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民生之多艰":湘籍法学家的家国情怀zz

tievol

转自君子不器的博客。http://cyfl.fyfz.cn/blog/cyfl/

法学界,尤其是公法学和法理学界有不少湖南法学家,姜明安老师告诉我现在每年还有一个湘籍法学家论坛,还要我也去参加.可是象我这样无学无识的学生小辈又哪有资格呢?不过,向他们讨教的机会常常都有.这里面比较熟的就是郭道晖老师和姜明安老师了.前者是我家庭里的长辈,后者读行政法之后有很多机会请益;他们家里去得很多,常常就学问与前途向他们请教.今天上午去郭老师家致以节日的问候,照例又聊了很多,郭老师还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非要留我吃饭,我昨晚喝到四点,胃疼得厉害,借故告辞了,很是可惜.

不过,每次来郭老师家给我震动最大的就依然是他浓烈的感时伤世,哀民生之多艰的家国情怀.而此种情怀我想有一定的地缘因素.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早就表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心理结构都比较固定,湖湘文化很注重经世致用与民生疾苦,那个著名的书院虽然有着\"藏之大麓,纳于名山\"的高标气节,但从那走出来的人很多都怀抱着\"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兼济情怀,以至于湖南虽然开化晚,但把中国近代史搅了个天翻地覆；它的教育与学问研究也都大抵有救时与诊断的内在要求，所以杨昌济老先生才会说培养学生是“欲栽大木拄长天”。

每次来郭老师家，聊得最多的就是当下中国的危机与问题。看得出来他的焦虑与无奈。今天他给我讲了当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八年的经历，谈到人大工作中很多细节，最后以一句自己是“不堪重用”自嘲；其实，作为知识分子不是不堪重用，而是可以做到不为所用，作为观察者、记录者，象萨义德讲的，尽量在一些边缘的位置才能坚守一些东西。我能体会到他给我讲细节的东西是想传递一个宏大的信息：权力机关工作本身的自我控制与调节是非常重要的。时贤有倡“代议机关至上”论，我也很是认同，不过内部自我约束与激励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里的自我调控的过程思维比外部监督思维更加关键。

郭老师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社会公平问题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常有惊人之论，比如当下中国仍然有严重的阶级矛盾；和谐权的内在冲突；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调和当下中国各种意识形态之争。当然，我最有同感的是当下中国的阶层冲突以及上层分利同盟的形成，前者有可能葬送改革成果，后者会成为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上层分利同盟的寡头格局将使得真正的改革很难进行或者加强同盟的力量，形成改革动力与改革阻力的奇妙“同一”效果，所以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个阶级的判断。谈话间，郭老师经常是义愤填膺，但又充满理据与同情，让你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师，“百发青年”诚哉斯言。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年代，“文以载道”的理想早就烟消云散，但知识分子的声音更加响亮，这不是社会之幸。这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法律、法学注定成为显学的年代，因为社会艰难转型中的制度性力量是保证转型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法学也是型塑我们的思维世界中新的“人文类型”（余英时语）的观念性力量，它不但谋求世道之更迭，更要在点滴实践中实现人心之嬗变，以之为纽带，新的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才能真正形成。只是，法学人的良心、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一定要坚守（也许是建立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关注真实的法权实践、不能秉持公心来推动制度建设，则是愧对人民。

每一次谈完上述想法就会在脑海中浮现一次，我想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做不到为学“不谋稻粮”，但可以做到不事权贵，而象郭老师这样怀抱民生之疾苦，多年蜗居清华斗室（直到前两年才改善）以传布法的时代精神，接近权贵而不事权贵的人，则更是后生的楷模了。

有意思的是，郭老师是我国近代第一位出使西洋的外交名臣郭嵩焘（玉池老人）之后（以至舒国滢老师曾对我开玩笑说我也算有点家学渊源），而郭嵩焘的法政思想正是他外交思想中非常重要之一脉，影响了如严复等一批早期法政思想家。如今他的后人也成为法治倡导之先锋，家族之时也、命也，更是国族之时也，命也。超越时空，其实古人与今人还不是共谱同一心曲？只是，郭嵩焘致力介绍英吉利、法兰西等泰西国家的议会制度、监察制度等政治文明（在其日记、奏折中多处可见），最后被诬为私通国外，有辱天朝国体，夕阳残照里寄诗情以发愤：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未曾开。其中之落没与辛酸、壮志难酬又有几人领会得来？

但这不会是我们的宿命，因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s:234]

andrew

"哀民生之多艰":湘籍法学家的家国情怀
----------------------标题挺肉麻，说实话。

普罗米修斯

曾经也有匡世济民的理想。。。

守望

个人觉得法学院不是没有人才，可能是欠缺发现培养人才的体制，试问哪位老师能像杨昌济前辈那样对当年毛泽东那么强烈个性的包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