为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可以参与迫害父亲的人，他不得不终身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亲一样，永远不谈他的父亲。没有人能理解他内心的惨痛，更无法想象他别无选择的选择。直到姚依林在身后出版的《百夕谈》里，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历史记事本末》中，我们还知道了其年在兴县八区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杀863人，被驱逐冻饿而死的63人。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许多并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农民。

在读过这些文字后，我真正原谅了我的父亲。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十七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时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点起步的。其后则每个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别站在不同之起点。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默许一个准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这是残酷的，因这种起点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两极分化，穷者恒穷，富者永远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的话，这种社会发展到极致，就必然诞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将多数人推回同一个起点，再开始新的竞赛。

中国是农民起义的滋生地，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似乎永远处在这样一条地震带上。所有的起义者最初都几乎打着均贫富分田地的旗子以号召战士，一旦夺取江山，享受胜宴的则永远只是少数。革命领袖实质上夺取的只是皇冠龙袍，并没有推出新的先进制度来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动，这是伟大领袖最高明的定义。暴动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将对整个社会带来剧烈的破坏，而中华文明也必将在这种怪圈中周而复始停滞不前。

但没有革命，整个社会就意味着在永远默许甚至纵容不公和暴政。虽然早在孟子时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轻的口号，但三千年之后，我们却依然没有抵达真正的“民国”。于是，孙悟空宣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远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议选。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仿佛要给人民平等的机会；但你真正了解天国的真相之后，你就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

孙中山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以武昌起义为筹码，终于实现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这场革命的本质不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因此进入民国后，民间社会沿袭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孙先生并非不知道在满人洗牌三百年后，民间又已形成怎样的贫富悬殊。他虽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浸淫过的他，毕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义出面抢夺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蒋的时代，政府曾经试图用赎买的方式来均衡土地，终因财力不济而无法实施。

很显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确实是一个问题。当底层多数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贫困时，它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问题。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问题。

十八

共产主义原本不过是一种经济学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种乌托邦政治的愚妄蓝图；经由列宁而演化成为一种国家革命的极权政体，再由所谓的“第三国际”向其他穷国传播，衍生出20世纪严重影响人类历史的一场悲剧运动，以致亿万生命要为之填沟转壑，这真是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实，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历史的妖雾和神话，我们今天来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们多数皆是正派的读书人，是一群有正义感和追求的愤青。这也是当后来这种学术结社异化为暴力帮会时，他们多数人选择了退出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也是在野党，为了北伐，孙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于是两党合作，共党则乘机在基层迅速繁衍。当国民党定尊武汉时，南方几省的农村在共党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地主士绅阶层惨遭洗劫；那时，毛正是政府农工部的负责人。重温《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可从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张里，找到后来土改的起点和母本。

这场暴风骤雨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当时就引起了全社会的震荡和非议。毕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杀人，并不符合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要改良，贫富要均衡，这是政府必须通过组织手段来逐步实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并不能真正抵达正义和公平，而且这种赤潮还会带来大面积的社会动乱，即使今天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也不会允许这种行为。于是，当蒋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乱。无数盲目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坛。一夜之间，两党翻脸，史称“马日事变”。随之毛周发动武装起义，从占山为王到偏安割据，从党争到政争再到天下之争，国家进入漫长的黑暗血腥期。我们现在称呼这一段历史，唤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土地啊土地，必将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长出花朵和粮食。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农没有地主，个体农民仅占百分之五。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是城市党，向来对农民是有些歧视甚至敌意的。十月革命后，为了征粮，苏维埃政府必须花大量力气和农民打仗。斯大林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1921年开始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结果不得不派出正规军下乡和武装农民开战。在无端杀戮了太多生命后，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后果是农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个农业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当共党在1946年提出土改时，一向肆意妄为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万要谨慎。

但毛必须要借助土改才能争到天下，他当初在湖南的经验已经足以让他决定，只有全面颠覆社会秩序才可能战胜政府军。蒋军败到台湾之后，终于明白此理——不解决农村问题，就永远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国民党在50年代，同样在台湾也开始土改——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赎买政策——由政府出资给地主，让地主到城市去发展工商业，把土地留给农民。至于两方的结果，我已无须多说。

十九

地主富农的劫运，并未因为土改的完成而结束。甚至可以说，那只是漫长迫害的开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远要被绑上耻辱柱，忍受无尽的摧残。而到了文革时，这种歧视和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顶峰。

我常常觉得，我的童年在四岁就已结束。那个夏日午后，我突然看见小镇街上，涌来大批背刀抗枪的男女，我的父亲则戴着一顶纸糊高帽，满面风尘地走在队伍前头。我觉得父亲的扮相实在太过滑稽有趣，飞奔回家报告喜讯，却发现外婆和母亲正在拭泪，我立马意识到家里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牵我去乡小入学报名，一路叮嘱我如何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时，我已经约略知道，这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在以后的八年里，每学期的报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会选择没有同学的时候去——因为我们害怕被人知晓而耻笑。

我们这代还是孩子时，大都见惯了生活中的许多恐怖。我一同学的母亲，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双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彻骨肉，几个街坊老人被驱赶下河捞枪，因为他们曾经是地主。我今天知道，这个国家那时还有许多比此更甚的邪恶。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曾经短暂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处死的悲剧。这种人间的仇恨，是如何被培养到丧尽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为了发动农民，御用文人虚构了黄世仁；五十年代又虚构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时，为了在现实中找到接近真实的恶霸，四川又推出了刘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各地也发掘出无数类似的“罪大恶极”的地主，于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我的朋友终于经过调查，写出了《刘文彩真相》——原来一切皆是虚构和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大约捅到了痛处，很快就被禁止发行。

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stupid-ass

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

作者：鲁顺民

　　一、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

　　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

　　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叙》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革命阵营、并且对这个阵营作出巨大贡献的开明绅士，就这样在受尽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年，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出版，该书记录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对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总结，当然有对历史的思考与反思，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姚依林的回忆自然非常珍贵，其思考与反思当然更为可贵。一生寡言的姚依林特别嘱咐，这部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谈话录须在他去世之后才能发表（《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他谈到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地改革会议，里面涉及到牛荫冠：

　　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智效民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者，对山西的乡邦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姚依林则长期主持国家的经济工作，而且和牛荫冠同为清华同学（牛为1933级，姚为1934级），上世纪60年代，牛调回北京在商业部工作，姚是牛的直接上级。也就是说，民间记忆里的牛荫冠在1947年土改运动中斗争自己父亲的基本事实，与学者研究考证和亲历者的记忆是相吻合的，而且，沉淀在民间记忆里关于这个事件的态度与研究者和亲历者对这个事件的基本判断也相当一致，他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印象都非常恶劣。

　　二、牛氏父子

　　在谈论牛荫冠与土改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对牛荫冠及其父亲牛友兰先生作一个初步的了解。

　　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村子前面有一条叫做蔚汾河的黄河支流流过，南依高崖，土地贫瘠，并没有显示出与黄土高原其他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牛氏家族世代都是书香门第，1912年农历八月初七，牛荫冠出生的那一天，同时传来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继为官的消息，祖父牛锡瑗高兴地给长孙送了一个“官”字，名之曰“官子”。父亲牛友兰也许嫌这个名字太直露，也太腐朽，遂更名为“荫冠”。牛荫冠同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不仅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放在山西省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荫冠和他父亲牛友兰先生在人生经历上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

　　父子俩都是从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又都没有将书读完。牛友兰先生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1909年因病辍学，时年24岁；牛荫冠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一为私疾被迫辍学回家，一为国难主动放弃学业，这仍然不影响父子俩作为那个时候少有的读书人在民间的影响力。

　　牛友兰先生回乡后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刘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积累了丰富办学经验的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背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牛友兰听从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关于兴县农业银行的重要性，智效民先生在《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从1942年起，兴县农业银行行长职务由牛荫冠接任），刘少白与牛友兰这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刘必提牛，无牛亦无刘，他们俩人一个办银行，一个举实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都有杰出的贡献。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一生中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牺牲救国同盟会期间，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担任沈阳112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这两个时期恰好是牛荫冠的青年和壮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中间，很快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时期，既是牛荫冠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又是他政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机会，而牺盟会对共产党势力在山西的渗透、巩固和发展壮大的意义非同小可，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共产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理所当然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与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他家族在晋绥地区的影响有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在牺盟会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与声望所致。

　　1955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112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112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军队飞机修理厂，牛荫冠到这个厂子担任厂长的时候，该厂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了。之所以称这个时期是牛荫冠人生的第二个高潮，是因为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1956年国庆节，5架歼5型喷气式气机从天安门上空凌空飞过，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厂一连生产了700架歼5型飞机装备部队，同时又组织领导了歼6型飞机的试制，为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毛泽东来到112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47岁的牛荫冠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幸福波涛，不难想象。

　　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积极入世教育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作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据牛荫冠的友人回忆，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无疑是从传统儒学教育里熏陶出来的。牛友兰先生不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牛友兰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牛友兰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迟至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牛荫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0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会”的前前后后

　　再回过头来说1947年“斗牛大会”牛荫冠斗争牛友兰事件。

　　如果他仔细分辨智效明和姚依林两人的记述就会发现，子斗父这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但智的研究所得和姚的亲历在细节上却有极大出入。在智的叙述中，牛荫冠是“作为工作组组长”身份坐在台上，会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牛友兰被斗被侮辱似乎都是牛荫冠一手导演和策划的。姚的亲历却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谁让牛荫冠拉着游街？显然不是牛荫冠自己，而牛荫冠斗残忍地拉着父亲游街，是为了“划清界线”。关于用铁丝还是用绳子穿鼻游街，虽然记述不同，但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因为有点农事经验的人都知道怎样拉牛的，铁丝和绳子二者不可或缺，这不是分歧所在。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民间的日常生活的震动非常之下。大家在震惊之后的不几天里，众说纷纭，议论纷纷，演绎出不同的版本。

　　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1947年11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郑天翔回忆说：

　　关于牛荫冠同志的那个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装在心里，不能打听。但是，关于牛荫冠同志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的接触面非常小，也不断地听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会上，经强逼之下，牛荫冠拉着被人用铁丝穿着鼻子的他的父亲牛友兰往前走。不久牛友兰被斗死了。听说，这叫“斗牛大会”，那时在党校的同学参加了。有人说，他亲眼看见牛荫冠神情严肃；有人说，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有人说，牛荫冠真不容易！又说，牛荫冠开完斗争大会就回党校了，还像往常一样。……我只能听一句算一句，不敢打问。（《牛荫冠纪念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947年11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1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11月3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按：即刘少奇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文件，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2。

　　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在立论的过程中，甚至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赋予各级农会组织以审查干部之权力，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斗牛”事件，不过是晋绥地区土改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牛荫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说都是人们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这一事件无疑给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层干部那里带来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荫冠本人的地位和影响，只会使本来恐慌的气氛变得更加恐惧。郑天翔描述的正是这种恐慌加剧的情景，大家将牛荫冠视为异类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牛荫冠处在被动、孤立与被怀疑的境地。他那时候是被当作“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撤职进党校接受审查的。

　　恐惧是诞生谣传的最好温床，谣传在传述的过程中又最易产生变种。1948年初，关于牛荫冠本人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孔被斗而死的传言，居然在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传得有鼻子有眼，被画成漫画张贴得到处都是。

　　事实上，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项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3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转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虽然报纸报道的是一周前的旧闻，但不大不可能在牛友兰被斗之后才报道准备斗他的消息，那么，“斗牛”大会应该发生在9月25日当天或者以后。再查阅相关资料，才吃惊地发现，“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4。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5。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18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1947年9月的晋绥地区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火如荼，参照当月的《晋绥日报》，可以体会一下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这里仅将关于兴县一县关于土改运动的报道分列如下（仅列标题）：

　　9月1日：二版通讯两则：李家湾贫农小组，开始混进四个富农分子，解决口粮中被清洗出去。

　　读者来信：对兴县县政府民政科处理地主张文华的意见。

　　9月2日：头版长篇通讯一篇。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6。

　　9月3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六区通讯员马怀林，私自放走地主张德光，群众罚他坐禁闭一月苦工二十日。

　　9月8日：二版长篇通讯一篇：兴县千城村群众，单独清算赵家焉地主，斗争果实拟与赵家焉统一分配。

　　四版通讯一篇：恶霸地主吕国栋被大家斗倒了。

　　9月9日：二版经验总结一篇：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黑峪口市镇群运经验。

　　9月12日：头版公告：晋绥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启事。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黑峪口群众向全村地主阶级总清算。

　　9月16日：二版通讯一则：兴县千城村群众清算恶霸曹湛秀。

　　9月20日：头版通告：为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改为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通告。

　　9月21日：二版通讯一则：十二年前的血债得到偿还，碧村群众镇压白日佳，当年受过苦的老汉说：又看见当年的红军了。

　　9月23日：头版公告：兴县农会委员会临时委员会通告（宣告兴县农会临委会成立）

　　二版通讯一则：碧村地主白孚唐，化形为贫农免征户，群众查出进行清算。

　　9月24日：头版全文公告：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9月25日：头版报道一则：蔡家崖行政村农民大会上，李政委井泉同志讲话。

　　二版通讯一则：兴县蔡家崖召开农民大会，通过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决定成立行政村农会彻底斗倒地主。

　　9月29日：头版报道一则：兴县高家村雇贫中农，听了《告农民书》后，立即讨论彻底斗争地主。

　　（同日发表社论《拥护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号召，坚决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

　　9月30日：二版读者来信：报告一个在党内抖地主威风的女人。

　　在10月份的《晋绥日报》还报道了9月份在兴县展开的土改运动的其他消息，分列如下：

　　9月21日，两千多人集中到兴县黑峪口村，对边区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展开斗争，会上决定撤销其副议长职务。

　　9月26日，兴县苏家塔木耳崖两偏僻村，斗倒地主牛兆贵等，同时，区委委员牛应森被审查决定留职查看。牛兆贵系蔡家崖村人，因在两个小村子有地出租，所以被拉到两个村子进行斗争。同时，牛兆贵是牛友兰的本家，曾在牛友兰的商号入股。

　　9月26日，兴县李家湾行政村五百余群众集会，热烈拥护《告农民书》，当场公审阶级异已分子王如林。

　　9月30日，白文、阳坡、芦子沟三行政村联合土改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派来的土改指导大员康生所在郝家坡跑白文镇仅2华里。

　　斗倒、清算、清洗等词语在报道中频频闪现，一个个义愤填膺，沾腥溅血。耳闻目睹，一派恐怖。在刘少白、牛友兰分别被斗被打之后的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开明绅士，时任兴县法院院长的孙良臣也被撤销职务，押送回乡被斗而死7。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8“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在同一月的16日，牛荫冠的老上级，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在兴县逝世，毛泽东从黄河西岸专门发来唁电。9月26日，续范亭公祭大会在临县都督村举行，公祭大会还沿袭着传统的祭奠仪式，礼敬如仪。当吴玉章、林伯渠和贺龙分别在大会上沉痛地发表悼念续范亭的讲话时，本来有资格参加公祭大会的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9。据时任晋绥边区党校教育长的龚子荣（1949年之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回忆，在“斗牛”大会之前，牛荫冠实际上已经被停止职务，进党校实行所谓的“三查”，实际上是进党校接受审查的。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许是因为事件本身过于惨烈而不忍下笔，也许是为尊者讳而不便记述，以致后来的各种记载都非常模糊，滤去情绪化的激愤成份，从现存的各种版本中都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其中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这样一个对民间社会震荡极大的事件，在记述中就这样被模模糊糊地传来传去。

　　就这个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当时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对这件事情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同时对发生在晋绥军区驻地眼皮子底下的这一恶劣事件有着很明确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胡老回忆说，当时斗争大会不得不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有人冲击会场，大家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也不好说什么。有意思的是，冲击会场是冲着另外一件事，或者说，群众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发泄出来的。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土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其时，牛荫冠的妻子赵辉因为工作关系不在兴县，这位曾经声震晋南地区的女中豪杰也受到了冲击，被所在地群众打为“地主婆”，逼她交出财产。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牛友兰在家中绝食而死。当时牛荫冠仍然在党校，他父亲去世之后有人告诉他，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牛荫冠肯定不会在意。

　　《晋绥日报》对这件震动极大的斗争大会居然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四、一腔心事

　　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赅人听闻的了。

　　后来的历史按照人们的善良愿望推进着。时间还是给人们了一个说法。先是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10

　　接着，1948年初，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也表明了态度，他说：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的。李井泉同志现在不在，他也会承认这个错误的。11

　　诚然，当年参与组织和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在后来都有可贵的反省，1985年，牛荫冠在给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说：他曾就父亲牛友兰事迹的文史资料写信给李井泉，李回信说同意毛对他的批评，承认他有“左”错误，只是不要将他的错误和康生、陈伯达在土改中的错误联系起来。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个人在组织意义上的事实真相，而作为历史事件的承担者，“斗牛”事件几乎纠缠了牛荫冠一生。这是因为，一，在客观上，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大家很难将这样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12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牛对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

　　牛荫冠从牺牲同盟会回到晋绥边区起，一直做经济工作，1949年之后至“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波及到他，但在1960年，作为112厂的厂长，莫名其妙地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沈阳一坐就是两年，一直到1962年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又被撂在一边坐了两个多月没有人理睬他。他前去询问，中组部人的暗示他“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去找贺老总。果然，他找了贺龙之后，被任命为商业部副部长。这其中的曲折真是耐人寻味13。

　　牛荫冠是一个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政务工作者，他在晚年几次谈话中，对土改运动有相当明确的认识，1987年11月8日，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这样一个规模会上，刘少白、牛友兰的事例当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别人可以用胸襟和气度来理解这件事，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钧赅浪哪能消于一瞬？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