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岁月 何立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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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发是大学时代开始脱落的。上着课，一低头，笔记本上就是青丝几缕。那时候陈姓同学也开始脱落头发了。我们在岳麓山散步时，常常你在我的头上抓一把，我在你的头上抓一把，可笑地比试谁的头发究竟茂盛一些。现在，我在河东，他在河西，隔江而居，却很少有机会见面。陈同学毕业时留了校，现在已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的小学、中学、及至大学，都是在长沙完成的。我的同学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一般来说，我不太热衷于同学聚会。岁月在某些人的脸上刻下了太深刻和太复杂的印痕，真的，我不忍心看，不愿意看。我愿意的是在脑海里保留他们青春年少时的活泼天真，保留住他们的笑语和歌声。

　　如果有人问“山水洲城”里什么与我的生命联系最为密切，我会告诉他：水。

　　这条把我们的长沙城一分为二的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四。从广西入境，一路滔滔，直下洞庭，然后展开歌喉，汇入长江雄浑蹈厉的合唱。

　　我的小腿上至今有一条隐约的印痕。这就是湘江河给我的纪念。从小学时代起，每到暑天，我们就趿着拖鞋或索性赤着光脚，跑到河边上玩水。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湘江大桥。那时候两岸往来还要坐半小时一趟的渡轮。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听轮船的汽笛声。它贴着水面传得非常非常远，就像一只水鸟要飞到天的尽头。唐人柳宗元听到艄公的号子，就得到“矣乃一声山水绿”的千古名句，假如他听过湘江河上的汽笛声，必定会写出更动人的绝妙好词来。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爬到趸船顶上，朝水里头跳，落差大约四五米。我的玩伴里有会跳前滚翻的，有会跳后滚翻的，有燕子剪水的，有猴子捞月的。可是我都不会。我只会一种叫做“炸弹式”的跳水法。就是眼睛一闭，两手贴放在并拢的脚上，像枚炸弹一样朝水面直落而下。有一回，我落下去的时候，小腿的当面骨碰到了一块暗藏水底的岩石。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我的腿上只能缠着纱布，一瘸一瘸来到岸上，帮在湘江河里游水嬉乐的伙计们看守衣物。而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女孩子来做的。

于这条河水，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在许多文字里都写到她。在《白色鸟》、在《苍狗》、在《老何的女人》等作品里，都情不自禁地写到过她。我的文字就像是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我脑子里头的那条湘江河。我把她写得尽量地美，是因为她不只是流淌在我们城市的河床上，她还流淌在我的悠长的生命回忆里。只有回忆，才能把许多的事物沉淀净化，让它呈现出最精致最玲珑的轮廓来。

　　在我今年刚发表的近作里，就有一篇小说叫《河边往事》。写的是我年轻时候在工厂生活时的一些往事。我当年１７岁就到工厂做工。我们的厂子就在湘江边上。整个暑天，我都浸泡在河水里。黄昏的时候，青年男女们出来散步，也都喜欢在高高的河堤上徜徉。风吹动着姑娘们的裙子，让我青春的身体暗暗骚动。我坐在沙滩上，看厂里的漂亮的女青工下河玩水，脑子里有一片关于幸福的想象。有一天的黄昏，工厂的汽笛凄厉地长嘶。这是出了大事的讯号。许多的人都朝河边上跑。堤岸上响起一片凌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下河玩水的姑娘淹死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她是五车间的临时工。也许刚刚２０岁，稍稍有点胖、白皙，与人相逢嘴角有和善的微笑。我还记得那索命般的汽笛声以及急迫焦灼的脚步声。我也记得吞没了一条年轻活泼生命的湘江河，最后的一抹日光跳荡在一小块江面上。仿佛一个人的眼帘在一点点闭合，最后沉入了无尽的睡眠。也许千百年来，她见到过的悲喜交集的故事多不胜数，不足为怪了吧。

　　一个人在水边上生长，水就流在他的血脉里了。为什么沈从文的小说里有那么多关于水的一往情深的描写呢？为什么谭盾要创作《永恒的水》呢？我想，没有别的什么解释，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水边上生长的。不管走到哪里，故乡之水都会沸腾在他的血管里，变成天籁，变成圣音，变成生存之上的一道诗意的彩虹。

大约六七年前吧，上海作家陈村、孙甘露去张家界参加笔会，途经长沙，短暂逗留。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何顿邀了他们来到桔子洲，让他们品品从湘江河水里打上来的一种长沙人称为“黄鸭叫”的鱼。每年的夏秋之际，桔子洲沿江一线摆了百十家排档，专吃水煮黄鸭叫。

　　这种鱼的学名叫什么，我问过一些人，都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鱼是长不大的，最多长到半斤，喜欢在夜里咕咕地叫，其味鲜美至极。长沙人有过一阵像疯了一样，纷纷杀到洲上来吃水煮黄鸭叫。边吃边聊天，边聊边划拳，鱼香阵阵，人声沸沸，成为了长沙市井餐饮文化的一大景观。

　　可惜陈村他们来的时候，这种热闹已经过去了。长沙人是特别爱凑热闹的。近十年来，仅表现在吃的方面，至少有过水煮活鱼热、蒸菜热、瓦罐菜热、水鱼热、常德菜热、邵阳菜热、永州菜热、四方坪土鸡热、新开铺农家菜热......而长沙人又特别爱新鲜，并且喜新而厌旧。所以没有一样热闹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这反而让我们得了清静，得了从容和舒展。澄碧江水就在脚底下任它流淌，两岸景色就在望眼里任它妖娆。仿佛湘江就是无边的餐桌，而苍穹则是巨大的帐庐。

　　鲜美的鱼，壮阔的景，还有湘人把所有的菜都放得“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辣椒，以及湘人那近似辣椒的急躁性格，都给两位上海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三年后，陈村还在他的长篇新作里提到这次愉快的小聚，提到长沙人称之为“黄鸭叫”的鱼。当然，陈村更不会忘记像一叶小舟样浮在湘江河上的名叫桔子洲的地方。

　　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海军司令肖劲光就是这洲上的打渔人家。洲上遍栽桔子树，州名因此而来。桔子洲的对面，河东六铺街江边有一处渡口叫朱张渡。公元１１６７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洲造访张拭。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诸如“中和”、“太极”等一系列命题，分别在河西的岳麓书院和河东的城南书院轮流进行讨论。因此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美名。站在洲上，朝东一望，还可见着灵官渡、妙高峰、猴子石等景观。说起来，这些地方莫不有着像朱张渡一样优美动人的传说。一个城市越是古老，她衍生的传说和故事就越是多多，这是简直一定的。

　　沿着洲上的路，朝南，走到顶端，就到了著名的桔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常常从东岸的第一师范游泳过来，在洲头歇憩，与他的年轻气盛的同志共同探讨革命真理，并在此填写了气势如虹的词章《水调歌头·长沙》。词中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句，昭显着青年毛泽东改造社会与世界的决心与气魄。站立洲头，极目云水相交处，人的心境会豁然开朗，神清气澹。我陪过很多外地的朋友到此一游。基本上人人都有同感。这让我想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会思考什么样的大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横渡湘江选择桔子洲头来锻炼和休憩呢？为什么他在桔子洲头填写的词章那么豪放大器世无其匹呢？我相信，有些地方，是有着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磁场的。岳麓书院的楹联分明写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不是某种磁场，何以于斯为盛呢？

　　１１年前，一位年轻的摄影家，为了搜集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艺术家的肖像，要出一本名叫《我们这一代》的有意味的相册，从深圳跑来找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残雪拍一点照片。他到了我家里，拍了大半卷胶片，但始终没找到感觉。

　　他对我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作品，总觉得我应当生活在古朴的小街小巷里，而不应当生活在现代鸽子笼一般的水泥楼房中。他让我带着他在长沙的旧街老巷里游走，最后，他在望麓园的一幢青砖黑瓦的旧院子门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找到感觉了。他的感觉就是，某个人，应当和某种生活氛围融为一体。作为一个长沙的本土作家，他身上应当浸透长沙古铜色的生活底蕴和气味。他是这样理解了我，也是这样理解了长沙。他在长沙的某个地方看见了我，也在我身上某个地方看见了长沙。

　　作为照片背景的望麓园，六号大宅，曾是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也曾是我所工作的长沙市文联的办公地。文联后来搬到一个名叫惜字公庄的地方。你一听街名就知道，这一定也是一条长沙的老街。不过好景终不长，去年国庆，文联又搬家了，因为展览馆路要扩建，并由东向西拉通，惜字公庄正在规划的红线之内。现在，文联在青少年宫内暂时栖身，再过一两年，它就要搬到真正的新家，长沙正在兴建的占地４０００余亩的体育文化新城去了。

　　一个单位也像一个人一样，常常要搬家。但搬来搬去，仍在这片故土之上。搬家的过程也正是变迁的过程。而历史所有荡气回肠的旋律，无不是由变迁谱写而就。

我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上个世纪文革之前的每一年的国庆节，长沙的工农商学兵和各界群众都会上街欢庆游行。我被外婆的手牵着，总是站在解放路口上观看从面前潮涌而过的游行队伍。锣鼓喧天，爆竹震地，口号和歌声响遏行云。那种壮观的场面和热闹的气氛，让我雀跃不已，也让我记忆深远。

　　年代或许会模糊，脸孔却永远清晰。所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欢庆队伍里一闪而过的洋溢着兴奋和热烈的脸孔，自豪而幸福的脸孔。现在，解放路上再也没有了游行的队伍。而另一种热闹却取代了我记忆中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热闹。

　　现在，解放路朝西的部分，几乎成了与北京的三里屯或上海的衡山路相仿的酒吧一条街了。入夜，这里霓虹灯闪红烁绿，所有的窗子通明透亮，年轻人的时尚而兴奋的身影被夜长沙一张张雪亮的嘴巴所吞没。他们喝可乐、橙汁、科罗拉啤酒，听涅般乐队的英文摇滚或是谢霆锋和周杰伦的港台流行歌，蹦迪、赌酒，聊着远远近近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轻松、自由、无拘无束。他们沉迷地享受着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感性而又物质的快乐。我也时常和朋友一起泡吧聊天。我希望我的生活也充满活力和朝气。但是年轻人的那种快乐我却始终进入不了。也许岁月给我的心里面留下了某些说不出来的凝重，以至于我的心情不可能像啤酒泡沫一样轻飘地飞扬在灯影声光里。但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看着他们灿烂的笑容，我会不由自主记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坐在解放西路的酒吧茶楼里，我还会想起这条街的变迁，想起我在这条街上看到过的另一些像葵花一样绽放着的笑容，想起牵着我的外婆的温暖而粗糙的手......

　　我儿子出生不到一年，外婆就去世了，终年８３岁。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文革期间，她因成份不好被遣送回乡，受到诸多的屈辱和精神折磨。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性格中的坚强、达观和善良。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和人格深处，一定留下了她的身影。

　　１９８４年，我的作品《白色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外婆。读过这篇作品的人，会对小说中那个城里孩子的外婆所遭逢的厄运以及她的善良留下印象。我外婆死后，骨灰被安厝在河西的潇湘陵园。每年清明，我母亲和我妹妹都会到陵园去扫墓。我却很少去。我觉得，纪念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婆，经常出现在我的怀想里和作品里，我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在我的记忆里，我外婆是长沙的街道妇女中做坛子菜的真正的高手。过去长沙家家户户总有在家闲着的老妇人，操持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吃喝用度。在她们的一系列日常劳作中，有一样事情就是做坛子菜。她们在秋天里买来彤红的朝天椒，洗净晾干后在一只脚盆里把它剁得细细碎碎，然后敷上些盐，淋一点青油，塞紧塞紧在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里，数天之后，或许就可以取出来吃了。这就是如今风靡全国的剁辣椒。如今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会里，你都可以吃到有名的湘菜“剁椒蒸鱼头“。剁辣椒成了许多湘菜不可或缺的调料。为什么要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呢？因为狠狠地剁它一脚盆辣椒，是要供一家子匀匀净净吃它一年的。旧时长沙的人家，堂屋屋角总是摆一线坛子，里头除了有剁辣椒，还有酸刀豆、酸萝卜、酸豆角、以及酸大蒜和酸蕹菜梗。泡这些酸东西的坛子长沙人叫酸坛子或浸菜坛子。坛子里面的酸水，往往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长。有这样的酸水的坛子俗称老坛子。越老的坛子，泡出来的菜就越是爽口。我外婆的一只浸菜坛子，怕就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吧。

　　我在全国各地跑，吃过长白山下鲜族人的泡菜，吃过嘉陵江畔四川人的泡菜，老实说，统统没有我外婆做的坛子菜好吃。她做的剁辣椒，即使放上一年，拿出来吃还是脆的，既不变腐，亦不变酸。这是很要有一点讲究的。如果她活在今天，她完全可以申请到一项剁辣椒怎样保鲜保脆的专利。

　　我在一篇随笔里还写到过我外婆酿的甜酒。过去的长沙，几乎每年冬天都落雪。到了雪夜里，一家人围炉向火，家里的老人都喜欢煮一点甜酒来御寒，甜酒里一般要放几枚红枣、几粒干桂圆或是干荔枝，炭火里熬上一小会，就把搅碎的鸡蛋冲进去，然后分在碗里大家热滚滚地吃。要是过年时节，甜酒里还要放切成片的年糕，或者糯米糍粑，或者还有柿饼。一种渊源有自而又香醇滚烫的亲情暖意，被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所分享，形成了长沙人冬夜里的一种暖融融的民俗风情。

　　长沙的街巷里，一年四季走过卖甜酒的人。他们挑着甜酒担子，走东串西，脑壳仰起来，大声喝道：甜酒哦，上好的糯米甜酒！

　　仿佛不是在叫卖，而是在唱歌。就像坛子菜一样，我家里的甜酒也是外婆自己亲手酿制的。特别地香，也特别地醇，比街上买的上好的糯米甜酒都要好。每回吃甜酒时吐了红枣骨头，外婆都要拾起来，扔到炭火里。外婆说，红枣骨头可以烧得满屋子飘香的。她说得一点都不错。我记得儿时的冬天，我们家里整个都是隐隐约约着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在长沙，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外婆呢？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因外婆而带来的有香味的日子和有香味的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