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反省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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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思考

前言：开章明意地提出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社会沦落之源，因为五四运动肆意诋毁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阉割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妄图使中华民族背离自我、全盘西化；同时五四运动也是对科学的反动。分析了五四运动的非理性的思考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导致五四运动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清算五四运动，从根源上肃清正统教科书对大众的毒害。

关键词：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反科学，知识分子的非理性思考，全面反省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是现今中国社会沦落之源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这场运动，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时期传人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

有一位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后在台湾政界任职的官员，在回忆与评议“五四”的文章中曾说：“大陆赤祸蔓延，政府播迁台湾，五四运动为其种因，应负绝大责任。”可见五四运动为祸之大。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更有组织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曾发表《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一文中称：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和最大收获，就在于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五四运动肆意诋毁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

单向直线进化论是五四健将们批判传统的主要理论武器。不断进化是“五四”精英的思想预设。他们对世界的进化抱着理想主义，认定进化普适于一切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宗教到科学。在潜意识中，他们坚信世界必然进化到乌托邦的胜境，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教育、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不可以适生存于今世，不能不被淘汰。实际上文化与文化的进化是非常复杂的，各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都一样，而是多线多向的，且进化本身亦涵盖了反复与跳跃，离异与回归，不可能那么笔直。“五四”主流思想家大多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以落后／进步的二分法，将东西之分视为古今之变，消解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本土诸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激烈拒斥的立场，因而不可能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归诸于传统。
胡适批评、嘲弄民族自大狂，指摘东方文明，热烈颂扬西洋文明，主张“往西走”，以西方为楷模建构新的制度文明与精神价值。他咀咒我们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三、五四运动本质是背离自我、全盘西化

中国的走向现代化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人的思想现代化是其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被陈独秀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广义）领袖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同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缺少了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陈独秀的这一思路，他所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杂志的封面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了：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著述，对《青年》封面上的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国学者却对此非常重视。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
　　2．由《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创办的《新潮》杂志，也是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为副题的。

　　我们再从《新青年》杂志的内容来看，也大都是介绍和论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时的文章。如《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敬告青年》（发刊词），第二篇文章即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陈独秀的西化思路。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全面彻底反叛中国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历史学家冯友兰总结说：“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对于东西文化问题，也感觉兴趣。后来逐渐认识到这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至于一般人所说的西洋文化，实际上是近代文化。所谓西化，应该说是近代化。”

四、五四运动提倡反对孔家店，割裂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五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蔡尚思认为，“反封建”是五四精神的精髓，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孔学儒家的封建传统礼教是最主要的，‘五四’先贤对孔子儒家的猛烈抨击，是惊世骇俗的空前创举。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它与旧传统决裂的彻底性与全面性，在近现代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少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北洋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治，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其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主流激进思想家大多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以落后／进步的二分法，将东西之分视为古今之变，消解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本土诸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激烈拒斥的立场，因而不可能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归诸于传统。

儒家学说本来只是一般的学术思想，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在汉代以后才成为与“政统”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特殊身份的官方学术。唐宋以后，理学家们又为儒家学说编造出了一个“道统”，并进一步与“政统”捆绑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了近代社会变革时期思想观念上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因此，剥去其“独尊”的特殊身份，扬弃其为特定历史时期“政统”服务的层面，回复其一般学术思想的普通身份，是使儒家思想与伦理在现时代得以正确发挥其应有社会作用的先决条件。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担当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 它既为这种担当获得过十分的荣耀，同时也为这种担当领受过难言的痛苦。它不像道家、道教和佛教，可以同社会生活保持一 定的距离，它总是站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与国运泽为一体，忧乐共受，功过同当。所以当中国中世纪社会解体，先进的人们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而把希望的眼光转向西方真理，把愤怒的情绪投向传统的时候，儒学作为封建主义文化的代表，不能不首当其冲，受到革命派的猛烈批判，它理应如此，责无旁贷。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单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没有提出“打倒释家店”、“打倒老家店”的原故。

五、五四运动对科学的反动

“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非科学的，是排斥宗教、民俗、艺术、道德等等的价值的，其唯科学主义的流风余韵，至今仍起着负面的作用。本世纪思想史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习焉不察”或“日用而不知”之事便是科学崇拜。“科学”“科学性”在本世纪中国思想辞典中，在我们下意识层里已成为神圣的权威、抽象的符号，一种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捍卫或挞伐某种东西的极其方便善巧的工具。本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是鼓励人们学会大胆怀疑、容忍批评以及怎么样去证实或证伪。科学启蒙派的初衷也是提倡敢于和善于认知，“事事求诸证实”、“一尊理性”、“拿证据来”。然而曾如胡适在科玄论战时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之“主义化”或“中国化”的特点竟然畸变为无人敢批评科学。也就是说，作为常识或假说的某些西方科学，尽管在科学史上只具有有限性或相对的真理性，但传入中国后却被奉为圭臬，抽象成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建构成某种强势“意缔牢结”。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已不是科学知识、理论、假说、方法本身，不是对它们进行验证，而是把它们当作救亡图存或其它实用目的的直接依据，一旦打上“科学”的标记，任何人就不敢再斗胆怀疑它、批评它。一旦科学被人当作某种政治口号或绝对真理顶礼膜拜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变成高度的毋庸置疑和高度的自我封闭，变成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一种迷信，一种排它性。
这样，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能扎根；摆脱蒙昧的，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谨严性、定量分析或系统层次分析的次序性等等起码的理性思考步骤仍然被浑沦一体所包围。从需要出发，先定性定案，后找“材料”，先下结论后再“论证”，仍然是普遍通行的模式；理论研究总是等而下之的事。总之，科学形而上学化或主义化，看似最重视科学，实则是葬送科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机体主义的、连续、整体、动态式的宇宙自然观和生命论，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的精华并没有得到有效地继承与弘扬。因之，科学启蒙，发展科学，真正的科学救国，是扬弃传统科学，并把西方近代以来优秀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渐渐濡化为国民的思维、行为方式，内化为国民素质。其最好方式是消解科学头上的灵光圈，还它以本来面目，不要拉着科学的大旗作虎皮。

六、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导致五四运动非理性的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应该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 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用大改革家商鞅的话说就是：“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这里的“高人之行”、“ 独知之虑”指的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正因为知识阶层人人都在思考，发明、发现，也正因为知识阶层都把自己的探索、发明、发现看成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才形成了“自是而相非”的争鸣局面。

第二， 独立人格。凡能独立思考者必有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就是在争夺相杀的严酷环境中，如何维护自己的信念和尊严；就是面对大大小小的政治权威，如何争得一个平等待我的权利；就是处于其它社会阶层之中，如何突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特殊价值。它被知识阶层普遍理解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既然知识分子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既然他们普遍把人格的独立和完善视为其它阶层所不具备的特质，那么就很难在他们之上建立起一个超越真理的绝对政治权威。相反，由于他们深信自己把握了真理，因此在与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往往表现出“说大人则藐之”的傲视权贵的态度，只许当权者接受，服从他们的主张，否则，稍有不和，就忿然离去。可以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战国直至晋唐这段历史时期是比较严重的、绝无仅有的。

这种性格导致“五四”主流激进思想家没有作出理性思考。

第一，内忧外患造成了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焦虑、恐慌、羞辱、愤怒，各种情绪充斥国中，而“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化、极端化。”急躁的心态，重情感甚于重理性，重态度甚于重思想，确实是启蒙健将的一个偏失。

第二，“五四”主流思想家把中西之分化约为古今之异，恰是以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和进化序列的阶段性为预设的。当然，他们当时没有别的参考系。他们 “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理想的未来的具有目的性的发展”，因而迷信普遍，忽视特殊，鄙薄过去，憧憬未来，对新的前景怀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态度。他们当时不可能考虑到工业化、西方化所带来的人类与族类的诸多新的问题与危机。进一步，他们骨子里的传统大同理想被法兰西或俄罗斯的社会乌托邦理想所置换。而西式乌托邦所强调的历史必然性，启蒙运动以来作为强势意识形态的社会进化论等，往往成为暴力行为的合法性依据。历史必然性体现为对自然法则的迷信，物竞天择，种族进化等等。乌托邦理论需要一种作为坏的、恶的存在的他者来见证自身理想的合法性。理想的社会就是好，好就在于好，传统的社会就是坏，坏就在于坏，这是一个对立的存在。至于有什么道理，不能问，不能想。这实际上潜伏着日后日甚一日的反传统、阶级斗争天天讲、大跃进、文革等等。

七、总结：

五四运动肆意诋毁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其本质是背离自我、全盘西化，阉割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同时五四运动也是对科学的反动。而五四运动的这些非理性的思考，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紧密相关的，正是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独立性格、及其辛亥革命之后时局动荡、与国民在道德伦理层面上无所适从，练就了五四运动思想家的激进主张。五四运动及其思想成果，在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间，被冠上各种各样的光环，成为统治阶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当然法宝。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清算五四运动，从根源上肃清正统教科书对大众的毒害。


主要参考文献：
“五四”的反省与超越——以现代性与传统为中心的思考 ，作者:郭齐勇
五四运动纪念，作者:胡适
论秦始皇的知识分子政策 作者:列瓦雷士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作者:欧阳军喜
大陆当代儒学巡礼 作者：牟钟鉴
无形的接受与有意的排斥——浅谈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 作者：丹林
论孔教——为《孔教论》正名  作者:杨子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