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披露日本在晚清时期即向华派遣商业特工

阳喵喵

当年我所学的是财经专业，虽然这么些年来“不务正业”，但从来不敢忘本。比如财经方面的书我读起来仍然很有兴趣，在我私人写字桌上，至今仍放有一把算盘，如果遇到烦恼的事情拨打几下心情也就顺了，虽然现在打得很糟糕，甚至会忘记口诀。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相对来说很冷的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我看的是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1日刚出版不久，系刘东先生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这本“冷书”之所以引起我的阅读兴趣，是书里完全不同一般的观点。西方的学者一向认为晚清的中国是“衰败”的，没有活力，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这样认为，晚清的中国是腐败、软弱的，国运不济国力太差国情凄凉，这才饱受了国外列强的欺凌。而这本书作者挑战传统，其看法完全相反，认为近代中国不只没有“衰败”，反而充满“活力”，如果要说“衰败”，那是晚清政权，而不是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如果表达这种观点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可能会持怀疑的态度，但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和书中详实的史料，让我承认这种观点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很有道理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书是他花十年时间才写就的。



上图：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示意图（配图缘于网络，与本文观点无关）
下图：日本的所谓“中间线”示意图，中方不接受（配图源于网络，与本文观点无关）



滨下武志在书中透露，清末时期，日本正值工业化刚刚开始起步时期，急需在中国扩大自己的轻工业品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采取了以海外贸易政策为国策的战略，向中国派遣了为数众多的调查团。这些调查团的任务，有的是为了调查开拓日本土特产品市场的可能性(如海产品)，有的是为了调查向日本进口的可能性(例如林业)，还有针对中国的市场状况进行的调查，并特别向商业方面提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团成员，许多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特工”，即经济间谍，这些“特工”应该是日本目前在海外活动的大批现代经济间谍的拓荒者。

调查团的报告一直作为日本国政府研究“支那”（旧时日本对中国的蔑称）的第一手资料。调查团的成员，即那些“商业特工”的公开身份一般比较正式，也很隐蔽，多是外交官、正经商人、友人等不容易让人怀疑的身份。虽然表面上这些“特工”的任务是搜集商业、经济方面的信息资料，初衷是从商场上打败中国，扩大出口，但其详尽的资料也为军国主义者提供了最为真实可靠的情报，从这种角度上说，这些调查团成员也是军事间谍，日本后来能割了台湾，再占东三省，继而全面侵华，与其对中国的“了如指掌”不无关系。

这正合了《孙子兵法》上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战原则，可见日本的侵华野心并非一代人才形成的。从历史上看，日本一直就有研究近邻、强大自己的“传统”，外且一直把中国作为他的最大“敌对国”，或者说最大竞争对手，从中国身上获取利益是日本的第一利益。如在唐朝的时候，中日交往频繁，当年日本人来中国的一大目的就是“偷师”，日本国内现在大唐遗迹仍存，连日本现在的使用文字，许多都是从中国学去的。由此可见，日本在近、现代崛起、强大起来，成为强国，是其处心积虑的结果，并不意外。

在1896至1909年期间，日本派遣”商业特工”来华特别频繁，这些调查团成员回国后写出了很多书（情报），书中连中国人用的票据式样、猪毛、兽骨这些细物，都有十分准确的记录，供政府咨询、参考——
外务省的调查团：《清国事情》(1896年)
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1901年)；
山冈次郎等：《北清地区巡回复命书》(1902年)
农商务省调查团：《视察报告书》（1903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一回清国商视察报告》（1904年）
农务省山林局调查团：《清国视察复命书》(1904年)
大藏省税关监视调查团：《清国芝罘、威海卫、旅顺口、青泥洼、牛庄上海视察报告书》(1904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二回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907年)
大藏省调查团：《第三回清国商况视察报告书》(1909年)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那些中国人自己都查不到无记录的贸易数据、海关进出口数量、人口分布等“国计民生”情报，都来源于这些调查团回国后撰写的书中。从这些政府级别的“调查报告”里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中国的所谓调查应该是别有心的，真正具有长远战略。如外务省的《清国事情》中，把各地区领事馆管辖区域的情况，如地势、商工农业、金融、度量衡、交通及通信、税关、宗教、教育、贸易等内容相关者，都做了详尽的调查。日本学者为什么说近代的中国并非是“衰败”的，反而充满“活力”的？滨下武志引用了楢原陈政《清国商况视察复命书》的调查，从侧面作了说明。

楢原陈政当年在华的公开身份是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楢原陈政在书中说——
现今日清贸易沉沦于萎靡不振之境，对于据有辽阔衍广亚洲小半之邻邦，我当开拓源利货殖之路，上能裨益于国家，下能图邦民之殷盛，如若不问通商上经远之长计，足以观洵，谓之叹息。若讲究日清贸易何以不振之原因，可咎之于邦商资力欠富裕，或耐久精神缺乏，或贸易实践不足，归之于对清国事情不能畅达所至，皆谓贸易不振之一因。以上所言皆是，但不成其为足够原因。此乃不足俟言之所。然依小官之所见，对清贸易不振之责任，当由帝国全邦商贾为之负担，而不能独归究于对清贸易之商贾，请试陈之。观夫欧美商贾对支那贸易者，彼等虽外貌宏厚富实，实际上巨资运转、举措绰如、雄视于市场者，乃寥寥寡数，大抵难免外强内干之讥。广东英国总领事布来南曾与小官云，在清各港英商以自家资本营商，仅二三家实力公司，其余皆不过照支那商货单运输物货，即所谓“货单商人”之流。小官此回巡阅各港，就中探问，对照实状，得知布来南所言确实可信。所谓在清欧美商贾巨资运转营业之事概不能为之信矣。

楢原陈政认为，造成日本对华贸易不顺畅，有文化的日本商人做不过“没有文化”的中国商人，原因不少，但主要有两点——

一、帝国商贾之风气与清商不相投合
日本商贾之风气多与清商不相投合，其于商务交易上殊著。此单一例，清商虽多目不识丁未受过教育，但积年成熟练，对商务之畅达，意气亦颇豪放豁达，而在商务交易上更以信用为主，一言一诺为取舍，决不苟且。而我之商辈与之相反，于教育智识虽远出其上，但就商业熟练却不及彼等，为交易约束所累，拘泥于规则，手续纷杂，于交易自然减少。
二、邦商的同业团结不坚固，使清商控制市上之商权
邦商同业团结之不坚固，乃各自竞争之结果；唯图眼前之利而不顾长远，故造成商业秩序混乱不堪。致使清商乘其弱点，而将价格涨落之商权掌握手中，以致常令我被动不知所宗，是不独在清商贾之咎。我出口货物如能专托适当之商贾贩卖，体察市况，维持价格，商权存我一处，扩展物货之声誉，应得价格腾贵。往往出口货物虽呈报好况，然不在同一商店继续专托，而与支那商直接买卖，收取微利，商权遂归于支邦商贾之手，价格上下如彼之意向，而我只得仰其鼻息。

从楢原陈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日货在华并不畅销，现在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最会做生意、很精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日本人眼里真正会做生意的是中国人；另外是，日本人中间也存在“窝里斗”现象和诚信问题。有一个关于中国人内耗的比喻，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又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楢原陈政报告的观点正好相反，当年中国商人、商会间很团结，是“一条心”，日本商人之间反而不结团，即所谓“邦商同业团结之不坚固”。楢原陈政的观点被日本学者当成晚清之中国当年并不“衰败”，而是充满“活力”的证据之一。

滨下武志认为，楢原陈政这个记录是关于清国的实情（国情）报告，是可信的。楢原陈政是以地域市场的实情为中心的，与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察根本不同，欧洲列强认为晚清是衰败的，好欺的。而日本人不这么认为，“处于这个时期的日本，莫不如说对清朝的认识就是以地域性的问题为重点的，因而所谓清国衰退之类的观点非常之少见。”日本人当时对清朝的认识，“比起作为政体、作为商业社会来看，倒不如更是基于历史的蓄积、从其独自性功能来加以认识的。也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日中历史关系的原因，因而才导致了在评判基准上也与西洋存在着差异。”

在晚清时期，除了出现各种专业领域的由“商业特工”写成的考察报告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体系性的、集大成的研究著作。如，1908－1911年东亚同文会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1912－1914年“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辑的《清国行政法》(织田万等著）。这些书也可以理解为“系统的经济情报”。

《支那经济全书》，以系统的调查和记述为目的，对清末经济从制度、机构，到惯行及书式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即使在《清国行政法》中，也是以“行政”为焦点，从官吏机构的整体分析开始，各论又分为内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各项，明确了行政实体及其运转的形式。如果将它与此前看到的一系列调查报告书相比较，它正视了这样一个课题，即在实态把握与政策把握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也就是说，历史背景与国策之间关系密切，狭路相逢不能回避，是早晚要面对且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滨下武志认为，《支那经济全书》对这两者的研究都堪称集大成之作，表现出具有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是日本对近代中国研究最透彻的一本书。

日本人除了从经济上给晚清中国“把脉”，还从政治、政体中分析研究中国。滨下武志就认为，《清国行政法》作为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的一部分，是对行政法进行把握的一次尝试。探讨作为政治制度运用方法的行政法，意味着从更为功能性上来理解清朝政治，作更接近实体性的把握，其主旨是与《支那经济全书》相通的。

对于清末时期的中国，日本学者认为，总地来说日本的认识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为了对中国的政策立案而进行的实地调查；二、为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进行更原则性把握而进行的调查、分析；三、以学问体系为基础，试图将其各种排列以及分类的认识。所以说，怀有特殊使用的“商业特工（调查员）”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能了解到的都了解了，简直钻到了晚清帝国的肚子里，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远距离地看近代中国。

滨下武志的研究证实，当年日本调查团对中国的调查是“国策性的商业活动”，也就是说这些“商业特工”是政府安排的，是怀有国家使命的，“它象征性地表示出了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特征”。从这里我可以感觉出，日本人称晚清中国并非“衰败”，充满“活力”，不像是在讨好，或是麻痹现代中国人，而是从学术的角度在认真研究中国，值得中国学者注意、借鉴和警惕。自然，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当年是如何成为“中国通”，继而搞跨中国的。（作者 倪方六）

附：《支那经济全书》全书12卷的目录供有兴趣的网友参考。从中可以看到当年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多么地透彻，细到连猪毛都不放过——

   第1辑  第1编“农政”，第2编“土地的权利转移”，第3编“劳动者”，第4编“资本家”，第5编“物价”，第6编“人民生活程度”，第7编“财政”。

   第2辑  第1编“商卖”，第2编“特许商”，第3编“买办”，第4编“会馆及公所”，第5编“组合规约”，第6编“家宪”。

   第3辑  第1编“旧关”，第2编“新关”，第3编“水运”，第4编“仓库业”，第5编“山西票庄”。

   第4辑  第1编“商政”，第2编“商品陈列场”，第3编“商用书式”，第4编“商用账簿及簿记法”。

   第5辑  第1编“支那铁道总论”，第2编“支那铁道各论”。

   第6辑  第1编“邮政”，第2编“电信”，第3编“度量衡”，第4编“货币”，第5编“支那银行”，第6编“在支那的外国银行”。

   第7辑  第1编“海上保险”，第2编“商帮”，第3编“牙行”，第4编“报关行、渝行及通关所”，第5编“招牌”，第6编“广告”，第7编“商标”，第8编“对清贸易”。

   第8辑  第1编“农业”，第2“编米”，第3“编麦”，第4“编豆、豆饼及豆油”，第5编“砂糖”，第6编“棉花”，第7编“脂肪油、脂肪及腊”。

   第9辑  第1编“牧畜(附养鸡)、牛骨、兽皮、制革、羊毛、猪毛”，第2编“海产物”。

   第lo辑  第1编“木材”，第2编“木炭”，第3编“矿山”。

   第11辑  第1编“一般工业”，第2编“磷寸”，第3编“制纸业”，第4编“精米业”，第5编“制粉及制面”，第6编“纺织业及棉丝”，第7编“棉织物”。

   第12辑  第1编“制纸业”，第2编“绢织物”，第3编“陶瓷器”，第4编“出版业”，第5编“文房具”，第6编“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