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杨树达与杨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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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之前的湖大，这三位教授可谓是文科中的重量级人物了，但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地位的来源也彼此相异，49年之后的经历更是差异巨大，而从三人的不同经历倒也能读出中国文人49之后的命运。

李达老校长，既是学者又是革命家。他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于学术，另一方面又来自于政治。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和第一届中央局委员，李达早早的就脱离了中共，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且认为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只相当于新闻记者水平。从这一点来看，学者脾气在他身上显露无遗。脱党之后，李达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过，先后主讲过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但客观来说，其学术地位的获得主要由于他是不多的能够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就以法学为例，李达先生在湖大法学院写下的著作《法理学大纲》，主要是作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著作而传世，单就法学而言其成就无法与当时的大师吴经熊、杨鸿烈、蔡枢衡等人比肩。直到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写信给时任湖大法学院教授的李达称：“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北上之后的李达即由刘少奇为介绍人、毛泽东等三人为历史证明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李达在学术界的地位迅速上升，49年1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并兼有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等多项职务。但令人惋惜的是，49年之后的李达先生的学术著作主要是这样一些：《毛泽东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解说》、《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胡适哲学思想批判》等六篇胡适批判、《梁漱凕政治思想批判》以及对胡风、费孝通等人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在反右中，他担任校长的武汉大学有百分之十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比例全国第一。尽管如此，李达毕竟是书生、学者，因此在所谓的“教育大跃进”时提出了很多批判意见，并常常批评中共湖北省委对武大的不当干涉，而当时的省委书记恰恰是三大“左王”之一的王任重。于是，文革开始之后不久，李达便在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之后自杀身亡。尽管毛泽东指示“对李达要照顾一下”，陶铸与王任重也对毛泽东保证“不采取过分行动”，但此时却已经是李达自杀之后了，7月19日的信件直到8月10日才被交给毛泽东。

杨树达先生，一个纯粹的学者。1920年起先后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辞典编辑兼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教育部主编审员，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历史系教授。1937年应聘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1948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我国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杨树达先生在政治上面倒没有遭遇太大的麻烦，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毛泽东三次同他见面，多次同他书信往还，待他为上宾。在1954年至1955年的十二个月中就出版新旧著作达七种之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都能顺利过关，既得益于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也得益于他的严格自律，坚持学者的本分而不卷入政治之中。尽管如此，杨先生晚年还是遭遇了不少困惑与无奈，这主要来自于学术方面，来自于那些学术水平不高而政治水平远高于他的教授们制造的麻烦。但不顾怎么说，杨先生能够在岳麓山下安然渡过建国之后风狂雨骤的一次次政治风波，并至今仍作为“我国最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列于史册，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间还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杨荣国教授可以说是一位进步的、革命的教授，三十年代中期参加共产党，来湖南大学前，曾因从事地下反蒋活动被捕。正因为这样一段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杨树达先生称其“学识低劣、错误百出”，杨荣国仍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同时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当选民盟中央委员。1953年秋院系调整时，杨荣国随湖南大学历史系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任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1956年６月，中山大学召开中共中山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杨荣国当选为党委委员，从而公开其党籍，并在往后的历届党代会上，当选为党委常务委员。自1956年始，担任历史系主任。1960年复办的哲学系开始招生，杨荣国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作为一个以学术研究为手段，为政治服务的教授，他的经历是相当顺利的，即使文革期间也不例外。他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指挥捧之下出笼，专著《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于1973年１２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山大学学报》创办时为社科版主编，在广东历史学会成立时为首任会长，晚年于1973年再次复办哲学系时为革命领导小组长，并于1973年起任中山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人帮”别有用心企图利用他，虽然毕竟与“四人帮”并无组织关系，但其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却推脱不了，这是搞实用主义历史的必然结果。但虽然后人加以了这样的评论，但不过是身后之议而已，于生前之名位无损。

曾经在湖大共事过数年的这三位教授，在49年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并且遭遇不同的结局：纯粹搞政治者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并且连带也获得了学术地位，有如郭沫若；纯粹搞学术者在寂寞中依靠文章传世，有如陈寅恪；而以书生之身涉足政治从而交织于政治与学术之间者则境遇最惨令人惋惜，有如吴晗。三人的不同结局，值得深思。

cdxiaohe

中山大學學報很好看地說～～還有中山大學的《民俗學刊》也很精綵～

donkey

俱往矣

时务轩

李达作为当年中共的创始人，这一身份有助于49年后的他在教育界的迅速升迁。但长达几十年的脱党经历和终究到底的书生本色，总为当局顾忌，又使他经常有其位而不能有其权。湖大时期，李达先受制于军代表余志宏，后不能阻止对湖大的撤消。后至武大，也是如此。

杨树达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一样，本身他们都是大师级的学者，49年后躲入小楼成一统，所研究的东西都是故纸堆，尽量避开敏感的政治现实，虽然和许多当年的知识分子比起来，他们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

而杨荣国这样的学者，和郭沫若一样，今天已越来越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

时务轩

今天要出大师，何其难！
这不是单单大学就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