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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破坏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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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20 13: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新青年


最近,出现了许多对中国人过圣诞节的质疑的声音,认为对圣诞节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宗教节日,不信教的中国人不该这么热心,跟着起哄。并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丢失所造成的,是崇洋媚外心理的体现。

在这里我不禁要问,是谁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丢失,半个多世纪以来是谁在破坏中华的传统文化?

健忘的中国人应该记得那样的年代,文物古迹在“破四旧”的喧嚣声中被捣毁,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今天人们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也正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和文化在浩劫中被破坏所造成的恶果。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八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著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国人自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上面提到的都是在物质层面毁灭传统文化和宗教,在精神层面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也同样惨烈。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班子“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就这样,中华传统的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造成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改革开放后,西方和日韩的一些文化垃圾乘虚而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著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当中华传统文明被破坏和蹂躏之后,中国人便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象朝鲜人一样只能过“太阳节”的时代,一个手捧“红宝书”只能读一本书的时代,一个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听语录歌,跳忠字舞的时代,一个每天要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人所谓的“过圣诞节”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种时尚爱好,趁这个名目搞搞派对,狂欢一下罢了,其实与宗教信仰毫不相干。何况,基督教并没有破坏中华的传统文化,它的仁爱、宽容的精神要比某些不是宗教的“邪教”要好千万倍。所以,我要说,中国人过圣诞节也是多元文化的体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抗拒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作用,尽管我对“圣诞节”丝毫不感兴趣。
 楼主| 发表于 2004-12-20 13: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结束异化丑化 承继孔孟精华

四千多年国家政权父传子、子传孙的家天下终于彻底地成了历史,孔子、孟子两千多年前梦寐以求的尧舜(圣贤)治天下,当政者以身作则,以民为本,使社会和谐, 民富国强的大环境在今天的社会形态下重新出现了。孔孟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相通还是相勃,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国际化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关系到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能否自信而广泛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的传统主流文化以崭新的面貌,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支柱,永久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西方民主制度也不是最近几百年的新发明,而是越过一千来年黑暗的中世纪,对二千多年前古希腊先哲们,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继承和发展的结果。美国也不例外,它的主流社会起源于欧洲,早期文化是欧洲文化的延续和扩展,《独立宣言》中的人人平等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就分别来源于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不知道如何承前启后的民族,会不会成为伟大的民族而赢得世界的尊敬呢?土耳其是不是前车之鉴呢?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土耳其就要甩掉自己的过去,挤进欧洲大家庭,现在的境况如何呢?许多东欧国家,在短时期内,轻而易举地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对土耳其来说,努力了四十五年,这个日子看来还是遥遥无期。

现代民主制度不是一个机械的制度,而是一个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下,由人,建立、运行、维护和不断完善的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或者同一国家由不同的人主政,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美国由克林顿或布什主政,结果不是很不一样吗?每次政府首脑大选,议会换届,大张旗鼓,投入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又是为了什么?不难看出,现代民主制度的关键,不外乎尽可能选出并督促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人,治理好国家,达到社会安定,民富国强的目的。孔孟儒家两千多年前所追求的不也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从而使社会和谐,民富国强吗?所以,从总体来说,两千多年前儒家先贤的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相通的,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在十六世纪中国的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以及后来的其他传教士把一些西方当时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也把孔孟儒家的经典介绍到了欧洲。孔孟儒家选贤任能和国家政治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的思想,曾经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兹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民主制度与亚里斯多德所描述的,古希腊一些城邦国以抓阄的方式实施的民主大不一样,可以说是古希腊式的民主与中国古代选贤任能的优良结合。这种结合达到了选贤任能由人民按一定的程序所决定,而不是由家天下产生的君主所决定,从而使人民大众的利益不再被一人、一家的利益所左右,使国家政治由人民认同的贤能者所主导,并使国家政治的目的与社会安定,民富国强的目标相统一。因此,现代民主制度不分东西,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任何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有步骤地实施现代民主制度,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而是现代化。

哪么,民主制度为什么与中国历史无缘?这一系列文章将比较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发展史, 试图浅析个中原由;并阐述孔孟儒家思想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以及改革儒家文化的途径。

自从五四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以来,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过去这个世纪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了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中国近代没落的总根源。今天的我们,是否应该少点血气,多点理性,平平静静地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翻开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仔仔细细地阅读、分析、思考,孔子、孟子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让我们先从思考几个问题开始。如果孔孟儒家只为当权者服务,为什么他们在世的时候,穷毕生精力,奔波于列国,试图说服当权者接受、施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处处碰壁?为什么热衷于极权统治的秦始皇,却要焚书坑儒?为什么孔孟儒家从西汉董仲舒的笔下、口中表述出来,当权者却那么喜欢,推崇备至?为什么再经北宋、南宋程朱理学的发挥,更成了明清两朝五百多年科举取士、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屈民而伸君”,抑制了儒家文化的包容,巅倒了民贵君轻的顺序,窒息了中国多元与民本的政治文化;“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存天理,灭人欲”,摧残了生命,对立了天人,窒息了中国仁爱与现实的人格文化,这些都是孔孟儒家的原意吗?

中国人失去了思想的自由,连基本的人生欲望都要灭掉,这样的社会当然不会进步。难怪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到十八世纪晚清的中国,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描述的十三世纪元朝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人更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环境更差了,往日的光彩没有了。造成这种几百年停滞不前的罪过应该由孔孟儒家担当吗?

近代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都认识到,孔孟儒家在历史上经过了西汉董仲舒和两宋程朱理学两次大改造,大多数认为这两次大改造发展了孔孟儒家,使之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从中国的发展史来看,这两次大改造不是发展了孔孟儒家,而是异化!把孔孟儒家从督促当权者以身作则、勤政为民,异化成束缚人民大众思想自由和生活欲望的魔套, 特别是被程朱理学异化成当权者压迫民众,摧残人性的工具。鲁迅在《祥林嫂》中描述的那些吃人的封建礼教就出自程朱理学;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从那儿开始。他们要“灭人欲”来“存天理”,偏偏权势人物的人欲又那么难灭,只好道貌岸然地伪装了。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用行动崇尚孔子,谨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的当权者,创造千古称道的贞观之治,使儒家文化被整个东方世界自发地尊崇为主流文化的李世民,没有把董仲舒放在名儒之列。李世民崇尚孔子,并不排他。面对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当权者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却贬之为尚功利,乏义理。另一位中国历史上千古称颂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朱熹也贬之为尚功利,假仁义。孔子在《论语》中,尽管也批评了管仲的一些违礼行为,但是,对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万民得益的功绩大加赞扬,称之为仁。程朱理学与孔孟儒家相勃,在此也可略见一斑。

不仅如此,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把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忧国忧民的铁骨文人,西汉贾宜,司马迁,盛唐魏徵等等,都贬之为尚功利,缺义理。对当时以复兴儒家文化注重务实、不尚空谈为己任的浙东永嘉学派更是大加指责,斥之为功利之学。晚年与他的弟子们提起永嘉学派,还耿耿于怀,恨不得处之绝地而后快。后来的结局我们都清楚,那次复兴儒家文化、富民强国的尝试被扼杀了。

清末民初大文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宋明理学,也就是程朱及其后来者之学作了评论。除了认为宋明理学要建立的那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 之外,对这种新哲学的虚妄和脱离现实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指责这种新哲学既采用了佛教的学说,却又不承认,反而对佛教进行丑化;并非孔孟学说的本来面目,却要硬附其名,“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指责他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进而考其思想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对国家社会的危害在于“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到明代晚期,这种理学的弊端达到了“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

鉴于宋明理学的虚妄和脱离现实,及其对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明末清初,有识之士如傅山,黄宗羲等极力反对。黄宗羲在《原臣》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企图恢复经世致用,以民为本的儒家文化。不幸的是,程朱理学在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下,一批急于投靠清廷的御用文人更将之发扬光大,继续统治、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和人格。

程朱理学为什么被明清当权者如此推崇呢? 试想还有比连欲望都不能有的顺民使当权者更易统治,更能坐享其成吗?


作为学者,董仲舒和程朱有自由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发挥孔孟思想, 成一家之学,他们,特别是董仲舒还不乏真知灼见。作为长期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不去把握孔孟儒家务实、民本的总体思想,而去阐发什么微言大义,臆造而武断地歪曲孔孟思想,为当权者绝对的权位和腐朽的统治作理论锦衣;把经世致用、富民强国的孔孟儒家异化成虚无缥缈、窒息人性的理气之学。董仲舒,特别是程朱和他们的后学者把他们一家的极端偏见,极力推举给当权者而颁行天下,这恐怕是开了御用文人的先河,给后世御用文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功利被他们少数人的私利所取代。

有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宣扬君权神授和三纲,就有后世御用文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所谓天经地义。有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赞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在《朱子语类》中主张“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就有后世御用文人的“天下无不是的君”和“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极端愚忠愚孝。这些御用文人的教条与孔孟儒家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孔子、孟子强调忠于道,而不是盲目地忠于君,并且身体力行。孔子曾经是鲁国的代宰相,内政外交,成绩卓著,后来因为鲁定公不再重用他以社会和谐、民富国强为目标的施政方略,谏而无效,挂职而去。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残暴君主,孟子主张臣可以把他们当作敌寇仇人(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贬斥孟子“臣之视君如寇仇”的主张)。商汤以臣放桀,周武王以臣诛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都是孔孟儒家歌颂的榜样。

秦始皇焚书坑儒,倒行逆施,不出二世就结束了万万世的皇帝梦;御用文人推波助澜,误民误国,几千年过去了,还不曾了结。


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社会,在产生现代文明之前,也经过了上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把西方社会引向现代民主自由的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就是制造黑暗的源头。这种黑暗经过了一百多年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没有被冲破。君权神授,政教合一,罗马教皇被御用文人吹捧成上帝的代表。到文艺复兴晚期,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只要给足够的钱,罗马教皇就可以用一封信 (letter of indulgence),保证上帝不追究出钱人在人间犯下的滔天罪行,死后不经审判直接进入天堂。

物极必反,罗马天主教的那种登峰造极,招致了反对派前赴后继的攻击。终于在十六世纪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年轻教士马丁路德,在欧洲大地上成功地掀起了改革的浪潮。马丁路德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否定罗马教皇一千多年所宣扬的被扭曲的基督教。他摒弃被罗马教廷垄断的拉丁语圣经,重新从希腊文圣经,用当时流行的语言翻译,使人民大众明白,罗马教皇只代表他自己和罗马教廷, 不代表上帝!

就是经过了那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西方世界还经历了长时期不同基督教派之间、政教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冲突;经历了长时期反科学、反人民的过程。改革一百多年以后,意大利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就是因为提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罗马天主教监禁至死;二百来年以后,十七世纪晚期,英国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费尔梅 (Robert Filmer, 《Patriarcha》),还根据圣经极力宣扬君权神授,国王只对上帝,不对人民负责;父亲在家里握有生杀大权。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要建立绝对的君主专制,就有御用文人为之鼓噪,力促其成。发展到后来,断绝了宪政改良之路,导致了1789年暴力推翻君主专制的法国大革命。至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的所作所为,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就用不着我在此多费笔墨了。

然而,马丁路德的改革确实使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开始了一个不可逆反的解放过程。除了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以外,新教派的神父和转向新教的修女们,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结婚;基督教不再被罗马教廷垄断,西方社会开始走向多元。科学技术,启蒙思想和各种政治主张继之而出,不断涌现,终于使他们把二千来年前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们共和、民主、宪政的原始梦想与其他古老文明的思想相结合,加以发展,继而造就了今天的现代西方文明。

改革以后,西方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 成了维系现代西方文明和社会稳定的精神支柱。


惊人相似的历史,将会再一次出现。改革儒家文化,区分孔孟儒家与汉儒,特别是窒息人性、脱离现实的宋明理学,抹去过去二千多年的尘土,使之重放光彩。孔孟儒家那以民为本,社会和谐, 民富国强的思想,不仅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通,而且,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以及以人间现实为基准,注重宗教活动社会功能的天人合一思想,将使这个充满强权和宗教暴力的世界受益匪浅。

我们的改革姗姗来迟,中华有比西方更早的文明史,主流文化被异化的历史更长, 背上的包袱更沉重,卸下这个更沉重的包袱需要的时间也就更长。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有了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全世界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我们的改革一定快速而平稳。我们用了二十五年,一代人的时间,基本理顺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最多再用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也一定能理顺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建立有秩序、有竞争、有有效监督的公开而民主的政治制度,确保德才兼备的人当政,确保当政者近贤能,远不肖,尽可能铲除产生御用文人的土壤;送走谄谀奉承,迎来求真务实,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

经过改革、更新,东方主流文化,孔孟儒家文化,也必定成为维系现代东方文明和社会稳定的文化和精神支柱,形成以儒家为主,中外各家为辅的多元文化体系,引领中华全面复兴,自信(不是骄傲!骄傲必败!)地为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改革儒家文化,孔孟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我将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阅读、比较、分析、思考东西方文化,观察、体验东西方人与社会总结出来的见解分成一系列论题,结合诸子百家和中外其他各家,说古今,比中外,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改革儒家文化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孔孟儒家博大精深,我所列的论题只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和历史上被误导很深的一部分。因此,热切希望大家一起理性地讨论、辨识,为全面复兴中华而努力。以下列出每一个论题,后续文章将按顺序对每一个论题进行详细而深入的阐述或论证。

一、孔孟儒家是一个开放而经世致用的思想体系

二、圣人和君子不是完人,而是勇于改错纠偏的人

三、国家政治与人伦道德

四、礼治与现代法治、现代民主

五、诚信与立人、立政、立国

六、正名分新论

七、人人平等与尊卑等级并不矛盾

八、性善论与民主自由

九、德治的内涵及其运行

十、愚忠愚孝不是忠孝

十一、义与利新辩以及现代市场经济

十二、文事和武备缺一不可

十三、中庸不是无原则地妥协

十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积极意义

十五、学而优则仕不是读书做官论

十六、男女、 欲与两性平等的中外历史

十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封建吗?

十八、人人可为的仁

十九、天命论与人的主动性

二十、天人合一, 孔孟儒家与宗教
发表于 2004-12-20 19:00:13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归?谈何容易,就好象烧毁的字画再不会恢复,受创的人心又怎样才能愈合?
中国十年浩劫,整整失落了一代人,那是只知道马列斯毛,不知道李白杜甫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我们的父母,而父母的素质又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我们这代人受的是拨乱反正后的教育,可是平心而论,我们这代人除了中文系和文学爱好者外,大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
记得妈妈说过这样一件事。她大学的第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讲的第一首诗是李商隐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很多同学都哭了。一场浩劫,失去华年的岂止是一代人。是我们的整个民族文化
发表于 2004-12-20 19:47:32 | 显示全部楼层
盲目崇洋的后果
中国人过的哪门子圣诞
发表于 2004-12-23 17:3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也来说两句节日的问题吧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过洋节日呢?
并不是我们的年轻人价值观的丢失,年轻人通常爱热闹,爱时尚。可传统节日与洋节日比缺少娱乐性,还有商家的宣传。正是洋节的娱乐性里包含了很多的利润,商家自然会全力去宣传,去营造这种氛围。于是节日气氛就浓了。
传统节日要走出这种尴尬,那么必然要加入新的元素,把传统与现代有机的结合起来。还要加强对年轻人传统节日的宣传与教育。相对而言,我们的传统节日不是固定日期的,这也增加了年轻人的认知度,要加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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