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韦斯的再次当选，看“制度决定论”的宿命

黄守愚

在刚结束的委内瑞拉大选中，查韦斯以压倒性的胜利再次当选总统。查韦斯是委内瑞拉左翼政治、军事强人，在99年第一次当选为总统后，一直采取把来自石油急速增长的收入直接分给穷人的功利政策，来解决委内瑞拉的贫富差距问题。对穷人怜惜本身没有错，但这种不是从制度层面入手而是用杀鸡取卵解决贫困问题的做法，有分析家指出，查韦斯目的在于延续其政治生命。由于社会中低收入者占选民大多数（委内瑞拉的贫困人口占了它总人口的80%），这些举措为查韦斯赢得了选民支持。这是他再次当选的主要原因。
　　
　　在选举胜利喜庆的气氛下，查韦斯飘飘然已掩饰不住自己的权力欲，开始计划自己下一步的打算了。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查韦斯暗示希望能在位至少30年，并在2010年前就修宪举行公投，废除总统任期限制。也就是说，查韦斯准备令他可以像卡斯特骡一样终身出任总统了。
　　
　　从历史上看，专制主义在政治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给人类历史留下的，都是罪恶和惨痛的记录。专制者们起初一般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小红帽，他们一贯的伎俩总是不失时机指出：你们跟我走吧，那是一条通向天国的光明大道。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从斯大林到口口口，从萨达姆到霍酶尼，从金家父子到波尔布特等等，莫不如此。
　　
　　委内瑞拉本是一个民主体制的社会。按说民主社会存在的的甄别机制，能从成本过高的事物中识别出被人们视为于己长远利益有益的事物，也就是哈耶克意义上的“竞争作为发现过程”。像查韦斯这样靠损害国家利益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并有着强烈的专制主义倾向的人是不该赢得公众如此信任的。程序没有按照它的制度既定走，似乎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像革命者们一样，网上的所谓“自由派”大多是这样的“制度决定论”的信徒。他们为什么会遭越来越多的人的厌弃，是因为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向往民主吧，只有民主制度，你们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认为制度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只要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制度，一切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带来的异化现象便会消失不见了。
　　
　　这是非常理想化的假设。尽管这种假设曾令人感到某种新意，促使人们去考虑制度模式滞后因素在传统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影响，并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制度改良的关注。但经仔细推敲发现，它并没有突破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一元论”的教条：“社会制约的技术决定论”。制度本身有时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是“制度决定论”最大的悖论。这是因为制度的有效性是与特定社会基础相联系的，而“制度决定论”恰恰忽视了制度安排的社会基础，习惯于抽象地讨论制度本身的好坏与效果。这种论调被事实一再证谬。
　　
　　19世纪，墨西哥把美国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几乎全部照抄过来，按着“制度决定论”的论调，墨西哥应该成为第二个美国，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们双重政府的构造还不能像在美国那样正常运作。又如俄罗斯自苏联专制政权垮台，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但目前的俄罗斯又重沓苏联的老路，它虽拥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却仿照苏联时代的系统，没有真正分权和真正独立的司法部们。再如台湾，台湾虽然走向民主化，但台湾的政客依然热衷于党派之争，精谋于权力狡诈与金权政治，而非常缺乏对权力的谦卑与自制，更缺乏对社会的道德责任。专制体制下的很多污秽瑕垢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样找得到。
　　
　　还有日本。日本表面上确实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范畴上的民主国家。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产生，并因而产生首相。但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日本的民主内涵是最为空洞的：党派制约若隐若现，国家的政治资源长期聚集于自民党，反对党不能形成实质威胁，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没有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制衡。虽然国际社会未敢忘记日本的残暴，但日本国民普遍认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这种情况本不该出现在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即平等、宽容、自由、博爱等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讲，这些观念不是靠人的道德心灵，往往是靠的信仰力量去实现的。为什么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首先是在基督教（或天主教）文化的欧美国家，而不是其他，决不是偶然的。没有信仰的超验正义不会有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超验的信仰承载和阐明着普遍的道德。正如韦伯所说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
　　
　　公元1620年9月，不堪忍受迫害的102名基督教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货轮，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从英国驶向了大西洋彼岸，他们的渴望所求，如同当年先祖摩西率领犹太人出走埃及去寻找实现上帝应许的净土一样。当他们到达美国普利茅斯不毛的海岸时，他们便以公约的形式将最新的教义扎根在了美国，这个公约既是有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在带有宗教性信仰、谦卑、牺牲与奉献的立场之下，美国缔造者们采行了杰弗逊的“三权分立”、华盛顿“总统连任不超过两次”，作为制约人民无限主权与政府公仆权力的机制。
　　
　　当年领导英国人民抗击纳粹德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丘吉尔首相，深受英国自由人民的爱戴。但是，就在大战即将结束的选举中，丘吉尔却落选了。不再需要一个英雄来指挥全体人民和整个世界——这实在是一个成熟的人民才能够作出的抉择。因为“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奎尔）
　　
　　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上述比较证明，建立在人本思想的民主政治秩序，与建立在信仰力量的民主政治秩序相比有着先天的缺陷。
　　
　　正义、宽容、爱心、谨慎，尊重别人的尊严和人权，谦卑地使用权力，这些优秀的自由精神，一直先于制度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信奉的“制度决定论”自由派，实在是不该把信仰、意志的作用这些因素从具体语境中脱离出来。任何一种可欲而美好的制度差不多都来源于人类的思想心灵。
　　
　　为什么一些自由派把信仰、道德的力量排斥在外，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深层背景知识与马列伪学密不可分。虽然他们口头上不接受马列伪学，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深入他们的脑髓。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臆造的欺骗性神话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这使得很多自由派不自觉地陷入了“唯物教”的泥沼，也使得一些人得以浑水摸鱼。事实上，自由派有关制度问题的讨论，丝毫没有超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式的范围。
　　
　　宪政民主形具超验之维，一个有着精神缺陷的国民，即便是建立了民主制度，但那顶多不过是形式。假若未来的人民能够冲破今天的连锁，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们。
　　
　　缚来宾
　　2006/12/17

黄守愚

该怎样拯救儒学和传统？

十年砍柴

-----就“圣诞门事件”我的一点看法
　　
　　因为圣诞门事件，网上聚讼不已，我仿照连岳常用的“连十条”手法揶揄了十博士生一把，有人跑到俺的博客中，污言加之于砍柴，砍柴对此毫不在意，说我嫉妒“十博士生”也无所谓，呵呵，嫉妒或曰艳羡也是人一种常见的心态。取得“三不朽”的晚清大儒曾国藩，曾经就坦言自己梦中羡慕某同僚钦点为乡试主考，得到了一大笔程仪。孔圣人尽管说过“可鸣鼓而攻之”，但好像不主张和人比谁骂人的嗓门大；亚圣不得已而好辩，但据理而辩之。
　　儒学在先秦时期，不是靠污言骂人不是靠强词夺理，而靠的是一种仁爱、宽恕、谦和、的力量，外柔内刚，征服人心，那时候孔圣和亚圣活得有些落魄，并不得志。而儒学取得准宗教的地位后，孔、孟二圣被帝王们请进庙里吃冷猪肉时，儒学开始有些“霸道”，面目便越来越可憎了。
　　这几年“国学”虚火上升，看起来很热。儒学当然不能等同国学，但它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考虑董仲舒以后儒学在中国思想、政治谱系中显赫的地位，所谓赓续（或者照人民大学校长的说法：脊续）传统复兴国学不能绕开儒学。
　　对于回头审视儒学对民族形成的重要作用，以及探索儒学在当下全球化浪潮中的出路，我一向持赞成态度，我也认为，自周公、孔孟以来，历代先贤大儒，给我们留下的思想资源，理应在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中，在民族道德的重构中，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我以为儒学若要在当下寻求一种“准宗教”的地位，继续强调尊卑等级，甚至为新的个人权威统治张目，并以此来换取庙堂的支持，那是刻舟求剑，时势异也，如此不亦谬乎？打扮成现代“儒者”致力于此的人， “腐儒”、“小人儒”都算不上，而是“伪儒”、“奸儒”。
　　今天的“儒学”要寻求突围，寻求绝地重生，我想应当在尊重当今普世价值、顺应时代潮流的前提下。普世价值是什么？时代潮流是什么？是充分尊重人权，倡导民主、自由、法治、平等，给一切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祛魅”，而不是为世俗权力握有者作“君师合一”的化妆，真正用宪政制度来限制权力。如此，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语境下，才能做到“民为贵”，这种“贵”不是君王对待自己私人财产的那种珍惜的态度，而是倒过来，用代议制来雇佣、监督执政者的“民为贵”。也只有如此，儒学才可能继续在政治、伦理、经济、文化领域不被边缘化，而其命维新。
　　看看这些年复兴传统、国学乃至儒学的人和事，热热闹闹地搞了些什么？祭孔大典，穿着仿古服装搞成人仪式，给孔子制定标准像，女大学生当众举行及笄礼，以及今天还在争论的“十博士生”倡言抵制圣诞节。说白了，就是在做秀，而且这秀做得还不专业，除了娱乐广大公众外，对儒学乃至国学复兴、重生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很多人看到这种表演，心中对儒学的观感也许就是滑稽可笑、守旧迂腐、谄媚权力。那位自称是白居易后裔的“国学妹妹”出现，就是对这种“儒学热”、“国学热”现象一种反讽，在我看来，这些现代“儒者”，其娱乐价值和“国学妹妹”没什么区别。
　　儒学在健康发展时期，它总是开放的、包容的，孔孟游学列国，吸取百家之长，孔圣本人也向老子求教请益。而只有在僵化、封闭而极度不自信的时候，才会变成狭隘排外、唯我独尊的死板模样。
　　十位博士生中有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他应该知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儒学的贡献只是一部分，而对其构建起到相当作用的佛教，诞生在印度，和天主教、基督教一样来自域外。佛教东渐也有从“和风细雨”到“狂风骤雨”过程，一些儒生也曾有“狼来了”的担心，韩愈等先贤冒着触犯龙颜的风险进谏皇上远佛法，“排佛”、“灭佛”的运动也多次发生。可是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被消除了没有？今天，西行万里求法的玄奘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某种象征，佛教的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佛教影响已深入我们民族的骨髓。因为有佛学这异域之水的滋养，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已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儒学，获得了新生，想必这些博士生并不否定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当年佛教在中国之盛行，今天的基督教、天主教哪能望其项背，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并没有因之而消亡。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对佛诞节、观音生日、盂兰盆节陌生了，可在过去的几百年内，这些节日在中国社会，热闹劲不亚于今天的圣诞节，七月十五，士女盛装出游，晚上放荷花灯，看《目莲救母》等宣扬因果报应的娱鬼戏，几乎是全民同乐，难道非得都是佛教徒？
　　再说到“耶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近些年或近百年的事情，砍柴不敏，觉得今天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应该是第三波浪潮，前两次是明末和清末。
　　16世纪，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仁宇的论断），科学技术上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支撑这种政治制度的思想资源----儒学也碰到了同样的困境。那些阳为道德、阴为利益，名为公仆，实则主人的文官以及士人，他们的作为已经变得虚伪而偏执，万历以后君臣之间关系的紧张，政局的混乱，统治的思想资源儒学出了问题是原因之一。尽管王阳明、李卓吾等大家也寻求过儒学的突围和更新，但王氏“致良知”的心学，被一些后学承继，演变为没有客观标准的急功近利之学，何心隐和李卓吾的狂也不容于当世。这时候，利玛窦等人来了。
　　西方传教士以澳门为基地，沙物略神父、范礼安神父、罗明坚神父等人一点点向这块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古老帝国叩门，一直到利玛窦，开始有了收获。利玛窦当时的做法是尽量中国化，“合儒”、“补儒”、“趋儒”，他说：“吾友必仁，则知爱人，知恶人”；“友之职，至于义而止焉。”他用天主教中的“爱”比附儒家的“仁”，他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从权知变，尊重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因此当时一些见识非凡的士人如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等人亲近并接受了天主教，最终受洗。尽管利玛窦为了在中国传教的从权经变遭到了西方一些原教旨天主人士的非议，但至少说明，天主教的一些伦理道德和儒学确实有相通之处，所以徐光启在比较儒学和天主教义后才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同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他主持绘制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地图，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并参照西方历法，改进了旧历法许多错讹处，在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徐光启的领导下，制定了先进的《崇祯历书》。《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潜说：“中国历法，本不及外国之精密，以故前元钦天监外，又有回回钦天监。。。。。。。自利玛窦入都，号精象数，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业。”徐光启作为明朝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最高官员，竟然是一个天主教徒，可是因此就能说徐氏数典忘祖了么？这个科甲出身的上海人是个标准的中国士人。
　　明朝的知识分子尚且有此胸襟，难道今天一些读书人反而不如么？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满清不入关，不在制度文化上采取全面保守的态度，而利玛窦等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思想、文化的势头一直持续下去，兴许没有鸦片战争之耻辱。鸦片战争后，利玛窦带来天主教的同时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故事，又在神州大地上重演。-----这没什么奇怪的，十六世纪至今的五百多年里，中国在科学上、思想上、制度上对全世界没有做什么贡献。-----这显然和一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极不相称，原因何在呢？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坚守所谓的“传统”，没有成功抵制“西洋文化”？正好相反！
　　砍柴在湘西南一个封闭的、传统文化还有残留的山村长大，和十博士生之一的范某-----那位专攻马列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博士生是同乡，难道马列主义就不是西方的？纵观近一百年来历史，基督教和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从来没能够摧毁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相反，正是范博士生所学的主义，入主中华后才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灭顶之灾。因为吾乡偏僻，我反而有幸能感知“儒学”对普通乡民生活的影响。先大父和先外大父一字不识，家父念了几年私塾，念完《论语》，《孟子》刚念到“见梁惠王”，大陆政权易手了，家父的儒学教育被中断。但我的祖父辈、父辈，尽管远不如那些高居名校的专家教授、博士能拽儒学的名词，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待人处世之道却更符合儒家规范。比如从小先大父就让我背诵家谱辈分的排序：“忠孝成显德，基锡洪材炳”。我是“洪”字辈，从先大父“基”字辈开始，即含五行之一，且有相生关系。逢年过节家族要舞龙灯，宣扬宗族自豪感和增强宗族凝聚力，我记得我们家族舞灯时，打出的灯笼上书“陇西堂”，相邻的张家则打出“清河堂”。娶亲有问名字、合八字、订婚、选日子等一系列程序，暗合《周礼》的“问名、纳吉、纳采”等礼数。家姊出嫁时，最后一道程序是在堂屋的祖宗牌位前“辞堂”，告知列祖列宗姑娘从此成为外姓人。先大父说让我做国家干部的家叔跪下，家叔就得跪下听候教训。先大父、先外大父他们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招待好客人，对名声的在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信义”是他们处世立身最重要的准则。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大多数人生活在里面而不自知。反观今天那些要复兴儒学的诸公，嚣嚣乎“儒学”、“国学”、“”传统，而生活方式和西方接轨很快，待人处世持功利化态度。
　　我觉得我们的东邻韩国的经验，可资借鉴。韩国的政治制度完全按照西方设计，基督教、天主教徒占30%，佛教徒也不少，可是连我们也承认，在韩国儒家传统保存相当完整。韩国较早在中国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爱情是什么》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男主人公李大发家是一个儒家传统非常浓厚的家庭，男尊女卑，父亲说一不二；而女主人公朴知恩家是个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民主家庭。朴家三位年老的奶奶更有意思，老大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可家族观念是典型的东方式的；老二是个念珠不立身的佛教徒；老三是个在美国生活多年、把上教堂当成散心的基督教文化亲近者。老大、老二两位老姐妹经常聊着聊着，就相互攻击对方的宗教，老三马上出面排解。人家的日子就这样过得平常而温馨，没有因为宗教、文化的差异而你死我活，朴家女嫁给保守的李家，给婆家带来了清新之风。------什么叫和谐家庭，这就是和谐家庭；什么叫和谐社会，这就是和谐社会。
　　看看我国那些大声疾呼复兴儒学和国学，抵制西方文化侵蚀的先生们，他们在做什么呢？城管粗暴地对待细民，他们何曾说过一句话？矿难频发，何曾听过他们对当政者一句批评？而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利用行政力量对待普通公民和商家欢度圣诞，却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的“仁爱”难道上不对下？顾宪成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句话到了今天有些“儒士”那里，恐怕是选择性践行，要志在君父，而民生、世道则不在考虑之内。
　　如果仅仅把“儒学”、“国学”和传统当成一种做秀的脂粉，博取名利的工具，非但低档不了狂风暴雨的西洋文化，“儒学”、“国学”乃至传统恐怕会消亡得更快。如此作为，非儒家功臣，搞不好会成为儒家罪人。
　　

阳喵喵

当有了1块钱，我们会想着10块钱。当有了10块钱，我们会想着1000块。谁能否认自己的欲望不是随势非指数性的膨胀的？于是那些无法当权的便跳指着说：哎呀呀，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人性的问题。是我，我也会选择连任。

莫二

其实南美是悲哀的，它本可以成为文明，却成了野蛮，其实从起点上看，北美和南美（包括墨西哥）差距并不大

民主原则或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国内很多人想当然的把民主制度这个词等同于普选和代议制，可以说没有错，也可以说错了，因为除了全民式民主决策这种技术上还无法广泛应用的制度，历史上确实没有第三种制度称得上民主了，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两只必须一体才能叫民主，黎巴嫩和叙利亚就不是民主国家）其实不是一个最优选择，而且相对于专制制度在局部事件上效率是要低下的多的，因为它需要更复杂的官僚机制来支持决策，而专制只需要一个脑子就行了，查韦斯也好，毛也好，其他人比如刚莫名其妙死掉的萨达姆也好，说实话只要他们脑子灵清，又能够统驭政府，那么在短期内作出很多政绩相对来说是很容易的，强人政治的秘诀就是最大限度的简化中间环节，强人往往可以创造奇迹，这就是专制制度今天那么多人怀念的关键

但是，应该坚信的一点是，最笨的总统也要好过最英明的君主，因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超人，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而一个机构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内部纠错机制的话哪怕再宏伟再高效也绝对是伪劣产品，系统论告诉我们，缺乏自我修正能力的系统必然会崩溃，而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一个社会如果无法正确的回应挑战，绝大部分是内部的，那么就会有外力来帮它完成，他把这种外力称为无产者，可能来源于内部，也可能来源于外部，在我们的语境里，这叫做起义，和侵略

美国伟大的秘诀就在这里，美国其实是一个中庸社会，它的社会主流价值是相当保守的，甚至比欧洲旧大陆保守的多，去过美国新英格兰，也就是美国最发达地区的人就会奇怪那里的生活作息，九点钟街上就没什么人了，早上九点以后商店才开门，生活其实非常规律，人们清一色的是教徒，交际，生活起居都惊人的规律，甚至保守到无聊，美国社会最主流的价值观是新保守主义，也就是共和党（其实美国两党在价值观上几乎是一样的）的保守务实政策，而且这几年的选举我们也看到，美国社会在政治选择上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趋中倾向，这几年共和党做大，社会几乎是不自觉地偏向略左的民主党了，换一个国家很难想象在战时人们会要求换领袖，比如罗斯福，他领导美国得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胜利，政治和军事，还有经济，作为政治家换个国家称帝都可以了，但是几乎是本能的，人们无法忍受他连任第五个任期，这就是民主原则在作怪，又如今天的布什，其是美国国内对他的支持非常高，而且对布什家族美国人的好感是很高的，几个政治大家族里布什家是最亲民的，但是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布什家族不会再出现顶级决策者了，尽管布什的弟弟已经做到了州长

民主通常是保守的，这不是贬义的，而是意味着人民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不会被轻易误导，这需要公民素质的培养，今天我们国家的公民培养似乎走错路了，太强调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其实一帮只会喊万岁的人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养鸟。公民必须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思考空间以及价值体系，才有可能建立好的纠错机制，这不是让大家都当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在西方这个东西也只是被当作噱头，其实只要大家都有自决，也就是从自身出发想问题的权利和能力就行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过了头绝对是有害的，在政治上，我倒是倾向于新保守主义社会，它不会辉煌，但是很健全，而且这不需要刻意引导，新保守主义社会是消极形成的，一个民间有足够经济能力，教育水平，社会水平的地区会很自然的形成这样的社会，中国长三角地区很多地方已经有些接近了

莫二

至于国学，我的观点一致如此，今天所谓的国学不是章太炎先生和胡适先生搞的那个，其是当年周作人、梅光迪和胡适他们已经为国故整理建立了一个非常之好的基础（虽然他们有争论，但我觉得是一体两面），但后人放弃了，今天是回到了翁同酥他们的清学，甚至回到了明代，说他们回去了其实都是抬举了

具体的观点已经在其他帖子说过了，可以去看一下

莫二

还有如果把东西中外作为一个标签的话，那楼主可以和义和团认亲戚了，当年是大师兄贴标签，从洋油桶到洋女人到洋教堂，拿石灰水画个圈，一律杀烧，烧光了没事情干就随便从街上抓个人，从头到脚看，您要是领不清穿了条洋棉的内裤，那对不起了，该割哪割哪

知识分子，有时候会犯和义和拳民们一样的问题，其实洋棉内裤招你惹你了，穿着暖和就行

上包子

看看我国那些大声疾呼复兴儒学和国学，抵制西方文化侵蚀的先生们，他们在做什么呢？城管粗暴地对待细民，他们何曾说过一句话？矿难频发，何曾听过他们对当政者一句批评？而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利用行政力量对待普通公民和商家欢度圣诞，却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的“仁爱”难道上不对下？顾宪成说过“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句话到了今天有些“儒士”那里，恐怕是选择性践行，要志在君父，而民生、世道则不在考虑之内。

   
  十年的文章，看得不多但一向喜欢。 这段话说得不喜欢。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那些整天被看来“空谈理论”的人也很重要。

  信仰的力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上述比较证明，建立在人本思想的民主政治秩序，与建立在信仰力量的民主政治秩序相比有着先天的缺陷。

   试看孔老二和耶稣哥哥的pk````我看好老二。

上包子

谈古最怕事后诸葛，论今最忌先入为主。

  还有几段话想回，又觉得不如去灌水。

黄守愚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湘南一个乡村。在西北读完大学后分配到北京一家大型企业，不久后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某部委，做了近四年的小吏。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被荣幸地分流，现在法制日报做一名记者。很长时间，自己只能也只习惯于“主流”写作，如写公文，写正面报道等等，尽管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是没有成就感，也不快乐。2002年9月第一次来到天涯，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催发了自己开始另一种写作，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心灵的写作。在大家的鼓励下，一系列首发在天涯、有关《水浒》的读书笔记结集为《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由同心出版社于2004年6月出版。

黄守愚

缚来宾的简介，我要发电子邮件问他。

黄守愚

青年毛泽东夜雨裸奔岳麓山的野猪精神

说湖南人有蛮性与野猪性，可追溯到早期越、蛮先民呢。最近翻出前年读书笔记，记载青年毛泽东夜雨裸奔岳麓山一事，有当年湖南大学老教授作证，应可为湖湘文化精神当下受用做注脚。
　　
　　
　　
　　青年毛泽东求学于湖南一师，师从伦理学家杨昌济先生，与蔡和森等一伴人交游甚密。因深受杨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异常服膺王船山、谭嗣同先贤“珍生”、“主动”、“日新”等学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因此，青年毛泽东崇尚野猪精神，极为重视体魄与意志锻炼，尤为坚持冷水浴、裸奔健身。
　　
　　
　　
　　据说，早期的奥林匹克运动都是裸体竞技，既可显示竞技者的形体美，也有益身心健康，鱼与熊掌二者得兼，何乐而不为？青年毛泽东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一伴人，夜中冒着暴雨，裸奔岳麓山，一路大叫，在当时看来，可能是惊世骇俗、独立特行的“异数”。然现在说起，不过是一种时尚的健身运动而已。雨中裸奔，其一在回归原始野性，其二在锻炼其形质，即“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或许恰是野猪的原始生命的真实开显呢。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当知道，田地间野生物种繁殖力异乎寻常，譬如稻田中的稗草，总是扯不尽，扯了又扯，还是处处长起来，且比水稻长势更好呢。茅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有生”，为什么呢？它们是原始的野性生命，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譬如驯化过度的水稻没有什么生长优势，不得不靠杂交来提高其各种性能呢。
　　
　　而在森林生活过的人，则更会知道，凶猛的野猪青面獠牙，勇武刚鬣，坚毅神威，野猪善于奔跑，人们崇拜它们，赞颂为“猪奔豕突”。猎人们往往死在野猪的獠牙下，于是就有“一猪二熊三老虎”、“打老虎只要有胆，打野猪须带一块板（棺材）”等谚语流传。相反，看看关在牢里的家猪，我们对自私的人类的驯化本领深感不安。当然，关在动物园铁笼子里的狮子、老虎、狗熊等动物，也够可怜的了。
　　
　　
　　
　　盖文化亦然。“化”之过度，则沦落为奴隶、家猪，奴性、堕性尾大不掉，若行尸走肉，人之不为人。何以救之？也要象水稻杂交一样，或者把它们放归森林再做野猪，长出獠牙独立生活，惟有注入原始野性的活力，才能冲决杀人网罗，撕裂种种道德现实，透露昔日原始野性的晴空，自由自在地“猪奔豕突”。孔子讲中庸之道，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即真实的生命精神。文化过度，即阉割其原始真实的生命，沦为奴隶，野猪退化为家猪。文化不及，即野性过度，与礼乐文明殊途，堕入野蛮。孔子是要做“杂交水稻”，而青年毛泽东就不同了，其心性注定了必成一头凶猛的野猪。
　　
　　
　　
　　孔子没有讲“史”、“野”之辩，我若“接着讲”，似是大逆不道。青年毛泽东夜雨裸奔岳麓山的野猪精神在哪里呢？我要“接着讲”，那是以“野”救“史”，因文化驯服过度，惟有注入野蛮的原始生命活力，冲决杀人网罗，还天下生民原本真实的生命。只有回归森林，做青面獠牙的野猪，自由自在地“猪奔豕突”。
　　
　　
　　
　　我不知道今天岳麓山下的学人，望着巍巍青山，会不会也产生一份美妙的联想，反正我希望这片神奇热土上的年轻人，能继续演绎青年毛泽东夜雨裸奔岳麓山的故事。不管你是谁，要想开显自己原始野猪的生命活力，裸奔岳麓山几次，那浩然正气会充沛你的肉体，滋润你的心灵！或许，你还能体贴出湖湘传统中的“霸蛮”精神来呢！你的幸福感还会“猪奔豕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