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商学院“ 从人本主义教学观看湖南大学教学状况――以文学院为例...”

he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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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A．Maslow）和罗杰斯（C．R．Rogers）。人本主义的学习与教学观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是与程序教学运动、学科结构运动齐名的20世纪三大教学运动之一。 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可以用“人文精神”或“人文教育”来概括。“人文的”（liberal）这个词，拉丁文意思是“自由的人”，故从词源学上讲，人文教育就是对“自由的人”的教育。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成长源于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所谓“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通俗地说，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人的潜能是通过“自我实现”发掘出来的，而不是教育的作用使然，教育的作用只在于提供一个安全、自由、充满人情味的心理环境，使人类固有的优异潜能自动地得以实现。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罗杰斯在60年代将他的“患者中心”的治疗方法应用到教育领域，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恰恰是作为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而忽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的教学观的反拨而出现的。所谓“以教师为中心”，也就是中国大陆多年来应试教育体制下从小学到大学都通用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也是湖大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的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权利的拥有者的双重角色，他们每天把大量有用无用的知识硬塞给学生，并且命令学生应该怎样学习、不应该怎样学习，这样久而久之，便培养了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寄生性），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主体性。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则主张教师扮演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这一角色，他的教学不是以填鸭式严格强迫学生无助地、顺从地学习枯燥乏味、琐碎呆板、现学现忘的教材，也不是教给学生教师自以为是的所谓“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因人而异，怎能拿来一风吹？），这些乃是行为主义者和认知主义者所强调的，而人本主义者仅仅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的资源，营造促进学习的心理氛围，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他们认为，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知识，只能是学生自己发现并加以同化的知识，这归根到底源于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学生自己才明白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故而，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质上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正如罗杰斯所认为的，促进学生学习的关键不在于教师的教学技巧、专业知识、课程计划、视听辅导材料、演示和讲解、丰富的书籍等（而这些正是湖南大学一直以来所热衷追求的，尽管事实上做得还很差），而在于特定的心理氛围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真实或真诚：教师表现真我，没有任何矫饰、虚伪和防御；（2）尊重、关注和接纳：教师尊重学生的情感和意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接纳作为一个个体的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情感表现；（3）移情性理解：教师能了解学生的内在反应，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为具备这些心理氛围的因素，教师有必要重视师生关系的培养，因为注重师生关系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有益，而且能促使学生情感、人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总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教师”只是学习的促进者、协作者或者说伙伴、朋友，“学生”才是学习的关键。
　　人本主义教学观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它强调学生作为学习者的主体性和作为价值个体的独特性，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和个人价值观（这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因材施教是完全一致的），其教育思想归纳起来无非是提倡“人性化”和“个性化”两点。而“人文精神”（人文教育）则是贯穿这两点的内核。由此反观湖南大学的教学状况,我们不禁感到诸多遗憾。在此,笔者以文学院为例进行个案分析,以此窥视湖南大学的整体教学状况。脱胎于“人文系”的湖大文学院也许恰恰缺少的就是“人文”二字；与此对照，素有“千年学府”之称的湖南大学同样缺乏岳麓书院的人文精神，而整个弥漫的是浓重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精神与理工科的文化氛围是一致的，故而湖南大学通常被称为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而不是象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所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文科独具浓厚的文化背景、经济学科富有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引自湖大网页）。正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实用理性精神的泛滥，所以湖大一直发展不起“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教学，而依旧沿用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六十年代的教学模式，尽管湖大不乏优秀的教师，不乏教育学的研究者。所谓的“以人为本”、“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这些概念一再流于口号，而事实上，那些理工科出身的校领导（包括院系领导）几乎很难理解这些概念的真正含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湖大一直在盖教学楼、盖宿舍、建实验室、修马路、修草坪，动辄几十万几百万扔出去，而图书馆的书籍却迟迟未能翻新，学生社团却越来越少，教学模式却几十年未变。所以，湖大文学院至今还是沿用着“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的素质，而与学生无关。可惜的是，文学院的教师大多只适合搞学术研究，上起课来不是伏首翘臀照本宣科就是有板有眼地满堂灌，使人味同嚼蜡、昏昏欲睡；偶尔一两个讲课生动的，又流于东拉西扯式的个人表演，其基本模式是：零碎知识+个人感慨+自我吹嘘。这样的教学，无庸讳言，其结果只有两个：一是浪费学生的青春；二是教师将自己塑造成了学生的偶像。总之，这种教学成也教师败也教师，学生反倒成为教师站在台上个人表演的附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教师的地方必有学生，一个稍有名气的教师往教室或报告厅一站一坐之间，就已经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环境，余下的只是等待学生云集而来。
　　谈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源，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弊端。许多人一味强调，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也，而在“大师”。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大师”往往又被理解为“名学者”，所以学者一旦在书斋里弄出了点名堂，赚了点名气，便在一夜之间成了“名师”，虽然事实上他可能教得比陈景润还不如。但是中国的高校却无一例外地偏偏重视这种“名学者”效应，不管是本庙的和尚还是外来的和尚，只要学术突出，就搭台让他念经；而学生往往也很迷信这种“名学者”效应，每每听到一个名学者来校做报告，都会趋之若骛，尽管他们已经有过好几次败兴而归的经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学院的教学状况。在文学院，不少教师一学期也就讲了他那薄薄的一叠教案（两小时就能看完的东西，却要象拉面一样拉成一学期讲完），或是以自己编写的并不高明的著作作为教材。因而学生一学期也就学了薄薄的一点东西，或是颇具偏见的一家之言。这样给学生造成了多大的时间浪费，似乎没有人想过。但是文学院却还要同全校院系步调一致地强调“到课率”，将学生死死地束缚在课堂上，殊不知人本主义恰恰强调的是学生作为“自由的人”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文学院作为湖南大学唯一一个代表了“千年学府”人文精神的院系，还是将活生生的作为个体的学生培养成了一群缺乏人文精神、缺乏个性色彩、只重实际功利的作为“类”的人。这些人要么高分低能，有成绩没学问，整天只想着保研和混文凭（学校的“保研制度”、“奖学金制度”事实上助长了这类人的发展壮大）；要么剑走偏锋，认为中文专业就业无望，于是兼学第二专业，以求将来能赚到钱。总之，“功利”、“实际”是他们在校学习的第一原则和指导方针。可以预见，他们将来也许能够成为文秘、公务员、记者、编辑、学者、教师、白领乃至企业领导，却很难成为作家、诗人、改革家、精神领袖。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主体精神和创新意识已在当初的教学活动中，被消磨得差不多了。
　　最后，我为湖大未来的教学改革（如有可能）提几点建议。第一，改换教师角色――从以前的知识权威变为学习的促进者。积极培养同学生的人际关系，走近学生，关爱学生，放下架子做学生的“益友”；不仅在知识上，更在情感上与学生交流，努力了解每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状况，为学生提供一个宽松的有益于学习的心理氛围。第二，放宽学习的空间。不要将学生老是束缚在教室里，不要太在乎学生的到课率（客观上说，到课率恰恰是一名教师教学质量的最好说明），不妨将学习的空间放宽，图书馆、自习室乃至马路上、草坪上、网吧里，都可以成为学习的空间。现在湖大规定教师必须采用“点名制”，而不少教师除点名外还想出了“提问”、“做课堂练习”等方法，以此来保证到课率，其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无能。他们怎么不问问自己，他们究竟有多少东西值得学生永远待在教室里？第三，取消模式化的教师教学测评制度。每学期末发下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测评表格，其实是在误导教师放弃自己的教学风格。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测评表格上的那些测评标准，把那些标准拿来衡量每位教师的教学成绩，不仅没多大意义，反而有些荒谬。人是活生生的，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怎能拿一些高不可攀的统一尺度来衡量？要知道，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湖大目前这种理工色彩浓厚的机械的“一刀切”方法，要等到人变成了机器才有实现的价值。 博客网版权所有

农民进城

“第一，改换教师角色――从以前的知识权威变为学习的促进者……”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支持！
  但是我们的大学生学习、就业、发展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度里，毕业生面临的考核形式、就业竞争方式、社会认同观念等与西方有一定差距，有的教育与考核方式暂时没办法改变。

当归

非常有道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