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看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实力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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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之前的春秋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时代,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变革时代.周朝建立,分封各地诸侯一口气封了一千七百多,到了春秋初期仍然有大约一千二百,到了战国时代仅仅剩下不到二十,而仍然保持着周朝分封时血统的只有秦楚燕,以及一个在各个强国中苟延残喘的卫(商鞅的故国)四国.此后经过几百年以战国七雄为主体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秦的统一结束.为了一统天下而展开的霸权之争,正面看波澜壮阔,反面看惨绝人寰,适者生存的这一冷酷的法则得到了彻底的体现.关于乱世和盛世的关联,个人曾简单地思考过.从历史上看,春秋战国和五胡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乱世,但恰恰在此后崛起了秦汉和隋唐这样强大的帝国.大概是因为从血雨腥风中的自然选择而拼搏出来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任何温室中的花草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成功都不是没有代价的,包括太平盛世.而在此之前的乱世,或许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

周朝的分封制度在这个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分封制的特征,第一是分封,第二是世袭.周天子对诸侯分封,诸对下面的大夫也是分封,大夫对下面的士同样是分封;另一方面,周天子世袭,而各地的诸侯也是世袭,诸侯手下的大夫也是世袭,以血缘关系维持一代代的统治.根本上,这带有氏族制的特点.周天子与各地诸侯的关系实际上相当脆弱,并随着年代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天子-诸侯-大夫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势已经成了一张纸,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让它破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三家分晋就是对分封制的否定.此后,周威烈王被迫于公元前403年承认赵魏韩三家为诸侯,彻底地宣告了中央军已经不是地方军的对手.十六年后,齐国的国君本来姓姜(就是姜子牙的后人),国政却在公元前387年被田氏掌握,而中央的周天子已经无能为力.在《资治通鉴》的开头司马光对周威烈王对此的\"视而不见\"加以痛斥,实际上反而是抬高了他的身价:以后世中央集权的标准来评价,周威烈王算哪门子的天子?时代的变迁使得分封制走到了尽头,周威烈王不过是个殉葬品.从此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在这样的战乱年代里弱肉强食,唯一奉行的就是实力主义.为了在这个严酷的时代中生存,各国都不得不对各自的传统进行调整,即所谓变法革新.

除了后来强大并一统天下的秦以外,在战国时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家有齐魏赵三国,韩楚燕则基本上是配角.赵国的强大,是由于赵主父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这为大家所熟悉.这里首先将齐魏两国的情况进行一个简介.

齐国的强盛,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管仲的遗产.唐朝杜佑在编纂《通典》时,在《通典-食货典》里面详细记录了管仲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条:

第一,他对君主的穷奢极欲相当地警惕,认为这必将把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并造成社会的动荡.

第二,改革行政管理制度.他认为治理国家的要点就象放牧的人从来不用城堡来控制自己的牲畜,而是以行之有效的组织使得牲畜也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走.在这样的思想上,他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五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五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以求达到\"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的效果.这一系列的措施也收到了成效,很快就促成了齐国的霸业.

第三,个人认为是最为重要及有特色的一点,就是重视商业并以国家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很不完善.管仲对商业,尤其是商业和农业的关系相当重视.齐国当时因为商业发达导致粮食价格下跌,他认为这必将导致大家重商而轻农,粮食价格太低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为此他提议齐桓公,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命令,卿之家必须存粮一千钟(六斛四斗为一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升),大夫五百,中大夫一百,富商五十.这样,既通过市场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了粮食的价格,从而客观上达到了鼓励人们开荒农垦的目的,又使得国家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备,一旦有个天灾人祸也能平安度过.管仲一向重视农业和粮食储备,但又不是片面地以打击商业来促进农业.和齐桓公曾盲目地打算以抑制商业来拯救农业的想法相比,这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进步.

第四,改革币制.管仲很清楚的表达了钱币本身并无价值,不过是作为流通的手段而被大家认可而已的思想.为了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他一再强调钱币和市场的关系,无限制地铸币则是对下层人民财富的掠夺.

管仲的经济思想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其中包含了不少即使是现在也仍然有指导意义的措施.在这样先进的思想之指引下,齐国很快富强并称雄于诸侯.不过,管仲的一系列措施和战国时商鞅等人的变法不同.管仲实际上是以各种辅助手段在完善当时的制度,比如一辆蒸汽机车,使用更加好的材料,减轻不必要的负荷等等,这样当然会跑得更快,但终究是蒸汽机车.而后世的变法,则是根本认为这样的设计有问题,重头来,来个内燃机.因此在战国时期,对此没有根本改变的齐国渐渐失去了优势并导致国力的衰落.尽管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公元前324年去世)时也曾经招聘各国贤才并使齐国一度成为文化中心,但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相应的\"近代化\"改革.这样的变法成功于商鞅的秦,但首先开始于拥有法家鼻祖李克等优秀人才的魏文侯(?-公元前387年).

变法的焦点,第一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后世采取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实际并非秦始皇的首创,而是为战国时的魏文侯(魏国的第一位君主,公元前387年去世)所首先采用,大概是因为分裂晋的他亲身感受到了分封制的缺陷?第二,分封制的破灭很自然地打破了诸侯-大夫-士的官僚体制.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后,必然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为了彻底消除\"遗老遗少\"的影响,在一个强力君主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他启用李悝编著《法经》六篇,后来商鞅以此为蓝本在秦国变法.然而,魏国地处中央,常年和邻国大动干戈,这给魏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它没有时间来真正把变法的种子深埋,因此它的变革流于肤浅,商鞅废井田范雎建集权这样的改革似乎并未做到;第二,与他国常年不断的战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魏文侯就曾经感叹\"租赋倍于常\".他虽然也很清楚这样的危害,但史书中却并不曾记载他有任何的举措.魏国在战国初期确实有一时的强盛,但它的强盛是建立在竭泽而渔,对未来透支的基础之上,并不能持久.真正彻底的改革,则要等到几十年后的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