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台湾研究生对北京乃至大陆的高见（zz）

jasmin

研究生赴大陆研究心得报告(谢XX，2004年7月)

一、行程纪要

本人赴大陆期间为7月3日至9月2日二个月，只前往北京一地。此行主要目的是搜集博士论文〈清代台湾的粮价研究〉所需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一大部份集中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少部份典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北京国家图书馆及文津街分馆。因此我在北京期间，除了必要的学术拜访以外，所有时间都花在这四个地点。

我在第一历史档案停留了一个半月，其余时间则前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北京国家图书馆及分馆。其中，除了必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报到、索取介绍信（进档案馆、图书馆须备大学或研究单位的介绍信）以及拜访指导老师郭松义教授外，还拜访了该院经济所的农业史专家李根蟠教授（7月14日）、该院历史所的清代社会史研究学者定宜庄教授（8月3日），以及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闵宗殿教授（8月26日）、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副馆长（7月12日）。另外，也参加了8月下旬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该会举办的「青年论坛」。

二、研究收获及心得报告

可分为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两方面来谈。

学术方面，主要是研究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一项的进行虽有些受阻，但也有相当的收获。我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的史料包括：（1）军机处档案：主要是搜读奏折录副，包括雨水粮价类、农业、水利和财政类仓储，是要搜得地方农情、农业生产、粮食作物分布、收成分数、成灾分数，以及常平仓、社仓、义仓储谷量等讯息。（2）内阁档案：一为题本，主要是户科题本的田赋类、农业类（题报雨水粮价、禾麦收成分数、地亩开垦升科等）、仓储类（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积谷收储、易换、买补、奏销等）、灾害赈济类。另一为随题本进呈的附件黄册，主要是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不过，近年大陆有个「清史工程」，由国务院直接支持经费纂修《清史》。据学者说，整个工程拨款将达数亿人民币之高，为历史学界从未有过之盛事。正因为这个超大型的修史计划刻正进行，而附随此一大计划的各项子计划（多是史料整理及译着出版）也相当众多，也都陆续进行中。基于这样的缘故，相关的档案皆相继封档，不对外提借。我所要去的四个地方，有三处都全力配合这个工程的修纂人员提阅档案，给予优先调阅优惠。甚至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开始对相关资料封文件，影响了我的搜集工作。像上述第（2）项的户科题本，所有该类的档案一律不得进行提调。这类档案以前并没有人去调阅，我想我是第一个尝试的人，然而巧不逢时！其次，赴大陆前，原本打算上列两种档看完后若有余暇，可阅「朱批奏折」，然此类档案也在8月开始封档。馆方的理由，一为内部整理，一为清史工程需调用。无论理由为何，其实前者也是因为后者而产生的整理计划。之后，透过大陆指导教授辗转打听，得知户科题本中的收成分数一项，「有管道」可以阅到，但获知消息时，己是我预计回台的前二天，已无机会一试，只好另待他日的机缘。总体评估，上述第（1）项军机处档案的录副奏折，我搜集得极完整，不能说无所收获。而且，该馆还典藏由北京大学、东北的沈阳故宫移交的各部题本，其中户部题本诸档里头，也有与我的研究有关的史料，一并摘抄。

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要搜集的史料是：（1）粮价「抄档」中的台湾部份，该档为一九三○年代汤象龙领导的研究小组所整理，将道光到光绪朝共二万六千余件粮价清单，抄录成表格化的纸本数据，完全是数据史料。即使在大陆学界，至今「抄档」尚未完整公开。台湾学者王业键曾与该所合作过处理「抄文件」的数据库建构，我即以此基础亲赴该所调阅。笔者企图重建的清代台湾粮价数列，其核心史料之一即来自这批资料。尤其台湾本地已有从帐簿建出的十九世纪米价数列，可以粮价「抄档」与之对照或相互参考修正，重要性不待多说。（2）黄册抄本，与「抄档」一样，也是一九三○年代汤象龙研究小组抄自第一历史档馆的内阁黄册，其中的汇奏各省民数谷数清册正是我要搜集的目的档。我拜访经济所图书馆时，正逢该馆即将整修，所有图书和档案正开始搬迁至另一个空间，原馆只拟部份开放。我在赴北京前，只大略知道图书馆在7、8月期间可能会部份闭馆，但还不知道实际上会影响我的工作到多少程度。很幸运地，透过该所李根蟠教授的大力协助和「疏通」，馆方同意在他们一边搬迁时一边挪出人力，为我服务调阅事务，因此我在该馆的搜集工作极为顺利。另外，由于数年前两岸合作过建立「抄文件」数据库后，后续的数据库校对工作一度中断，我乘着在该馆抄档案的期间，也与该馆处理「抄文件」数据库的负责人王砚峰副馆长取得连系，以便获得该馆同意进行数据库校对的收尾工作。

我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及文津街分馆，主要是搜集早期版本的经济类典章制度专书，如《赋役全书》、《户部则例》，以及官员奏稿。在这两个地方，除了一、二种乾隆时期刻本因为进行修复不能调阅外，大体而言，我还算如期搜集到原计划中想要搜集的史料。然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图书馆，还是属于大陆典藏机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单位。

非学术方面，我想是此行附加的收获，有我自发所为，也有被迫所得，多半是有关文化差异、生活体制方面的观点。由于历史学的训练，我当自己是田野工作者或社会观察员，再加上我在北京出了「一点小麻烦」，成为当事人，感受特深。

先谈我所谓的「一点小麻烦」，这全导因于我丢了背包而引起。赴大陆前，中华发展基金所办的行前座谈会中所给的书面资料提示：遗失财物务必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并取得遗失证明。我在七月上旬某日晚上搭出租车时，帮我背大背包的朋友把登山背包忘在车上。虽然立即打了该地交通电台、出租车监督单位的电话，但是费了两小时，所有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徒劳无功。所幸，我的证件正本、机票、钱财都随时贴身而背，没有松手的机会。在登山背包中装有物品（传统相机及所有已拍未拍底片、数字相机256MB记忆卡及充电电池、书本、纪念品、衣帽等），以及证件影本（护照、台胞证）。物品损失就算了，我担心的是证件影本会否流入不当管道被利用。隔日向大陆指导教授报告，他认为还是尽力找回为要。之后，也向旅馆经理说明缘由，并去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海淀区甘家口），说明希望取得遗失证明。但报案笔录末了，登记住宿地址时，公安却丢来一句：你住的地方没有涉外，我们要重罚你，然后才能请示上级单位开遗失证明，留在这里别走。真是惊人的一句话！我随即申辩：说明所有住宿安排的始末全是大陆指导教授、来大陆前早已清楚大陆港澳台旅客住宿的涉外规定等，更重要的是我完全不知我所住的地方没有涉外，因此责任并不在我，并且立即连络大陆指导教授确认（教授在电话中仍铁口直说该馆确有涉外云云，要我别担心）。与此同时，公安「叫」旅馆经理「立刻」到席。数分钟内，经理果然出现在派出所，招认其旅馆并无涉外----啊！晴天霹雳的结果，更令我震惊！接下来如何是好？以我的判断，大陆教授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恐怕他也不知该旅馆没涉外，所以才会一再给我保证没问题，此时唯有戮力为自己辩护脱身。三方言词来往，一阵辛苦的努力后，庆幸的是，公安认为我早已了解大陆的涉外规定，责任在旅馆，要罚他停止营业（经过经理哀求后，姑且改为警告，「缓刑察看」），但不能开遗失证明给我。这件事就此落幕，但怕该旅馆会衍生其它的疏忽起见，当晚我就换了旅馆。直到回台，我仍然担心所遗失的证件影本是否可能被移作歹用。

这「一点小麻烦」令我亲身体验到大陆公安的威力以及民间服务业非正式形式的一面。我被留置在派出所后，曾打电话急找旅馆经理不着，公安却说，你找不着，我找他，他会马上到。事后证明他是对的，他只不过是小小地方管区的一个普通警察，没什么伟大的头衔就能这样大口气。而旅馆经理到达派出所的时间，其速度之快令我讶异。至于民间服务业的非正式形式，我是指从大陆指导教授到旅馆经理之间，事实上还经过二个人的衔接，刚好让我遇到这个管道的衔接出了问题，我则遭到池鱼之殃。

其次是有关生活品质、生活体制的观察。北京是首善大都市，尽管当地交通建设为了办2008年奥运而紧锣密鼓进行中，但在我看来国民素质落差极大。普遍而言，一般人民的生活和公共卫生条件仍非常落后。在北京各处，随时可看到带着全部家当来京而在街头等待机会的外地人。北京各大名胜地点不说，即使在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除了我和老外之外，来此一行的大陆人随时随地处处都能制造二害：吐痰（以及随手丢弃各种垃圾）、二手烟。在北京大街上走路，我很警惕地学会耳听八方、眼观四方，免得被飞痰殃及，也学会「凌波微步」随时躲闪四处纷飞的二手烟。我住的第二家旅馆属于较为大众化的旅馆，靠近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但投宿的大陆人和馆内服务人员也都一如街上的路人甲乙。在旁边有二家四、五颗星的高级饭店，可是我发现四颗星那家饭店是大陆人营业的，门口也是痰沫飞扬，而五颗星那家则是外资经营的东方君悦饭店，门前极为干净。为免于此二害，周休二日我很少去游玩，多半往较高档的百货公司躲（东方新天地、崇光百货、燕莎友谊商场、贵友大厦、赛特商场等），在里头或附近的美式快餐店写笔记、整理数据，或购物。

生活水准的落后，需要稳定的经济发展来提升。大陆自八０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对的，假以时日，人民所得会提高，但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如痰及垃圾之害、公共卫生（尤其是洗手间）的改善，非得教育普及、观念改变不可。

提到公共卫生，不得不让我痛苦地想起了在北京研究时为期一个半月的拉肚子岁月。教授及北京友人请吃饭是椿好事，但偏偏我的肠子就是不给面子，餐后半小时内立即「有反应」。我带去的药不够服用，幸亏有朋自台湾来，与我分享他的止泻药。缘此，我能吃的食物有限，测试结果，只有三种食物不会加重我的负担，我称之为「日食三宝」：台商生产的泡面、大超市中的西式小餐包和「特价」（有瑕疵）苹果。（如右图）直到最后半个月，我才能适应当地的各式主食，包括临街小铺卖的食物。

另外，我还想谈谈关于阶级的现象。上文提到我曾参加了清华大学的那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学术研讨会多半是开放的，在主办单位允许的报名日期前及预设的人数数量调控下，即使研究生也可报名参加，与学者交流，一通电话就行，而且在会中人人所受到接待（会议资料、饭食）是一致的。然而这次的经验告诉我，在大陆，研究生是没有独立学术人格的，不可以自己身分报名研讨会，必须依附在某受邀老师的旗下才可入会，当然也不会给予什么接待及会议数据。我大陆的指导教授努力替我向主办者说情让我参加，并将我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某学者门下，这才成行。此次会议虽勉强可稍微招待研究生，但研究生不可与受邀学者一同在一个餐厅用食。我向清华历史所一位接待的人抱怨：你们阶级划分得这么严重。他辩说，在大陆都这样，不能说是阶级问题。我向他说了台湾的情形，他很不能理解。

对北京社会的观察，说也说不完，纸墨所限，只能聊备前述几项。

三、对两岸交流的看法

两岸敏感的政治紧张，似乎也感染了学术圈。在几次与学者谈话的过程中，都不免被问到：谢小姐是外省人还是台湾人？每逢此问，我都暗地期待对方不是要测试我的政治立场，也不是要宣扬他的任何政治立场才好。根本上，我进行的是学术工作，不想与政治议题扯上任何关联，还算谨守原则。

不过，我认为，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极为欠缺，或许是他们的政府一味控制媒体、网络所致。阅尽当地各种报纸，凡是报导台湾的消息都是负面的，如七月的水灾土石流惨状、八月的台中龙井女保险员遇害被食一案，或者是批判台湾军购的危险性等等。感觉上像是几十年前台湾老是宣扬大陆水深火热的消息一般，两岸政府所做的如出一辙。可是台湾进步繁荣的一面，大陆人无从了解。若非顶层的高级知识人及少数的涉外者，底层人民对远方的、外面的，大都不甚认识，眼中只有自己的国家，以致于会有以下的话语出现：第一历史档案馆存包处的人员问我「哈佛大学是不是在北京啊？」北京姑娘向我夸耀「中国人用的手机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机！」「台湾的公交车每一部都是空调车吗？」一位学者听到台湾的捷运系统每站播报四种语言时甚为不解；社科院图书馆的店员问我「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那么好，跟我从电视上看的台湾人都不一样」……。

如果两岸想交流，只靠少数学术圈人或经商、旅游者的传播，事实上有如在沧海倒一杯水般，影响有限。如果两岸都没有彼此适度开放交流，长此以往，恐怕是隔阂会愈加深化。

四、结语

总结此次大陆行，令我最满意的还是学术工作，其它有关生活、食、住、行，包括与当地民人的相处，都让我过得很有压力，我想可能是两岸社会体制和文化差异所致。我深深感受到封闭起来的社会是如此平静，世界未免也太平得可怕了吧！庆幸我只待二个月，很快就回台湾，接受多元而国际化的刺激。我在北京期间，看不到任何与文化节庆有关的商业现象，像是七夕情人节、中秋节，商圈平静得很，不禁想着：大陆历经共产体制和文革洗礼，两岸究竟是哪一岸较具中国文化色彩，其实答案不言自明。然而台湾的多元、国际化和进步的社会，确实值得骄傲。

五、建议

我只对经费奖助有点小意见，即生活费的额度。我在北京住的是很大众化的旅舍，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对久已习惯于较干净而安全的生活条件的台湾人而言，大陆那种有涉外而又大众化的旅舍，其卫生条件远比想象中还糟，但在北京，其价格未必低。为了起码的卫生条件择居的话，至少也要二星级的旅馆才达水准，但是这类旅馆的花费是我目前住宿费的二到三倍。基金会每月补助2万生活费肯定透支，不用说吃食的费用了。再者，随着物价的变动，这项奖助其实也应有所调整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