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今生今世》转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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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告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简体中文版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对大陆的诸多“张（爱玲）迷”来说，这无疑是件“悲喜”交集的大事。喜的是《今生今世》“对了解和研究张爱玲来说，不仅是重要文献，甚至已成‘海内孤本’”。因此大多数“张迷”读《今生今世》，着眼之处恐非在胡本人，而是在胡张之间“爱与恨的千古愁”。至于悲，自然是胡的用情浮泛，对张爱玲始乱终弃。连序文作者止庵先生亦毫不掩饰好恶地品评道：“对于胡兰成的政治行为和情感态度，我都觉得不足为训。即以后者而言，他岂止有些讨厌而已，还颇得意于这讨厌；其为‘张迷’所痛心疾首，亦属理所当然。”
　　这一切皆在情理当中。文本阅读也是一部心灵史，读者会基于自己既存的好恶和观念，有选择地注重文本当中的某部分内容，并对之形成道德和价值判断。读罢《今生今世》，以我们的道德伦理观之，确实不能接受胡氏“此时语笑得人意，此时歌舞动人情”式的情感态度。但遍览全书，通观胡氏人生履迹，又深感人性复杂，社会复杂，而复杂的人又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人性与社会因而纠葛绞缠，断不能对一个人轻下判决。我们若想真正地了解胡氏“不守操节”的人生历程，不仅需要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需要细细阅读他在《今生今世》中的人生自述。因为我以为，“身”与“世”的结合正是造成胡氏“悲剧人生”的根源所在。不妨根据《今生今世》所提供的线索，探寻胡氏在政治和情感上操守缺失的因与果。
　　胡兰成出身浙江一个农民家庭，自幼便接受家庭和学校的传统教育。在贫寒中挣扎而起的经历，培育了他小农般的乖巧务实和自私自保的处世作风，缺乏贵族传统下“君子志于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士大夫气质。在《今生今世》中，他自己坦直地自白：“我就是个俗人，喜欢世上的荣华富贵。” 他能为家族荣为父母荣的沾沾自喜在文中也偶有流露。这种“舍道弃义”的内在特质，也反映在胡氏的文章风格中，诚如王德威先生所评：“胡兰成的文才甜腻妩媚，所思所见，确有别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
　　然而，世俗心重的胡兰成却又不失所谓的“文人风流”。他似乎是贾宝玉式的天生情种，尚幼小时见到新式打扮的王家大小姐便“我心里亦有爱意”。在追述他的“情史”时，《今生今世》对几位女性的才情德品，以及相爱相处时的男欢女悦，无不极尽笔墨，让观者不由得浮想翩跹，钦羡不已。纵观胡氏一生，可以这么说，其情虽不专，却也不伪。
　　功名心重兼生性风流的胡兰成却又生不逢时，恰值内扰外患频仍、家国山河破碎之际。他无有机会货与帝王家得登高堂华屋，也未得闲情把酒临风嬉戏于秦淮歌舞，一生颠沛流离。
　　小农般的务实自私、传统士人伦理价值的缺失及其生性风流，与乱世环境的结合，正是造成胡氏后来政治和情感不守节的主要根源所在。他在乱世之中为求得荣华和快乐，不问原由地抓住每一根能抓得到的稻草，不仅在政治方面如此，投靠汪伪政权充当笔杆子，官任宣传次长。在情感方面也概莫例外，日本投降后，他在逃亡过程中与绍兴斯家小娘范秀美的婚姻便是典型一例。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斥责历尽艰辛来探望他的张爱玲，忘了在武汉因他而入狱的小周，将其务实、自私和风流的本性表露无遗。
　　综而言之，《今生今世》是一部胡兰成人生和心灵的自传，非“张迷”眼里的张爱玲而是他胡兰成，才是书中真正的主角。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胡张红尘之恋的幽怨往事，而且更能帮助我们找到胡张爱恨情愁的根源所在。从他“清嘉婉媚”的文字脉动中，我们可以激赏中文之美，亦可澄明文学史事。当然，这仅就《今生今世》出版在文学和阅读方面的意义而言。就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该书的出版使胡氏“其文未随其人废”，至少从一个点上映射出，幸赖最近20余年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功，我们国家的社会包容度扩展了，价值判断也渐趋多元。我们得享美文之佳肴的同时，还应暗暗庆幸，革命道德和意识形态激越昂扬的时代终于渐渐远离而去，不再是一种理想目标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睥睨一切，不再是一种思想观点统辖所有的头脑，不再是一种品位标准衡量所有的人，也不再是“一棍子打死”式的专横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