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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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

——“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黄 波

在中国现代史上，和置身于风云激荡大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被国民党政府绑架和软禁，却又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十一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时隔不久，他却进入了中共开列的“头等战犯名单”中；他是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但最后却和他组建的民主社会党一起被勒令退盟；他深受西学洗礼，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却拒绝用白话文写作，并成为新儒家的一大重镇。

张君劢和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不过，张君劢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这就是，他对政治和学术的兴趣始终是打通的，他热衷学术，但始终想着怎样为现实服务，投身政治，又在想着这种实践能结出怎样的学术果实。他并不像丁文江等人那样，有一段时间特别钟情于政治，一旦失望就又在学问国里沉潜一段时日，过段时间说不定又会将兴趣转移到现实政治。张君劢这一特点或许与他的学术专业有关，法律和政治学本身就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他自己对此也有剖白，“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劢对法律和政治学的兴趣仿佛出于一种天性。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里，张君劢被家乡江苏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于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本来宝山县给他官费，是叫他和当时多数学子一样学习理化，然而他一到日本便改学法律和政治学，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官费的代价，几乎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他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也似乎是一种天性。因得罪了袁世凯，他1913年跑到德国留学避祸，对正在欧洲大地上爆发的一战，研究得正有兴头，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劢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路。这可以见出张君劢的特质：到政治场中流击水，始终是他关注的第一位。

说到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关系，其中情事倒可活画出张君劢其人的真性情。当年张君劢在日本留学，正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留学生中风行的时候，作为舆论界巨子的梁氏颇让年轻的张君劢折服，这时正好因失去官费生活无着，于是转而给《新民丛报》投稿赚取生活费。读梁氏文章，给《新民丛报》撰稿，张君劢在思想上不能不受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张君劢也贡献了一些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的文字，并因此成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终张君劢一生，他对梁启超都是以师相事的，思想观念、组党等且不必说，仅生活小节上，二人亦十分投契。1922年11月，已从现实政治中息影的梁启超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酒醉后伤风得病，据医生言，心脏稍有异状，追随梁氏的张君劢谓为脑充血，因迫梁停止课外讲演一周。据梁23日给梁思成的信里说：“张君劢硬说我有病（说非酒病），今日径约第一医院院长来为我检查身体。据言心脏稍有异状，君劢万分关切。吾今夕本在政法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我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东南大学）常课外，暂不多讲矣。彼又干涉我听佛经，我极舍不得，现姑允彼明晨暂停一次。”〔1〕29日给女儿梁令娴一信中又说：“张君劢跟着我在此，日日和我闹说：‘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总想干涉我……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一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2〕一个做事认真、性格倔强、笃于风义的书呆子形象跃然纸上矣！梁启超感动之下赶快写信给女儿，问“可笑不可笑”，想必梁令娴当日也会发出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君劢这人并不懂玩机巧和幽默，连他自己的女儿后来在回忆中也抱怨他个人生活单调枯燥，家庭之中缺乏乐趣，其行事向来凭本性去做，别人看来哪怕滑稽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喜剧效果就在这种书呆子的较真中凸现了。

1923年，国内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的挑起者正是张君劢，也正是这场论战使张君劢在士林暴得大名，乃至许多年后，大陆人士还能知道张氏的名字也多半因为这场论战。这一切也许非当年张君劢始料所及，那本来是一场极平常的演讲，他并未做精心准备。当年的论战，给“科学派”帮拳的人盛且有大名者多，相形之下，张君劢一派气势差得甚远，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知识界，读书人都梦想靠科学救国的时候，论战的结局可想而知：虽说文字较量是无形的，但一般公论张君劢一派是论战中的输家，张氏本人还因此得了个“玄学鬼”的“恶谥”。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实在有些无谓，很简单，双方都各有道理，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是非曲直也注定分不出输赢的论战。笔者疑心，当年为“科学派”帮拳大出狠招的人对此未必不心知肚明，但形格势禁却又不能不拼命剥夺张君劢一派的话语权，以防人们沉迷于玄想思辨而忘却了科学救国的重任。胡适当年本意为丁文江助拳的一席话就露出了天机，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张君劢那些为玄学张目的话的失误仅仅在于早讲了些年头吗？

宪政是张君劢终其一生的追求。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伊藤博文（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为此他倾入了极大的心血。他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花功夫尤深，当年他在国外刚接触到这部宪法，便以最快速度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德国革命之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制定了民主宪法，这给张君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制宪思想，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

张君劢有过几次制宪实践。但在各路诸侯纵横捭阖的时代，他草拟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等文本终究只是文本而已。制宪实践让张君劢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他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优先解决“宪法之前提”的问题上。在张氏看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FA，它能否真正得到实行，取决于全体国民之素质的高下。职是之故，张君劢决定在“宪法之前提”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早中期，张君劢积极致力于讲学、办学，和李璜、张东荪等人合办《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这些可视作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速定《中华民国宪法》、和平建国的要求再次把张君劢推到了制定宪法文本的前台。当时，张君劢参加了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讨论组，组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其他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参会人员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即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其他人士则大多倾向采取英美式宪法。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折中方案，通过了针对《五五宪草》的十二条修改原则，据亲临其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张氏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梁漱溟用罕见的赞扬口气指出，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3〕。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又草拟了一部“宪草”，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为了诱使中间党派与抵制国大的中共拉开距离，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围绕《政协宪草》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张君劢从事政治的一个特点抑或优长，这就是懂得妥协。从某种程度而言，政治就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张氏虽无政治家之名目，但在当时“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的复杂情势下，他不得不像政治家那样，在“宪草”中“调和鼎鼐”，试图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平衡。他认为这是制宪者应有的视界，他没指望将中国的宪政事业一步推到非常理想的境地，只要各方力量有诉求的交集，就应该先从此交集着手，他清醒地知道，在各种政治诉求的碰撞中，固执一端虽然痛快，但只会偾事。这实际上也为他稍后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国社党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打下了伏笔。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政党政治中，奉张君劢为党魁的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作为国社党党魁的张君劢既对执政的国民党不满，也不惬意于共产党，大致属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不过，张君劢在那一群书生论政的朋友中，仍自有其特色。首先他毫无疑问是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但他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放任模式表示疑虑，认为这将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无统筹全局之计划”等弊端，主张应该有适度的政府干预，建立一种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一种具有世界倾向的思潮，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德俄两国集权式经济表面勃兴双重刺激之下的一种产物。其次是在张君劢的意识中，民族复兴始终是他格外关注的主题，他私淑德国的哲学大师费希特，高度赞赏费希特在民族危机时候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希望自己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跟费希特一样，激发本民族人民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他这种民族本位的文化观，显然与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但他同时也不是国粹论者，他理想的民族文化是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代中国“干政治”，便怎样也避免不了和当时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交道，避免不了和两大党的领袖人物打交道。早在组建国社党之前，张君劢已经通过笔墨和两大党作了数次交锋：在《新路》杂志上撰文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出版《苏俄评论》，强烈反对中共将中国“作为俄国政治化学室之试验品”。等到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社党在张君劢的领导下，对各大政治力量更是多面出击，它批评国民党“腐化”、青年党“顽固”、共产党“强化”，攻击三民主义失之“混”，国家主义失之“旧”，共产主义失之“激”，批评国民党为“前期革命”，青年党为“过渡时代的点缀品”，共产党为“混时代的牺牲品”。张氏及国社党自然招来了回击，在野的共产党不过是著文批判，当权的国民党则除了禁止国社党书刊发行，更施以了包括绑架在内的阴暗手段，张氏的一只腿就是在这次绑架中而受伤，并从此不良于行。但是，随着日寇的进迫，曾是政治对手的几股力量还是在“共赴国难”的大旗帜下走到了一起。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关于国社党的档案资料中看到张君劢1938年先后写给国共两党领袖的两封信，在给蒋介石、汪精卫的信中，张氏自承他本人及国社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山先生遗教有若合符节者”，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中，张氏则要求外敌当前统一军令和政令〔4〕。不同立场的人对这两封信肯定会有不同的观感，当时蒋、汪就很快回复了，毛则未予理睬，而现在我们重读这两封信也当有别一种感受：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其中是否透出了一个持国家至上主义的知识分子屈己随人的苦心，和希望各色人等都和他一样妥协的书生气？

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建国呼声高涨，但后来的事实众所周知，和平没来，民主也没有盼到；国民党在中共的抗议声中坚持一党包办国民大会，成为国共两大党决裂的标志，是否参加这个国民大会，也成为检验第三方力量站在哪一边的标尺。作为宪政专家和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个人没有参加，但他组建的民社党却和青年党一起参加了这次国民大会。这一决策对国民党来说有非常现实的好处，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当年就在日记中说：“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耳。”〔5〕作出这个决策的责任当然应由其党魁来承担，这个决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作为民盟重要领导人的张君劢及民社党被勒令退盟，后来张氏之列名“战犯名单”以致多年来被冷落和批判也无不以此为肇因。作为宪政专家并曾经激烈批评过国民党的张君劢为什么要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独裁统治抹粉？比较容易想到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政治交易，认为张君劢要借机安插跟随他打拼多年的党内干部。同为民盟领导人之一的罗隆基1949年后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回忆，张君劢亲口对他说过：“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权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些党员。”这种亲历者的说辞当然足以备一说，不过我们看张氏为民社党参加国大所提的种种前提条件，至少可以明白历史和人物远远不是如此简单。蒋介石及其政府在向张氏许诺的条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据当时代表蒋介石与张氏接洽的雷震回忆，蒋介石请民社党参加这次所谓制宪国大，承诺以张氏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保证不推翻这个“宪草”的基本原则。后来蒋介石本人更在一封亲笔信中殷殷劝导张君劢：“先生平素主张早日实施宪政，此次召开国民大会，即在制定宪法，俾本党结束党治，还政于民，……”〔6〕。张君劢当然是书生，但他不会不知道，国民大会没有中共这个第二大党的参加，和平断难保证，尽管如此，因为当权者给他画下了宪政这样一个大饼引诱他纵身一跳，虽然他清楚这一跳对自己多年清誉的损害，但他还是跳下去了。他曾经作过如是分析：“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得兼时，只有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7〕一个以实现宪政为毕生理想的人，当理想似乎伸手可及时，他的定力也许就是这样脆弱吧？可耻，可惜，还是可怜？

张君劢不惜舍身一跳，不指望和平民主兼得，只求获得民主，事实证明这一愿望他也落空了。终究是书生，哪里够格与长袖善舞翻云覆雨的政客谈判做交易？

1949年后，张君劢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着力于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复兴民族的新因子，逐渐成为一代大儒。但他终究不能忘情于政治，忘怀于故人和故国。两封公开信颇值一叙：一是1950年，到印度讲学的张君劢看到冯友兰作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文章，即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批评冯友兰放弃了独立精神；二是1956年章士钊到香港，张致信对章多所关怀，同时对大陆有所批评，断言“中共之政制既与俄同，其日后之发展，自不能逃出俄国轨道之外。试思中共统治，可以成为子孙万世之基业乎？”

晚年张君劢经济困窘，定居美国后生活往往只能靠稿费和一点养老金维持，1956年好不容易得到了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中共问题的职位，但校方指定的每天翻看成堆的大陆报刊，并写出英文摘要的工作殊无趣味和价值，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几经疾病折磨，1969年2月23日，张君劢在旧金山的一个疗养院中去世。这个专研宪政以中国实现宪政为最高理想的人，在其生前没有看到他理想实现的一天，晚年回顾生平常常自嘲地称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历史毕竟按着既定的轨道运行。张君劢真的失败了吗？

注释：
〔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8、969～970页。
〔3〕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载《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
〔4〕〔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5、338、347页。
〔5〕《王世杰日记》第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鱼昆

哈哈后,上期<<书屋>>上见过

purpletulip

我几个月没买书屋了,在网上看的

哥乐山下

引用第1楼鱼昆于2006-07-09 21:29发表的“”:
哈哈后,上期<<书屋>>上见过

书屋是不是据称与 读书 齐名呵

purpletulip

读书是学院派刊物,书屋嘛偶尔有几篇不错的文章,质量滑坡得厉害,可能是因为被整顿过的缘故

哥乐山下

学者参与政治从来都只有三种后果：
一是被政客玩弄于股肱之中。此种如杨度，他师从湘潭的王闿运，本学帝王之学，后为清廷所用，在清廷大厦将倾时为之鼓吹君主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考察报告就是由其做到代笔。后与孙中山交好，一心赞同民主共和。再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打成一篇，为袁世凯的改责任制内阁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袁欲称帝，杨度不惜为帝制卖命。他后来也与国民党相交甚好，晚年甚至加入共产党。逝世时，周恩来为其挽联称：“帝道如今，而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而自有后来人。”虽有一心为民意，却被政客误终身。
二是与政客同流和污。此种如戴季陶。戴青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成其秘书。早年满心报国情，主张学习日本以自强，所著《日本论》为胡汉民所称道并为之序。但后来戴先后出版《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书，从理论上歪曲三民主义，取消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攻击革命统一阵线和国民党进行的全面攻击军阀。他催生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抬头，为蒋介石的全面夺权服务。
三就是张君励这样的了，积极参与政治，有自己的独立学术精神，但又不为其折腰，故终究郁郁而终。这样学者可能还是大部分了。虽然不幸，但还是希望多出些这样的不幸。

浓得化不开

看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感动，文人的执着，法律人的入世的改造中国的理想真是20世纪上叶
中国学人的真实写照，而看我们今天的所谓学者敢说话的不多啊（尽管很多都在标榜要说真话）。
觉得求知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一下子盈满于心了^

给我忘情水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