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地图——1840至1911年的中国文化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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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的一桩学术公案

　　这桩学案缘起于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在该文中，他认为戴震《校正<水经注>》一书是剽窃赵一清（1711—1764）的《水经注释》。其理由是，赵著未刊刻行世前，已被收入《四库全书》，时戴震（1723—1777）以举人身份受特招，任《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此事发生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先睹预窃”，并“一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此文一出，学界哗然。身为学术大师的戴震声名显赫、被誉为“天下奇士”，居然也有此等丑事发生，而魏源的声望也在圈子内如日中天、后劲十足，于是这桩学案在一开始就有了许多看点。

　　魏源断言戴震剽窃，其证据，“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也就是说戴氏在自己著作中不标明哪些是自己老师的学术观点，因此“则据他氏之书，尤其事之小者也”。在魏源看来，戴氏是惯于剽窃的老手了，连自己老师的学术成果都能据为己有，更何况名气无法与戴氏相比的小人物赵一清了。此时戴震早已去世，无法为自己辩白，否则这桩学案就会有另一种发展路径了。

　　是魏源泼的污水，抑或戴震确有剽窃？

　　后人展开了对真相的探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胡适，执著为戴震辩诬，即《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经研究发现，胡适认为戴震当年根本没有见过赵一清本，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剽窃问题。至于戴震对其乃师不恭，胡适考证一番后的结论是恰恰相反，不仅不存在大不敬问题，而是格外尊重。

　　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也批评戴震对其乃师的不尊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此三例（指戴震治《水经注》之法——笔者注）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

　　大部分学者都坚持魏源所论不可信，即戴震没有剽窃。

　　果如是，魏源又为何要泼这盆污水呢？

　　通行的说法，魏源既不满意乾嘉考据学派，又否定宋明理学，独尊今文经学并以此作为判别是非的依据，即魏源的思想与戴震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思想不一致，也不能拿学术的问题进行人身攻击。魏源本身是文人、学者，但与他以前的文人、学者又不一样，是强烈倾心于政治的学者型思想家。其道德、文章，令人高山仰止。但是在这桩公案中，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要这样做呢？通行的说法，解释不了他的这一行为。这令笔者困惑不解，反复在其著作中翻检，以求合理解释。

　　在《学篇十》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用，重、容、双、用必争其功。何耶？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此尊无二上之谊焉。

　　这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看似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传统社会中严重缺乏宽容精神均导源于此。对立面的斗争服从于“事功”，在此原则下必须达到“一主一辅”状态，有害于“事功”的“重”、“容”、“双”、“用”才得以克服。在事物普遍存在着矛盾的情况下，中国人更加倾向于认同“一”，不愿意看到“二”或“二”以上的更多的“三”、“四”……以此解释这桩学术公案便迎刃而解。即便如知识精英魏源也逃离不出这个思维模式。自以为真理在手，自诩为唯一正确，不允许与己见相左的观点存在，并一定要斗争、直至战胜对方，发展到后来，甚至不惜采用人身攻击的下流做法，岂止厌恶，而实在令人胆寒；同时，学术与现实政治走得过近，甚至完全服务于现实政治，也是十分危险的。从百年前的这桩学术公案中，我们不难理解日后的唯物史观派与古史辨派之间展开激烈论战的学理上源头。这也是我们重提这桩公案的目的所在。

　　近代最大的学术公案：《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光绪十七年（1891），在梁启超、陈千秋的协助下，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刊刻行世，而《孔子改制考》虽然在1891年至1892年之际开笔，而真正问世则是在戊戌变法这一年。这两部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百余年来，围绕这两部著作，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即是否剽窃了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

　　争论源自廖平本人对《新学伪经考》颇有微词，暗示康氏有抄袭之嫌。而《新学伪经考》一书中不但找不到康氏思想的任何有关来源的线索，即便是协助乃师写书的梁启超、陈千秋在该书再版时也只字未提。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氏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清代学术概论》），这成为康氏抄袭说的最有力证据。而作为当事人的康有为，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不辩诬，亦不留文字，因而给后世留下了谜团。

　　影响巨大的戊戌变法的理论之作，竟然是剽窃而来，这影响堪称巨大，无疑是百余年来最大的一桩学术公案。

　　然而，事实怎样呢？

　　此事缘起于1890年底康有为在广州广雅书局拜访廖平。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字季平，因自己的学术思想屡屡变化，曾以“四译”、“五译”、“六译”先生自号。曾蒙张之洞提携，拔院试头筹，后又入读四川成都的尊经书院。湘籍名士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对其极为赏识，并随王氏改治今文经学。廖氏早年记忆力不好，不善于背诵，成绩自然不好。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读书时用绳子将自己绑在座位上。同时，他还惜时如金，刻苦学习，即便是同新婚妻子回娘家的路上也是苦读不辍。1889年中进士，跻身士林。廖氏肯于思索，一生的学术思想屡变，从“平分古今”到“尊今抑古”、“古大今小”、“天学人学”、“天大人小”、“以《黄帝内经》来说《诗》《易》”，凡六变，世称廖氏“经学六变”。戊戌政变后，廖氏思想正处于三变时期，被梁启超斥之为“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入民国后，廖氏历任成都国学校等院校教授，卒年八十一岁。

　　1888年，康有为从友人处借阅廖氏经学一变时的著作《今古学考》（该书刊刻于1886年）。经学今、古文之争由来已久，自清中后期常州学派重振今文经学以来，到曾国藩、郭嵩焘时代就已出现了调和汉宋、今古文经学合于礼制的趋势。至廖平时代，廖氏以礼制为标准平分今古，认为今古之争完全是门户之见。廖氏的这一学术贡献，与顾炎武发明古韵分部并列、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并称为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廖氏的这一贡献，却不被自己的恩师张之洞认可，而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春在堂主俞樾却极为欣赏。廖氏胆小，遂扬弃了看法不一的平分今古说，于1887至1897年间又提出尊今抑古说，著《辟刘篇》、《知圣篇》，前者用以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是东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而后者则推崇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传，是谓廖氏经学二变。

　　康有为拜访廖平，恰好是廖氏处于经学二变时期。此前，康氏推崇《周礼》、《左传》，基本属古文经学范畴。但是，世人皆知康氏读书极为驳杂，在1890年前《我史》的记述中，虽没有明确提过《公羊传》，但其思想中已有不少今文经学的影子。这次拜访，廖氏把新作《知圣篇》给康有为阅读。数日后，康有为阅毕，不认同该书观点，并致万言信对廖氏提出批评，说廖氏“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并劝廖平应“急当焚毁”。廖平到康氏下榻处徽州会馆回访，事后廖氏称此次回访“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康有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书中的观点。尔后，康有为便回乡去了。

　　这大概就是此事的全部过程。

　　近人钱穆看不上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故著有同名著作。在书中，钱氏力主康氏剽窃说，“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又说：“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在此，钱氏似乎将“剽窃”与“受启发”二者混为一谈。钱氏又说：“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书；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言之凿凿，铁案如山。钱氏说法，影响甚大。今有学者在对比了康氏不断修改的早年著作《教学通议》与《辟刘篇》的异同后认为，前者有明显袭取后者的痕迹，以作为康氏抄袭的旁证。而康有为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不辩诬，亦不留文字，这令持剽窃说者认为是康氏理亏的表现。

　　康有为是否剽窃了廖氏著作呢？为康有为辩诬的学者大有人在。反对剽窃说者认为：

　　第一，要全面考察廖平对康氏的意见。廖氏对康氏的评价虽不无微词，但基本上肯定了《新学伪经考》的独创性。廖氏在致友人信中说：“足下谓吾崇今摈古，以《周礼》、《左传》为俗学云云，此乃二变。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廖氏还称赞康有为是“儒门之达摩”（详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二，亦有学者从康氏早年著作中发微探幽，认为康有为思想驳杂，对今文经学应早有了解，受到廖平的启发是可能的。

　　第三，两人路数不同。康氏是思想家、政治家，其侧重点在于一切均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学问也不例外。廖氏是纯粹的学问家，勇于创新，又胆小怕事，因此一辈子不断否定自己。

　　不论怎样，有关这桩公案的真伪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有待于在资料上有新的突破，方能定论。目前学界较为公允的说法：康氏拜访廖氏前已完成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的过渡，康氏极有可能受到廖氏的启发而使自己的思想迅速步入今文经学一途，然而两人即便是在今文经学上也有所不同。

　　《新学伪经考》一书的问世，有力冲击了顽固的守旧势力赖以阻碍维新变法的一成不变的迂腐思想，促使人们思考维护专制主义制度的“圣统”的合法性，实际上起到了中国百余年来一次较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梁启超所言：

　　诸所主张，是否悉当，且勿论。要之此说一出，而所生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清代学术概论》）

　　《孔子改制考》一书于1898年春在上海问世后，立即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击，甚至声言不杀康有为不足以平民愤，清廷立即禁毁该书。与《新学伪经考》相比，《孔子改制考》更加脱离开学术范畴，实际上是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政治大纲，在当时的学界和政界产生重大影响。梁启超曾高度概括了《孔子改制考》的四点影响：

　　一、教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所谓义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志之精意。于是汉学、宋学，皆所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

　　二、语孔子之所以为大，在于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

　　三、《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四、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以异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研究。（《清代学术概论》）

　　康氏人生：集成败毁誉于一身

　　评价康有为的一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很有可能落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纵观康氏一生，无论就其性格、学问、思想、人品等方面看，无不充满了正反两方面的特点，赞誉者和诋毁者均可在康氏身上找到为自己观点服务的材料或证据，往往使得一般读者不知所从、一头雾水。用如此多的笔墨，大致勾勒出康氏一生的行状，到最后总得说点什么，也好对读者有个交代。基于此，笔者也试说上那么几点。

　　1、康氏性格：偏激与执拗

　　从康氏性格看，出生于靠镇压太平军而暴发的大家族中的并不富贵的一系，自幼受到暴发户家族具有的强烈虚荣心和纨绔风气的熏染，少年亡父后又是在祖父和叔祖的呵护与照料下长大，这使康氏的性格易于扭曲，呈现出骄横任性、唯我独尊、偏执极端的特点，又对权力和富贵极度渴望。虽然没有找到康氏早年心理自卑的材料，我们据其身世可以大致做出这样的推断：早年的康氏一定存在过极为强烈的心理自卑阶段。因为过分夸耀自己早年“神童”的种种圣迹，其本身就是自我造神，这是一般寻常之人做不到的。热衷于权势与富贵，无可非议，而问题出在康氏又不能完全按照当时的世俗习惯一心一意致力于科考一途，其属于思想型的思维方式又使他的思想火花时时四溅，结果是离功名越来越远，这使康氏极为苦恼，一段时间内精神几至濒临崩溃的边缘，其早年“圣人为”的绰号与其说恭维，莫若是“怪人”的同义词。生活在狭小、相对而言缺乏厚重文化积淀的南海小圈子内的康氏，是一名十足的狂妄自大、对世俗之事不屑一顾、不肯安于现状的热血青年，而潜伏于这热血青年内心深处的又是对功名利禄的强烈渴望与深深的心理自卑情结交织在一起的奇怪体在不断膨胀着……

　　经张鼎华的棒喝和迫于现实的压力，以及香港、上海之行的眼界大开，青年康有为内心不时涌动着的那股奇怪的组合体终于在西学上面找到了释放点。以康氏的极端性格论，其行事方式或曰释放方式有别于常人，也就是有那么一股子恶狠狠的劲头，谁说“圣人为”耐不住寂寞，用锥子锥书的厚度确定每天读书的进度，这比头悬梁锥刺股还要生猛，而且是不读完绝不休息，这不由使人想起了始皇帝秤公文批阅的往事。随社会交往面的扩大、知识积累的增加，中年的康有为试图寻找实现理想的捷径——帝师之路，由此对“道术”神迷不已。的确，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屡试不爽的出人头地的“神术”，此类案例历史上比比皆是，至今尚未绝迹。然而，问题又来了，进阶此路的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怎么办？索性砸了这门槛，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况且，晚清以来内外交困的危局使皇权专制统治有所松动，挨批、被打板子者，用西方人话说是持不同政见者，反而易于得到知识界和大众的同情而身价倍增，更何况所言均是富国强民的满腔忠愤之语。于是，自一布衣上清帝第一书始，在日后的岁月里他不停上书，直至第七书，直至百日维新。中年依然极为激进的康氏，其理想得到了部分实现。

　　及至流亡海外十六年，保皇、勤王失败，遍历欧美，生活其中，康有为的激进热情渐渐降温，趋于理性，明白了温和改良、循序渐进的道理。然而，事与愿违，清廷权贵是不在乎一位已流亡海外的前改革领袖的意见的。康氏的性格使然，他放弃激进，但其学者、思想家一面的偏执和执拗再次发挥作用，至死也不曾改变其政治主张，与那些随风倒的墙头草相比俨然又十分可爱。这是晚年的康氏。

　　可以说，终康氏一生，其性格的偏激与执拗一以贯之，从不曾改变。具有如此鲜明性格的康氏，可爱可敬，但控制欲极强，与之朝夕相处或许恰好相反。同时，上述三阶段康氏性格分析中，有一点不容回避：于公于私而言，不论康氏提出何种主张，其维新变法、自立图强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即康氏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2、康氏学问：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康氏学问，是学者们争论较多的话题，肯定与否定意见泾渭分明。

　　以驳杂著称，过于主观臆断、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缺乏必要的严谨，甚至涉嫌抄袭剽窃等种种学术失范，是康氏备受学问家批评之所在。最严厉的批评则指向康氏使学术完全臣属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导致学术和现实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从而给百余年来的中国学术带来深重的灾难，并提出完全以是否“有用”作为判定学术价值的标准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正因为如此，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受到当时许多人的怀疑，如张之洞就是明显的例子，最终导致张之洞们的反对而使戊戌变法失败。

　　而大多数意见认为，康氏不在乎学问本身，学问只不过是其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工具而已。康氏的侧重点更多的是在思想方面，其维新变法的改革抑或改良理论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来从不曾有过的，是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里程碑。这也是那些章句小儒望尘莫及之处。

　　笔者以为，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缘于康氏的种种学术失范和对今文经学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及至走向孔教治国，貌似尊重和重视传统文化，实则从内里将传统文化抽空，最终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没有康氏的种种学术失范，就不可能有“托古改制”的维新变法思想的诞生；没有康氏的种种学术失范，就不可能有持续两千余年的经学的终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即严谨的学术研究是否能产生正确的思想，换言之，正确的思想是否必由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来？作为学术，严谨是第一位的。而作为思想，则是没有边界的，是否正确仅表明其路径的指向而已。康氏无疑属于指示路径的思想者，是否正确有待于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传统的经学至此终结。

　　3、康氏思想：儒学的近现代转换问题

　　康氏思想极为丰富，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如康氏的宪政思想、大同思想、民族和国家思想等等，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在康氏思想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声音，加上影视等大众传媒的介入，在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重新解读中国近百年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超越了学术视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随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的兴起，海外新儒家思潮进入中国学术界。提倡“文化回归”、宣扬“儒家道统”等海外新儒家的主张，以及国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学术成果的重新发现和评估，都有力推动了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形成。推崇文化保守主义的海内外学者认为，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本应继续坚持洋务新政，即陈氏所言的“不中不西”之学，稳健地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结果却极力推行效果并不理想的激进主义的变法主张，进而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愈发激进的革命怪圈，导致中国一再错失现代化的良机。他们还认为，作为维新变法主帅的康有为，就是激进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并由此展开对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重新评估，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从事宪政研究的部分学者认为，戊戌政变后康氏流亡海外十六年，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和认真研究，康氏由戊戌变法时的激进主义转向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从君主立宪到虚君共和，既是对洋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又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条理路走下去，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康氏思想研究的着眼点更多的放在了康氏“托古改制”以及儒学的近现代转换问题上，反映出当代部分学者在全球化浪潮下对儒学当代命运和归宿的深切思考。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社会一样面临一次次危机而成功地实现了转换，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经学传统，并一再垂训后世。有学者认为康氏是现代新儒学的鼻祖，成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在其“托古改制”的儒学思想里蕴含了中国近现代化的真知灼见，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思考。进入到当代，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文化如何既保有自己的特色又能适应世界潮流而成功实现转换，的确是一道极富现实意义的难题。

　　4、康氏人品：介于君子小人之间

　　这是康氏备受后人非议的重要话题。因此，近年来屡屡出现不绝于耳的“历史巨骗康有为”的声音，也就显得并不十分奇怪了。

　　康氏言行不一，在其自编年谱中经常倒填年月，每逢关键处要么自我夸耀、要么索性伪造，既给康氏研究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困难，又给人一种非常不实在的印象，即不实事求是。这遭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和批评。举其大者，如戊戌政变前康氏一再表示为实现变法维新的理想，不惜以身相许改革事业，可结果事到临头却跑得比谁都快，倒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六君子说到做到，令人钦佩。再如康氏狂傲自大，目中无人，在与师友交往过程中常常反目为仇，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有论者认为百日维新的失败与康氏孤傲自大关系极大。

　　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最初几年间，康氏以保皇会名义，利用华侨捐款投资地产获利，遭致不少人批评。此后，身为党魁的康氏，长期接受宪政党的接济，广泛游历欧洲时就曾得到过十万美金的赞助，这在当时即便是在美国本土也是一笔巨额资金。

　　结束流亡、回国决定定居上海后，康氏变卖了被发还的广东原有房产，投资于上海地产，获利颇丰。由于妻妾子女众多，康氏广置房产，其晚年就购建了四座别墅，分别是上海愚园路豪华的“康公馆”（1921年建成，占地10亩，后因参与张勋复辟一度被没收），上海杨树浦的“莹园”（1922年建成，后转售给日本人），杭州西湖边的“一天园”（1920—1924年建成，占地三十亩，1927年被国民政府没收，后又被二太太子女变卖），青岛的“提督楼”，尚未包括为母亲、弟弟及何氏所购的几百亩山地墓园。康家的生活也称得上“钟鸣鼎食”，开销巨大。同时，康氏还遍交海内外名士，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等日后名家均为其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名流也都是座上客。

　　如此庞大的开支，除做生意、接受大军阀大官僚的“馈赠”外，康氏还以卖字贴补生活。他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明码标价，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康氏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故求字者颇多。据说，康氏仅此一项收入每月就可高达一千银圆左右。在当代，北大方正公司据康氏书法开发出的“康体”字库，颇受制版业的欢迎。

　　康门著名弟子梁启超、徐勤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乃师曰：

　　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有论者以为，结合康氏的经济生活，真不知这是弟子们的阿谀奉承还是嘲讽揶揄之辞。

　　5、康氏私生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作为个人的私生活，人们无权评说。但是，对于康氏则不同，与其近代名人的身份没有什么关系。身为思想家的康氏，一方面鼓吹女权思想，疾呼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制，现实生活中却有一妻五妾。这样，康氏的私生活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这是康氏备受世人指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号为“妙华夫人”的原配妻子张云珠，长康氏三岁，与其生下了两名才女康同薇、康同璧（另有两女一子夭折）。四十岁后，以无子嗣为由，康氏纳妾梁随觉（生有三女一子）。

　　逃往海外后，1907年在美国西部非士那（FRESNO），康氏结识了时年十七岁的当地华侨种植园主的女儿何旃理（原名何金兰，英文名Lily），后纳为第二妾。何氏对康有为的海外活动帮助甚大。1913年与康氏回国，次年因患猩红热而病故于上海，年仅二十四岁。康氏将爱妾何氏与康母、弟弟康广仁归葬一处（江苏金坛县茅山积峰下青龙山），可见其对何氏感情之深。为永远纪念何氏，康氏请经常出入于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的青年画家徐悲鸿，根据死者遗像为其画像。徐氏的这张水彩人像画生动再现了何氏的气质与神韵，一片葱郁的树林为背景，暗喻了生命力的顽强，头挽高髻、仪态端庄的一名晚清少妇，驻足于一幢洋房的阳台上向远方凝望着……（此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1911年，康氏携何氏经新加坡移居日本，与梁启超一家合住在须磨“双涛园”。次年春，康氏过完五十五岁生日后，因四十四岁的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出身名门、自视甚高，而何氏此时只有二十二岁，又是在美国长大，活泼开朗，两人之间颇不和谐。于是，康氏举家迁往须磨湖边的“奋豫园”居住。此时何氏已怀孕，经人介绍，十六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来到康家作女佣。日久生情，康氏又爱上了鹤子。在何氏提议下，康氏决定纳鹤子为第三妾。1913年，康氏举家回到上海后不久，鹤子也由日本赶来，并于当年举行了仪式，正式成为第三位如夫人。1914年，何氏病故，鹤子承担起抚育何氏所生的女儿康同凝、儿子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