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电影展 捷克的温文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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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电影展 捷克的温文尔雅

　说起捷克，会想起《春天该去布拉格》。黄金巷，卡夫卡，还有余光中优美的文字。

　这个国家糅合了古典的风情和现代的摩登，历史上，她几经政治的分裂与弥合。奇怪的是，抵抗了历史的伤痛和时间的侵蚀，她，依然故我。

　捷克的电影，是否也保留了那份淡定优雅的流光溢彩？捷克新浪潮，经历了思想自由的洗礼，描绘的又是怎样独特的风景？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办「捷克新浪潮」电影展，带来12部精选杰作，由灵光乍现的生活瞬间到辛辣幽默的政治讽喻，让香港人领略捷克独特的银幕魅力。

本报记者专访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艺术总监李焯桃，一起谈谈这电影史上的独特时光。

　从时间上看，捷克新浪潮十分短暂。它酝酿于上世纪50年代，兴起于1962年，在1968年达到顶峰。然而，同年的「布拉格之春」为它画上传奇句点—五千苏联坦克压境，不仅压碎捷克的政治憧憬，也结束了捷克新浪潮短暂的辉煌。

　曲折的政治路程给了捷克电影迥异的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让许多作品难逃「被禁」的命运。有些作品，甚至20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但是，正如李焯桃所言，频繁遭受政治打压成为了捷克新浪潮的特点，曲折的政治遭遇也为它平添了传奇色彩。


「被禁」与「解禁」之间

　纵观捷克新浪潮，「禁片」的标签随处可见。李焯桃说，其中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派对客人失踪事件》（A Report on the Party and the Guests），虽然导演宣称并非刻意安排，但片中主角酷似列宁，逃离派对的客人如同逃离铁幕国家，被死死追捕。此片在上世纪60年代出街时便饱受刁难，两年后被禁，后被解禁，1968年又被禁，命运堪称坎坷。

　「但有趣的是，扮演片中客人的都是当时捷克文化界名人，齐齐捧场，如同一个大Party。更经典的是，此片被列为禁片后，捷克文化界却时常有人在家中偷偷放映，简直是越禁越吸引。」

　「禁片」的标签给了捷克新浪潮一份神秘感，敏感的政治寓意则让它成为西方各大电影节的宠儿。然而，在李焯桃看来，西方对于捷克新浪潮的推崇乃是缘自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读：「西方推崇它是因为认为它反共，但捷克人，包括其本国的影评人却极度抗拒这种说法—他们实际上最支持社会主义，批判现实是因为现实仍不够理想，但理想的信念从未放弃过。正因为相信，才要批判。」

　在香港，捷克电影的曝光率几乎是零，这是否也与它「禁片」的身分以及敏感的政治因素有关？李焯桃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香港不入口捷克片很多时候是出于商业的考虑。

　「此类戏似乎向来被看做票房毒药，商业性强的电影观众比较容易接受；东欧电影政治因素较强，专注的往往是严肃的社会题材，手法也以批判和写实为多。对于市场而言，很自然地会对此类电影产生恐惧甚至抗拒。所以，不入口捷克片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当然也会考虑其意识形态。但着重的，却是该意识形态是否能被市场接受。」曾任职电检处的李焯桃，从未在禁片的名单上发现捷克电影的踪影。

　李焯桃还指出，其实，捷克新浪潮并非与香港完全「绝缘」，当时的「火鸟电影会」便已有专门放映这些电影的途径。只不过，始终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响应。


用幽默化解伤痛

　说起捷克新浪潮的特点，李焯桃不能忘怀的是她「温文尔雅的性格特质」。而这份温文尔雅，植根于其民族性深处，历久而弥新。

　捷克这个东欧小国，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列强攻占的对象，但动荡的时局和悲惨的民族命运，并没有让她滋生暴怒和偏执，反而造就了一份淡定自若的生存智慧—「用幽默去化解现实的困境，要不，如何生存？」

　这份得天独厚的幽默感和温文尔雅的民族气度，同样体现在捷克电影中。正如李焯桃所说，捷克新浪潮将戏剧与喜剧结合在一起，用捷克式的黑色幽默炮制沉重的现实话题。

　「沉重中有笑，笑中又带泪。」大师手笔就体现在对政治题材举重若轻的处理手法，以及灵巧机智的叙事结构中。不用戳破现实，却已令人会心微笑。

　《雏孖菊》（Daisies）中，充满了绚丽张扬的色彩和光怪陆离的镜头片段。看似一场没心没肝的疯狂闹剧，却宣泄着对社会腐化的愤怒和反抗。特别的是，此片内藏女性主义的尖锐和自省，却偏偏有着瓷娃娃般天真的面孔。

　《派对客人失踪事件》简直就是一则东欧国家的政治寓言，讽刺得入木三分。

　《消防员舞会》（The Firemen's Ball）则更是让人喷饭绝倒。笨拙荒诞，愚昧八卦的人性世界背后，是最巧妙的政治讽喻。此片是《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导演米路斯．科曼（Milos Forman）在祖国捷克制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风趣的一部，被当时官方列为「永远的禁片」。


几代导演的集体反抗

　除却独特的幽默面孔，捷克新浪潮还带动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潮流，体现了老中青三代导演的共同探索。

　新浪潮出现之前，捷克的电影大多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仍抱有「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憧憬。「这样的作品『主题先行』，时常忽略现实中真正的苦闷，就算涉及反映现实的题材，也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触碰。」李焯桃解释道。而新浪潮时期，批判现实则成为电影潮流。

　但在李焯桃看来，捷克新浪潮最特别的地方并非其批判性，而是其连续性—几代导演走在一起，共同响应社会现实：「法国新浪潮公开批评老一代导演，德国新电影则宣称要与父辈决裂。捷克新浪潮却并未出现代与代之间的断裂和鸿沟。」

　最突出的是《大街上的商店》（The Shop on Main Street）的导演杨．卡达（Jan Kadar, 1918-1979）和艾马．克洛斯（Elmar Klos, 1910-1993），他们年龄比其它年轻导演大了十多年，是名副其实的「超龄新潮人」。

　关于这种连续性出现的原因，李焯桃解释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和批判对象」。当其它国家新浪潮导演着眼于突出自身电影理念与同辈导演的不同时，捷克新浪潮却将矛头共同指向了不合理、非人化的政治体制。「这个共同目标使几代人走在一起，不是互相反对，而是连手向社会发起批判。」

　捷克新浪潮虽然只有短暂的辉煌，但其璀璨程度却让其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李焯桃言，这次展出的12部作品，都是里程碑式的大作，其内容手法所传达出来的新奇与精彩，让人得以领略电影「一切皆有可能」的神奇魅力。

　但是捷克电影的现状，却让人感慨：日益沦为荷里活的后花园，每年的产量不超过20部。「但尽管如此，在每年的十大卖座电影中，总有4、5部是捷克本土电影，实在厉害。」

　只是，让李焯桃无奈和忧虑的是，香港电影的前途是否也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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