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使得西方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最终胜出？

花花公子

　泰格和利维给出的答案是法律　
　　在那本影响深远的法学经典名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他们分析了从公元１０００到１８０４年八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的叙述中，八百年间，从威尼斯东方贸易的兴起，到英国清教徒革命；从光荣革命到启蒙运动；从北美的独立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各种变革，如电光火石，雾云雷电；然而惟有一条红线始终清晰可见，并且一贯以之。那就是：法律的演变。具体地说就是800年间，以“订立可强制履行的契约的自由之逐步确立”和“产权走向绝对化”为标志的两大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法理学的基石，为西方社会法治观念、法律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为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的帝国正在一个超稳定的一元系统中裹足不前，以儒家学派的德治、礼治，像是捆绑这个帝国肉体两条巨大的锁链，让她失去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事实也证明，重“礼”轻“法”、重“义”轻“利”、讲究个人道德修养的儒家伦理纲常，根本无法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它无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任何的保障，甚至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以14、15世纪为例，当地中海的商品贸易促使生产要素流通日益频繁，基于契约性的赊欠货款成为乡村和市民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城乡之间的传统关系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无偏的契约法的时候。我们的帝国却在试图确立一整套“道德”的制度，以保存一个有着简朴风气的农业社会。而对于这片一直以农业为历朝历代建国之本的土地来说，乡村几乎意味着全部，乡村的制度就意味着帝国的制度。此时明帝国的开创者--洪武皇帝，在乡村开始了一个农民的制度设计。
　　对于此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这样写道：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进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约。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是村中耆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扬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劭者的训词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
　　黄仁宇认为：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最为显著的后果是，在广大的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与“非法”。
　　尽管如此，这个依靠道德统治管理、依靠文人和宦官执行的帝国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300多年，而且即便是16世纪金人入关，旧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后者依然在制度上继承了它的衣钵。依靠道德的一元制度而非依靠道德和法律的二元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了决定历史方向的主导力量。　即便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重视\"德\"轻视\"法\"，重视道德的约束而缺少契约观念和制度规则，仍然在我们的历史中显示了巨大的惯性。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人谔谔。只有梁淑冥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者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爱国热情。　今天看来这是20世纪开始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为此学者朱学勤引用蒋百里的话这样感叹到：百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丧失了理性，没有理性就只剩下一时痛快的酒性。酒性意味着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惟有历史的锋刃在暗中逼近。
　　与此同时，有泰格和利维法所说法理学的“理性”作为基础，西方的历史穿越“酒性”的牢笼。越到后期，形成的以宪法为保障的宪政制度，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明显。《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汤姆斯·佛雷德曼曾这样说到：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其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良好的宪政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群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这是美国人对他们宪法的骄傲。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尤其是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的历史出发，阐明新闻自由的合法性，是谈论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以宪法为基础宪政的制度设计，没有宪法与其他法律的救济，新闻自由权利的实现无从谈起，新闻自由的合法性的讨论更无任何意义可言，更遑论何之权利，谁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