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内的智者（ＺＴ）

狮心王

大墙内的智者



    四川新闻网-雅安日报讯
　　□地山

　　他俩都姓张，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便是大学教授，不幸在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升级打成反革命，７０年代成为大墙内的囚徒。瘸腿的张泽厚人称瘸子，失明的张紫葛人称瞎子，地位卑微，处境尴尬，只有逆来顺受，忍辱负重。

　　当时的劳改队里，无论有什么残疾或病症，只要有一口活气，都要强制劳动，教授自然不能例外。他俩做不得重活，便分配到草鞋房去打偏耳子草鞋，瞎子搓绳，瘸子打底板，那里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到，便被认为得到很好的照顾了。每天两次上下班，他俩由监舍走到草鞋房，要走过宽阔的晒坝和一二十级台阶，横穿公路，于是，人们便目睹瘸子牵着瞎子那步履蹒跚的背影，听到双拐柱地的笃、笃、笃的响声。

　　瘸子矮而瘦，背有些驼，面色腊黄，显然是营养不良所致。解放前他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被捕后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受刑致残，腿瘸了一只，手指也扭曲，是１９４９年末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解放初曾向社会各界作过坚持狱中斗争的报告，听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意因言罹祸，上边对这段历史也予以否定，说他并非爱国志士，而是叛徒。于是，在新社会再坐班房，精神上承受的重压和痛苦可想而知，年近五十已显得苍老，但那双眼睛却熠熠有神，显得冷静而清高。

　　我也因冤狱与他俩住在同一个监舍，常和他们接触。张泽厚身体弱，回到监房便躺在大统铺上很少说话，他睡在紧靠牢门的第一个铺位，晚间学习，常躲在门后的阴影里，静听读报或发言，一言不发。星期日，则坐在矮凳上或看报或沉思，似闭目养神，有时在一摞白纸上写点什么，房内的二胡声与嘈杂声，几乎充耳不闻。

　　一次，我坐到他身边，轻声说：“张老师，１９５６年我在川大读书时，曾买到您编撰的《文学概论》，受到教益。”他“哦”了一声，“是吗？那本教材写得有些粗率，如今看来，还可作些修改。”那时处于“文革”时期，所有人文学科的教材都说是毒草而被封存，泽厚先生对此并不认同，只说可以修改，可见他对“文革”那套作法是持有异议的。

　　另一次，我试探着询问他写什么，他便把那稿子给我看，题目是《大史诗》，我问：“是荷马史诗那样的长诗吗？”他说：“篇幅没有那样大，大概相当于罗兰之歌、伊戈尔远征记那样的中世纪史诗，写的是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我翻了几页，每节四行，音律协调，结构严谨，显然是花了功夫的。我注意到，他只要精力还可以，便挤时间推敲、润色这部诗作，这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不禁对他的叛徒问题发生质疑，叛徒会有这样的政治激情和精神境界吗？

　　张紫葛的铺位在大统铺的另一端，他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声音沉洪而有磁性，虽因失明而步履维艰，身体却比张泽厚好得多。傍晚，他打完草鞋回到舍房，似乎还有充足的精力，常到水龙头下洗衣服，他有一套粗白布缝制的单衣裤，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能与他人下盲棋，什么“车五平三”、“炮四进一”，脱口而出，思维敏捷，常出奇制胜。他还博闻强记，出口成章，言语诙谐而又审慎。蔬菜组组长老程当过小学校长，爱说笑，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火巴耳朵”，又名“火巴耳洛夫”，紫葛先生便逗趣说：“应该叫火巴耳懦夫斯基·跪踏板不足为奇（维奇）……”周围的人们便大笑起来。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的合法席位，政府派乔冠华组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大墙内也是一片欢腾。座谈会上，这两位老成持重的长者都发了言。按当时的模式，张泽厚先背了一段语录：“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声音不高，节奏沉稳，条理清晰，如在课堂讲课。张紫葛的发言中气很足，更有激情而切合时宜，得到主持者的首肯。

　　张紫葛得知我有一本英文版的《语录》，想借去看看，清晨整队集合时，我把这本红塑料封面的小书递给了他。几天后他悄悄还给我，说：“译笔还不错，但你不该在那种场合给我，当时管教干事在台上讲话，他肯定看见了，我是个失明者，怎能读书呢？况且狱中又有不准说外语的规定。”我连连点头。这说明他比我更机警谨慎，当时他大概处于半失明状态，装成全瞎，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眼看不到，对国际国内的动向和周围的事却很关心。１９７２年秋，我有一次获准赶场，在县城转悠了半日，回来后他详细询问所见所闻，我说：“市场上摩肩接踵，到处是人，墙上有节制生育的标语和造反派的大字报，有卖红豆、巴山豆、鸡蛋和茅梨的，市管人员并未取缔，背街里还有卖米和挂面的女社员，但为数不多，可能不合法，大概是她们从牙缝里节省下来换点票子的。”

　　“你可见到有熟人吗？”

　　“在食堂里见到外队的几位朋友，他们已刑满留场就业，办了招待，还送给我一些粮票和现金。”

　　“他们的心态如何呢？”

　　“都说形势看好，林彪自我爆炸后，狱内狱外都有转机，互相勉励保重身体，静待未来。”

　　他点头说：“智者所见略同，在这样的时候，更要善于自处，你比我年轻，又有头脑，相信将来还会有所作为。”

　　在“左”的年代里，大墙内的知识分子普遍不好过，他们因有思想而被提防，恐怕他们蛊惑人心，又因体力差而被刑事犯所轻视。两位老教授身患疾病，更是弱者中的弱者，他俩却以自己的操守和品格自强不息，保持着自尊，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右派和反革命帽子都被摘掉，历史恢复了他们的清白与无辜。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到重庆参观红岩纪念馆，在幸存的爱国志士名单中看到了张泽厚的名字，但经了解，他已辞逝，不知他的《大史诗》终于完稿没有。而张紫葛先生仍健在，他落实政策后回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培育出满园桃李，我几次到张府造访，他虽已完全失明，但体魄健旺，笔耕不辍，其高足温晓莉女士成为他的夫人，如今也是法学教授，小女聪明可爱，一家人过着美满的生活。

　　历史无情却有情。这两位长者处污泥而不染，在逆境中洁身自好，热爱人生，执著追求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并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与崇敬。
　　

给我忘情水

顶依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