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哲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叫停，环境资源承载力陷入全面崩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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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哲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叫停，环境资源承载力陷入全面崩溃
当我们无数次面对矿难、空难和环境污染事件，面对流行疾病大面积扩张传染的危险，面对开发商圈占荒废土地，以及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植被迅速破坏所造成山洪暴发和山体滑波，面对全球化核军备竞赛激烈军事力量，面对地球大气臭氧层遭受严重破坏局面，面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升高，面对城市汽车尾气排放量超标造成的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逐渐上升危机，地球生态系统出现了难以恢复的状态。当人类环境系统不能够支撑人们的经济活动，就会表现为自然的死亡，这是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行为，引起的大自然非平衡运动加剧，自然与人类双重死亡和毁灭历史悲剧就必然的发生。

对于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在面对如此重负的自然环境承载力面前，人们感受到直接问题是：愈来愈严重的自然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的危险局面正在威胁我们生存本身。自然环境承载力已经不能够忍受人们过度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科技环保和绿色生态并没有解决人类贪婪欲望的问题。当人类经济行为还能够维持的时候，说明自然生态环境还可以承受，可是当人类经济行为的破坏方式，开始破坏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那么，人类与自然双重死亡就发生了。它向人们发出严重的警戒，这个不堪重负的自然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自然环境依赖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经济20年来，原本属于比较平衡的自然环境面临着承载力崩溃的局势，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实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富裕的生活，可是，这一切却都是在牺牲了自然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基础之上成果，或者说我们预支了未来子孙的自然财富，满足了我们贫困急于致富的焦虑和疯狂。这个以西方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物质财富积累过程，将会更快的加速度造成整个自然环境的不可恢复性。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者就开始反省这种工业化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性，伦敦烟灰的污染曾经让资本主义者不断觉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烟雾腾腾的城镇和秽物满目的浊流吞噬了成千的英国人的生命，这正是英国人引为自豪的黄色时代，英国实现了由农业—乡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的转变。但伴随而来的却是，霍乱与水体污染、呼吸系统疾病与空气污染。20世纪的英国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烟雾杀人事件。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中，支气管炎、冠心病和肺结核等疾病患者的死亡率增加，4天内竟死亡4000余人，经过多年治理，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尤其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于美国南部大平原尘暴和环境史的研究，也同时在呼唤人们对于环境的良知。1930年的尘暴岁月，对那些带着希望发财梦想来到西部并在大平原上刚刚度过一代或二代的美国定居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些旋转着进入空中的巨大尘暴，似乎是对这些定居者的一种蔑视，一种对他们要征服这片土地并要它生产出粮食作物的艰苦劳动的极其愤怒的蔑视。过于无情扩张农业，甚至把它扩展到了那些永远不应去耕种的脆弱而不稳定的土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尘暴，是因为美国社会那种不断膨胀的能量最终触击到了这一片多变的边际土地，破坏了那里已演化出来的脆弱的生态平衡。

日本6、70年代对于城市工业化污染研究，也向人们警示了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高速成长期主要是钢铁、石油、石油化工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型产业领域中建立了大量联合企业，同时社会上出现了都市建设和村镇发展这样流行语，紧接着就三大都市圈出现的公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汽车造成的污染又远远超过了这些工厂造成的污染，日本水俣病为氮气公司的公害所致，开始于1956年发现，1963年才确定为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乙醛制造工程，1968年才宣布水俣病为日本氮气公司的公害所致。并且，这种公害一般发生在生物中的弱者，公害的前奏是从对污染抵抗力较弱的植物及动物受到伤害及死亡开始，同样人类社会中弱者，也是对环境恶化抵抗力较弱的病人、老人及小孩的健康首先受到损害。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一个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不和谐的时代，这种噩运同样也降临在我们的头上。尽管，各国在环境问题是采取完全不同解决办法，但是，总体上并没有解决环境与人类和谐的问题。相反，却通过全球化的进程却将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来。所以，中国社会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一个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而实际上我们却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转嫁过来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应该清醒：一个长期输出生态资源、维持高消耗、高成本资源浪费式的破坏环境的高增长经济，是一个自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经济的发展模式，叫停中国经济增长率，而重视中国生态资源保护的整体性；或者说更多的利用竞争的优势去参与国际间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去谋取更多属于全球化的资源，而不是用低效的能源消费和高消费的拉动增长经济去满足暂时的富裕；或者说用本身的资源去换取更多的生活奢侈品，去满足所谓政绩的需要工程，而牺牲了属于下一代人的自然资源和财富。

应该看到，20年改革开放对中国环境和资源破坏已到了一个极限，中国政府对于自然资源和环境退化带来风险社会还缺少根本的认识；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愈来愈体现出来自然承载力不堪重负时，人口快速涌向城市而导致本来脆弱的城市基础设置更加薄弱，加之，整体自然环境危害影响了城市生态系统恢复，这样的危机和灾害仍旧会不断地发生。因为，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彻底改变了，人们只能在一次次危机中拯救自己，而并不能够彻底解决大面积发生灾情发生。人们应该清醒的看到，这种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如果不走循环经济或节约性社会道路，会让我们的环境和资源更加难以承受，同样我们也会更多的面对自然灾难带来的社会动荡。

有时，放慢速度可以为了更好的调整，调整我们面临自然环境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可能就是恢复生态环境的一种必然选择。在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必然有一个高成本环境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灾难跟随，这是由于人们的智慧并不能够超越自然的生态智慧。当人们学会了开发一种更新的、更精密的能够理解各种微妙的过程并且不会对其造成破坏的思维能力，懂得人的生存基础不是自身的精神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一种生态决定。这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因环境破坏发生的动荡和骚乱。

water121393

文章不错哦         
环境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 [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