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侈谈秦亡及帝国政治成败多为割断历史的无稽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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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战争以及国民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一体化等大计韬略的成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世界文明史上无不具开创性意义。 秦的统一并非简单的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其先进生产方式、经济制度、法治措施、文明秩序全面超越六国的胜利，是此前中国二百多年历史进程合乎逻辑的优选结果。秦帝国划时代的历史业绩又为汉所承袭。但是，从秦二世窃位至汉武盛世，中国社会却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迂回的发展道路。为此，在分析和阐释秦末平民战争的起因时，自盐铁会议起，有些论者即将胡亥暴政与秦之功业区别开来，这无疑是一种真知灼见，不过仍未点破问题的要害和症结：中国古代第一次平民战争的爆发，乃是战国以来中国古典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激化的结果，胡亥的窃位和暴政只是这场内战的直接诱因。

战国以来中国社会矛盾的实质性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国的兼并战争，不只为了争夺疆土，而是将敌国军队及无辜居民转化为奴虏，秦国曾灭掉赵、魏、韩、楚等国兵力累计以百万数。秦能够统一中国是秦与关东诸国在长期军事对峙中充分发展自身优势的必然结果，是以大量消耗敌国军事力量为代价而赢得的。然而，站在关东居民的立场上看，他们既对本国执政者的昏庸暴虐行为不满，又对秦作为天下的军事征服者抱有敌忾，所谓“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由古典社会形态所决定，在原敌对国之间， 强者行兼并与弱者被兼并，以及虏奴者与被虏者的矛盾， 绝不会因秦帝国的建立而迅速消解。

二是战国以来的社会分化和对立的形势日趋严峻。 在旧的阶级关系中，一方面是“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 另一方面是“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管子·轻重丁》）。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初步繁荣局面的到来，由社会分化加剧引起的统治危机问题， 已是山东诸国走向灭亡之途的根本原因，“民无粮，卖子数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管子·乘马数》）；“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管子·揆度》）。

三是基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激烈冲突， 战国政府与其国民的矛盾也发展到濒临内战的边缘， “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丑孙上》）。 山东诸国与秦相比暴露出的致命缺陷，是轻视对国民经济的经管职能，成为赤裸裸的镇压机器，“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管子·臣乘马》）。

四是原关东地区风行的暴力、奸诈、贪赃、 淫靡等反文明的社会混乱局面与秦扩大法治秩序的矛盾。战国以来， 文明社会特别是关东地区世态中的丑恶成分大量孳生，奴隶贩子倒卖人口，游侠刺客冒险杀人，强宗豪族横行一方，官吏恃权贪赃枉法， 游闲公子斗富夸贵，妓女娼妇出卖风情，恶少斗鸡走狗， 以及聚众赌博，巧设骗局，借交报仇，掘冢盗墓等，见于史籍列举的不一而足。 秦要在帝国境内普及并厉行其法治措施，这也是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 而要实现荀子赞颂秦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决非易事。

五是秦维护和发展中国一统局面与六国复旧势力的矛盾，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起到改变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根据《史记》所载， 在秦统一战争中原六国贵族及其依附者就纷纷隐姓埋名，逃亡异地， 为恢复故国政权制造蛊惑人心的谣言谶语，并进行颠覆现政权的活动。公元前 221 年，秦已灭韩赵二国，燕太子丹与荆轲谋刺秦王政，“使悉反诸侯侵地”（《史记·刺客列传》）。前 218 年，韩相后裔张良“为韩报仇”（《史记·留侯世家》）， 与所觅刺客在阳武博浪沙（河南原阳东南）中狙击秦始皇。前 211 年，陨石落于东郡，当地的分裂势力立即在郧石上刻字， 宣示“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治斗争纲领。因此平民战争暴发后，关东复国势力活跃，并伺机求逞。

显然，秦实现一统大业的同时中国社会已蕴含着难于治而易于乱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 如何驾驭和发展这一全新的政治形势，决非不学无术和缺乏政治经验的平庸人物能够胜此历史大任而成功行使其统治权的。 秦代政局的演变归根结蒂是基于战国对峙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关系的消长， 汉儒舍此而侈谈秦帝国政治成败多为割断历史的无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