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大图书馆老馆长张白影先生回忆文章：书城人事两依依

时务轩

放下遨游世界的鼠标,走出湖南大学现代图书馆五光十色的多媒体阅览室,西行100米,有幢红砖绿瓦大屋顶建筑,就是人文学院办公楼、上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老图书馆;由此再向西200米,穿过岳麓书院“千年学府”的门楣,两进直入,便见到了飞檐翘角、雕梁驮铃的古老书城———御书楼。在湖南大学校园这300米之遥的中轴线上,耸立着由古代藏书楼到传统和现代图书馆三座书城册府,形象地浓缩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几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显示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和演进,构成了大学校园中一道表现悠久历史、丰厚文化和自身发展的独特风景线。多少年多少代,太阳从路的西头落下,又从路的东头升起,月亮从路的东头隐去,又从路的西头挂上夜空。太阳和月亮是金梭和银梭,在湖南大学这条路上,织出了古典文化的辉煌,更织出了当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灿烂。

从1968年2月初至1995年12月底,我在这条路上走过整整28年:老图书馆时代曾任副馆长,新图书馆里任馆长,并且兼任过御书楼、也就是图书馆古籍分馆的馆长。我的青春和中壮年大部分时光,像一个针头线脑,嵌进这古今一脉的文明锦缎之中,像一滴春雨朝露,融进了这条知识与科学的金光大道。当马年春节在洞庭湖边千家万户蒸糍粑的香喷喷中,在松花江畔大娘大嫂煮饺子的热腾腾中翩然而至时,我坐在北卡达拉莫市(ＤｕｒｈａｍＣｉｔｙ,ＮＣ,ＵＳＡ)的寓所,遥望东方,回忆着这条路。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身在何方,这条三座书城联成一线的路,永远在我心中。

路东路西28年!28度惊雷,28度飘雪。当我打开记忆的抽屉,取出这28年时光页片时,远没有英雄人物对待流逝岁月“弹指一挥间”那般气定神闲。在这28年中,有过伤感失望,有过苦闷彷徨,当然,更多还是感受友情的滋润,得到进步和展望未来的激动与喜悦。
1我刚到湖南大学时,图书馆像一位受到伤害缠满纱布在病中吟呻的老人;“文革”后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周炎辉教授却是虚名加身。

我1966年9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过留校“文革”,分配教育,至1968年2月才来湖南大学报到。“文革”中的寒假与春节,湖大校园里弥漫着一股冷冷清清的肃杀之气。图书馆四周竖着脚手架,用竹杆与绳于绑着的那种,寒风刮过,脚手架嘎嘎作响。乍一看,图书馆像一位受到伤害缠满纱布在病中吟呻的老人。同事们安排我住在图书馆进门左边第一间房,像庙祝一般,守馆。那房里曾经死过一个人,没人愿意住,同事们预先没敢讲。当然,讲了也无所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年月不是常听说死人吗,副校长跳楼,副科长吊颈,戴着右派帽子的土木教授绝望地投河自尽。令人心酸胆寒的消息锤打着这座校园知识分子的灵魂。那时候,岳麓书院庄严的讲习厅堆满碎砖烂瓦,程朱理学“忠孝廉节”的碑匾上牛粪涂鸦,书院之地,故人已乘白鹤去,只见烧柴冒黑烟。“文革”的臭泥浊水也污损着老图书馆典雅的红砖墙,上面贴的标语和大字报满目狰狞,今天揪出个“叛徒”,明天揭出伙“黑帮”,谁都可以向谁任意泼脏水,一股畸型的狂热威逼着、鼓动着人们走向“文革”。我住在图书馆里,每天进进出出,常看到残破的大字报,粘一半垮一半,在风雨中垂死地抖动着。心惊胆颤的生活有时也幽上一默,大字报里的“叛徒”“黑帮”原来子虚乌有,倒是大字报后面暴露出个货真价实的工宣队杨姓流氓。我那时荣任图书馆5人“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却总“革命”不起来,便利用住在图书馆“监守之便”读了很多被视为“禁书”的小说,并以“书缘”结识了一批朋友。我负守馆重任,与图书馆许多位从旧社会过来而难免身上有点疤疤痕痕的老职员相比,又算“革命小将”,所以我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高老头一样,掌管着一串能打开各个书库和阅览室大门的钥匙。我将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经典作品悄悄借给要读书的老师和朋友,他们悄悄读完后,又悄悄还回来。周炎辉先生就是当时结识的书友,我们的情谊延续至今。周炎辉先生在日本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著述丰盈,文笔典雅,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教授;他有学问而无学究气,待人诚恳,不计恩怨得失,为人谋信而忠,甚至有江湖侠义。我与他交往好多年后,才从相关报导中获知,他在受委屈的年月里坚持做学问曾经那么清贫与艰辛。春回大地,他已经做了湖南省人大常委,还有一些社会职务有意让周先生去做,我曾进谋士之言,劝其干脆做图书馆馆长,既免外扰之烦,又享书城之富。我说,这馆长职务对他而言,是虚位以待,虚名加身。我不敢说此言对他“学问人的仕途”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反正不久他就来当了馆长。周先生任职身不暖席即受聘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果真应验了当时我给他的“两虚”八字赠言。虚名加身的原意,我是打消他的顾虑,劝他做馆长但并不需要实际操心费时间,琐碎馆务我们兜着,他尽可研究他的日本语言学。不意他任馆长之职后,远赴东瀛5年半,给了虚名加身另外的解释。“文革”中老图书馆四楼“禁书”库曾发生“失窃”,丢失了几册小说。有工宣队来看过,“指示”几句不了了之,我们心里也知道,“斗批改”正忙着呢,谁还会为几本破旧的“封资修”当真费心。有趣的是,1992年7月我赴美国访问,在华盛顿Ｄ.Ｃ遇见吕平先生,他是湖大子弟,见面的第一句话,吕平先生说:“啊哈,张馆长,那时候四楼的书就是我偷的,没办法,想读书啊!”我说:有志向学总是好事,况且“案子”过20年不再追究。我在吕平那异国情调并不浓重的家中,品尝着他亲手烧的中国菜,一起回忆“文革”中的鳞爪岁月,说到读书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秘密传递,甚至去偷时,双方不胜唏嘘。

21978年湖南大学创办图书馆情报专业,这里孕育了一批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英才,如白国庆、范并思、贺修敏、韩继章、谢俊贵、屈义华、郑章飞、罗益群。

黑夜过去,朝阳普照大地。我由衷佩服1978年湖南大学的领导人创办图书情报专业卓越的远见与决策。这批以重点高校标准录取的图书情报专业学生,1982年毕业至今已20年了,在文化教育机构任职的,大多数都成了教授、副教授,相当数量的人是现职图书馆馆长、院长、系主任、专业杂志主编、省、市报纸主任记者;几位同学成了国家司局级官员、县委书记或企业家。图书情报专业前后办过四届,如今,西自兰州,东到上海,北起哈尔滨,南至深圳,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美国,都有湖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的毕业学生,他们把千年学府的神韵,把我心中的那条路,带到了两个半球的四面八方,又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延伸着各自成功的路。

办学伊始是困难的,湖南大学的潘野、陈岭峨与湘潭大学图书馆荀昌荣、王晋卿、朱建亮、姜戈等一批专业人员共襄善举,讨论教学方案,提升教学效果,动手编写教材,联系实习基地,忙得不亦乐乎,国家的政治形势和学校蓬勃发展,激发了这批专业人员的巨大热情。让这批老师们欣慰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无愧千年学府的光环:白国庆已成长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其周到稳健的处事风格和良好的学养,已得到堪称国宝级的一批老艺术家认可;范并思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系系主任,他读书勤奋,思维深刻,见解独到,以10多年中源源不断问世的论著华章,丰满了自己卓越中青年学者的形象;贺修敏在求知向学的路上一往无前,他在珞伽山下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任过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之后,在国家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中荣任县委书记去了;谢俊贵天赋不算上乘,但甚为勤奋努力,他将农村少年坚毅刻苦的品格发挥到极至,身负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法学院副院长之职而再赴南京补修博士;韩继章作为常务副主编,湖南《图书馆》杂志在其手中累获中国图书馆学优秀期刊之誉;屈义华中途南下佛山,他主持的苏李秀英图书馆活色生香,文光远照,被同业奉为中国区级图书馆的典范;郑章飞、罗益群厮守在岳麓山下,年未“不惑”,却已是教授、馆长,甚至全国高校图书馆指导委员会委员。他们中间,还有陈能华、谢圣明、李必祥、曾主陶、张小奇、高华、肖小燕、周若墙,还有……我看到他们在毕业篝火晚会上那一张张激动的红彤彤的脸,看到他们今天各自脸上那朝气勃勃的充满成功喜悦的美丽笑容。

3“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是一副穿透时空而永恒的联语;没有图书馆丰富的资料保障,任何高手都写不出《集邮六十年》与《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

从1978年起,我有幸成为湖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的任课教师,也由此在一段时间内有幸得到了无需坐班的自由,这份幸运加上图书馆书刊资料的保障,使我才有可能在1979年帮助姜治方先生写出《集邮六十年》与《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两部书。姜治方先生的家族与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湘籍风云人物过从甚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集邮成就,在这一专业领域中独领风骚,但“文革”前后那些年,姜先生养在深闺人未识。1979年5月的一天,机械系夏宗禹老师找我说:外面约姜治方先生写一篇集邮的文章,他自己有困难,想请我帮忙执笔。宗禹是我的好朋友,他出面,我不懂集邮也要应允下来,何况,我想,不就“一篇文章”吗。结果当然不是那么回事,长沙的《湘江文艺》,香港《文汇报·百花》周刊都等着书稿连载。我后来倒是受托以姜先生的名义在《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上写过好些“一篇文章”,那都是书稿以外的事了。姜先生在国外生活时间较长,法语脱口而出,中文写作却不甚流畅。大概20多次吧,他与我面对面坐着,回忆、口述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我录下音,也随手作些笔记。姜先生在政治活动和集邮领域都有丰富的经历,可能经事太多的缘故,他有时把不准哪些人事是写作时的闪光点,是准会吸引读者的情节。例如他与田汉一家的交往,他参观肖邦故居的见闻,关于二战期间中国运动员参加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等,有的说得杂而散,有的过于简略,有的时、地、事失详,我只能查阅资料订正、补充,设身处地去描述和发挥,俨然亲临其境其事。书稿先依香港读者习惯写成章回体,共100回,湖南、香港、日本几家杂志连载的都是这个版本,后来,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是姜先生逝世后写成的,删减了集邮故事,增加了政治、外交、闻人往来的内容,改变章回体写法,以适外文翻译之需。姜治方先生这两部回忆录连载及出单行本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半月谈》、《湘江文艺》等报刊均发了书评,在政治社会史料价值、集邮史研究和文学价值上都给予了较高评价。为姜先生写书前后持续了一年多,这是回忆录,不等于文学创作,涉及几十年时间跨度、国内国外那么多人物事件,而回忆者仅凭口述,我敢说,没有图书馆丰富资料的后援,任何写家高手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岳麓书院正门两侧,悬挂着一付穿透时空而永恒的联语: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书院展览室里就摆着古往今来聚于此间的英才阵列,这批人物足可托起半部中国近、现代历史。我无意于此鸦噪评点名流,只是说,即便像“集邮”这样偏门的充其量属文化消闲的领域,在湖南大学校园中都有着如李相均、姜治方、夏宗禹等国内大家。

起于老图书馆时代珍贵友谊的彩带,一直系在我与李红与夏宗禹两位执友之间,时光流逝只能使这条彩带放出更艳丽的光芒。李红先生出生侯门,乃父曾任南县县委书记、湖南省机电公司党委书记,是位居七品的朝廷命官;他本人早在学生时期,其政治将帅之才已露端倪;毕业留校,年纪轻轻即就任机械系分党委书记之职。此后,他任过大学的学生工作部和宣传部部长,几间大学的副书记、副校长、党委书记;在中南林学院出现困难的时刻,他临危受命,毅然履新,去担任这间大学的党委书记。李红正直无私,广有人缘,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我与他的交往,彼此不以地位之殊而生尊卑,不以年龄长幼而论高下,坦诚相见,聚散皆欢。于公,他任学生部长时,以有偿分配之便,赠图书馆一台沈阳“金杯”汽车支持馆务;于私,他曾赠我一幅弥足珍贵的黄永厚先生《钟馗打鬼图》,而我身无长物,至今无以为报。《钟馗打鬼图》一直挂在我的客厅,每每看着威严的钟馗捧打恶鬼,我便会想起和善的李红与他众多的朋友牵手同行。夏宗禹先生性情开朗,乐于助人,整日里笑面朝天;他现今已是坐五望六之人,几十年来任凭风雨变换气候冷暖,他竟从不知人世间还有“忧愁”二字。不论高位领导,还是普通教师,不论实权在握者,还是基层工人,男女老少都喜欢跟他做朋友,套用一句有点别扭的时髦话,宗禹可说是一位“大众情人”。但他是一位实在能干的专业教师,一位杰出的收藏鉴赏家,他拥有完整无缺从而价值不菲的全套新中国邮票;他近年悉心搜集的中国近、现代史纪念章专藏,甚多珍品,满目芬芳,其种类与藏品之富,鉴赏及文物价值之高,至少为湖南之最。也许,他本人就像他的藏品一样,真正的价值还没有被更广泛的认识。

3我职业生涯的“一、二、三”中,参与创办并主持《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16年,是难忘的第二个“一”。我衷心为俞伯森先生在天之灵祈福。

湖南大学待我恩重如山,我无能无功,但在这间大学里顺利地升职、入党、晋级、加薪、出国、受奖,大凡知识分子的所谓待遇,学校都慷慨仁慈地给予了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图书管理员。1994年,我已成了时任湖南少儿图书馆馆长罗建国先生讲的“湖南图书馆界第一位‘三证俱全’的人”,所谓“三证俱全”是指:正处级职务“1991年升任馆长”、正高级职称“1994年晋升研究馆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政府特贴享受资格”。我的幸运得到整个图书馆行业的滋润,而回望职业生涯,概而言之,我做的事情仅有一、二、三件。所谓一,是参与创办并主持过一个图书情报学专业,一份图书情报学杂志;所谓二,是指参与建盖过两幢大学图书馆馆舍并主事其间;所谓三,是指主编出版了三部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工具书。其中,担任《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主编16年的经历尤为难忘。

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第二年,时任中南矿冶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的俞伯森先生,在湖南首倡成立高校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俞伯森先生学历不高,入行不久,但为人敢想敢干,处事豪爽大气,颇受时任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后任湖南省教委主任的周忠尚教授赏识。俞先生的建议回应热烈,1980年底,在省教育厅王向天副厅长全力支持下,湖南省高校中心图书馆委员会正式成立,办事机构设在中南矿冶学院,由俞先生主持;决定成立的图书情报夜大学设在湖南师范学院,由该校图书馆黄青廉副馆长主持;决定创办的《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编辑部设在湖南大学,由我任主编。从办刊算起,直到1996年底,我与《高校图书馆工作》结缘16年。这份刊物,曾经全方位反映了1981年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曾经发表过改革开放前期图书馆界重要题材的大批文论;许多位学术界、图书馆学界的精英人物在这方园地上一抒己见,百家争鸣;作为正式出版的高校图书馆专门刊物,这份杂志曾经拥有“图苑新花别一枝”独特的美丽与芬芳。2001年《高校图书馆工作》创刊20年,在国家日益繁荣富强,高等教育飞跃发展的春风雨露中,这份刊物已从牙牙学步的孩童成长为大小伙子了。我曾应约为其纪念号写过一篇文章,结尾几句话是这样:“在我现在供职的图书馆里,订有50多种图书情报学专业期刊,一些办刊的朋友也常惠寄他们编印的刊物来。说实话,馆务在身,时间与精力毕竟有限,哪能每种杂志都读得过来呢。但《高校图书馆工作》我每期必读,审封面,看目录,读正文,品韵味,以其精彩而喜,因其暇疵而忧。每每新刊之出,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我带过,亲!”。

俞伯森先生参与创办过湖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中图会后改名为此),参与创办过《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后来奉调创办中国第一所图书情报学中专—一湖南图书情报学校。这间学校不几年并入湖南师大。俞伯森先生并校后病逝,他在湖南高校图书馆界享有崇高的声望,今天,我为他在天之灵祈福。

4在新图书馆里白手起家办起“海内外湘籍名人著作收藏中心”;忘不了的翁祖泽和彭华芳。

湖南大学于1984年建成新图书馆,那幢拔地而起的雄伟大厦嵌镶在翠绿的青山之中,被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喻为“岳麓明珠”;湖南省政协主席程星龄先生也诗赞新馆“层楼拔地出林梢,书城十纪,展锦绣千函”。搬进新馆后,除安排日常馆务外,我想得较多的是如何发挥“千年学府”名校品牌效应,增实馆藏,拓展馆务,在图书馆之林形成自身特色。我以新馆优越的房产园林条件,举办过图书版本和民间收藏品展览,搞过首次海峡两岸邮票选美活动,甚至办过长沙河西第一家跳蚤市场等等。这些举动,以当时正统的大学图书馆业务标准审视,多少有点离经叛道,但开明的学校领导容忍了,默认了,事后甚至给了鼓励。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造成“湖南大学图书馆”强大而远幅射的影响,扩大知名度,然后得寸进尺,做更多的事。我与长沙市集邮协会主席黎泽重先生合办的“首届海峡两岸邮票选美”,产生的影响超出意料。《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湖南日报》等20多家报纸发了消息报导,湖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发了新闻,湖南省教委副主任、长沙市副市长、湖南省作家协会10多位作家、诗人都兴致勃勃地来参加活动,一时人潮涌涌,热闹非凡;大学生们与平时难得接触到的省、市领导人、作家和诗人们交谈、咨询,聚谈甚欢。图书馆哪一次业务活动、哪一次学术研讨会都不可能吸引这么多人,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湖南大学翁祖泽校长当时在哈尔滨开会,他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图书馆举办如此轰动的文化活动,非常高兴。翁校长回校后特意到图书馆来询问情况,表示了赞许和鼓励。“跳蚤市场”的场景同样热烈,我当时看中了一种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广播电视报《空中之友》,我在上面写了大约半版篇幅的文章介绍这次跳蚤市场;湖南的《同力》杂志则用了2个版面发表文字和图片,为湖大图书馆的跳蚤市场叫好。以至于河东市区的熟人、亲友见面,都戏称我“老板”,问下次市场何时再开张。

这类活动只是铺垫、造势,我真正的意图是要做一个“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以千年学府—一湖南大学在海内外湘籍人士中的认同优势,争取社会援助,形成一个特色馆藏分支;进而做成联系国内和世界各地湘籍人物的文献研究中心和专题数据库。经过陈小敦、王庆前、黎之岳、罗艺莲、曹桂生等几位专任同事的努力,这个没要学校投入、白手起家的“收藏中心”已初具规模。如今,3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包括诸多中科院院士著作、湘籍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作品,作家信札手稿,名家字画,台湾竹雕艺术品,百将墨宝,部、省级领导人题词等在内的万余册(件)收藏品,令人观赏留连忘返。
在我主持湖大图书馆期间,翁祖泽校长是支持、帮助图书馆工作最力的领导,他在国家改革开放初期赴加拿大作访问学者,回国后任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而升任校长职,几十年修身正己,风度儒雅,待人亲切平易。在我们争取美籍湘人企业家黄彰任先生75万美元英文图书捐赠时,在台湾竹雕艺术家李佑增先生600多件作品悉数捐赠湖大图书馆的策划中,在通过皮公亮先生获取词学大家刘永济教授著作、手稿和图片等珍贵资料的联络中,在为新加坡数学家林大芽先生和德国经济学家赵治源先生出版专业著作的过程中,翁校长都一无例外地表示了全力支持和实在的帮助。其中,李先生的捐赠因湖南省原政协主席徐君虎先生中途建议改捐省博物馆后,翁校长对李先生态度亲和不减,以至这位客居台岛50年的老艺术家每每谈到翁校长,对其学问人品总感佩不已。有一年元旦前夕,图书馆员工举办联欢晚会,我临时冒昧地给翁校长打电话,要求他夫妇参加以表示对图书馆员工的慰问。他当晚本已有安排,也临时改变计划,按时高高兴兴地来了,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还唱了一首歌,使图书馆的员工大为开心。翁校长的夫人朱元贞教授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她六十年代初自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任音乐教师,曾与我三嫂同事并在剧院宿舍毗邻而居,两家亲密而友善,由此,我的侄女张也自小多得翁祖泽夫妇关照。现今,张也已成为活跃在民族音乐歌坛上的一位青年歌手,她对“有学问而又亲切和气”的翁伯伯、朱阿姨记忆犹亲犹新。

1989年9月以后,我兼任图书馆党的书记,每周要化费相当的时间精力去参加行政和党务两条线的各种会议,而我本人有个无可救药的缺点是不喜欢开会,我多次要求校方派一位专职书记来馆主事。于是,1991年彭华劳先生到馆任职。某一天,彭先生来了,他对我说:馆长,我来向你报到,今天我回系里办交接,明天来上班。我对他说:欢迎你,你来以后,主要是替我去学校开会。此前,我不认识彭华芳,同在一个学校,听到这个名字连ＳＥＸ都分不清楚;现在回忆,我不拘一格的“另类”般的思维处事与他正统的板眼并不天然融合,我对他报到时讲的第一句话,明显居高临下,毫不客气,甚至莫明其妙。但后来3年多的共事中,他是我历届拍挡中最为融洽默契、正直而淳朴的同事和朋友。彭华芳尽职而不越位,实干而不喧哗,我那些年干的一些事,他不见得都能理解,但却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地支持配合。搞“跳蚤市场”与图书馆业务有什么关系?我决定要干,他便支持,我让他写“到市场经济中去滚一身泥巴”,“讨价还价,其乐无穷”,他便写成几幅大标语造势。搞“收藏中心”时,我仅仅找到湖大建筑设计院陈颖初院长要了一万元赞助做展柜,其他便没有经济来源了。彭华芳和办公室的一位小伙子,硬是自己动手做木匠,造出一面带拱门的巨型隔墙,使这个收藏中心在空间布局上有了韵味和层次感。日常,楼面脏了,厕所堵了,杂草生了,他都默默地亲身动手打理。党支部的工作他依然干得有声有色。我由于家事原因,萌发了调动工作的念头,1993年底,我去深圳参加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创办报纸的前期工作,一走3个月。我当时想造成一个“违纪”的事实,让图书馆向学校反映我的不辞而别,从而扣发工资奖金,达到打发我调走的目的。我的计谋不意被彭华芳轻巧地化解了,他根本没向校方报告,反而经常打电话到报社向我“请示”工作,尊重礼待有加;当我隔年3月,揣着报社的商调函回校,面对彭华芳和员工们亲近的目光时,终究没有好意思再提要走的事了。彭华芳表面上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他心中有杆尺度,只要是对图书馆有益无害的事,他都放手让如我等专业人员去做,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体会,这才是作为党务政治干部的彭华芳让人敬佩的高明之处。普普通通的彭华芳,就像随处可见的山坡上那棵树,脚底下那块地,田畴旁那栋土砖屋,正直,敦厚,朴实。在图书馆里,我与他无多私交,但却是公谊之最。

5我曾经陪同南来北往的许多位朋友参观岳麓书院和御书楼,是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感染甚至征服了他们;在那两扇厚重的大门内,我遇见了刘光栋教授和诗人江堤。
我的性格中有着多么矛盾的两面:不善于开会却喜爱广交朋友。我曾陪同南来北往的许多位领导人、老师和朋友参观过图书馆和岳麓书院,不无自豪地向客人们介绍千年学府门旁那付对联,门后那方匾额、那间文光漫溢的讲学厅、那幢古典高雅的御书楼。我深信,是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淳香感染甚至征服过他们,才使我有幸好几次得到丰富人生的机会。

1979年,庄守经先生从北京大学总务长位高权重的岗位上走进清贫寂寞的图书馆行业。北京大学以学术堡垒和“一塔湖图”的人文景观闻名于世,图书馆是这间国内领衔大学文化经典的家园。庄守经先生“文革”后肩负重任履新,受命重整和发展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大图书馆。1980年10月,他受教育部之托,筹备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到全国数省、市考察调研。我陪同他参观老图书馆、岳麓书院、爱晚亭,沿着山道弯弯直上云麓宫。庄先生回去了,1981年5月,我参加“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秘书组工作,庄先生从全国各地调去几名京外秘书,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庄先生支持我以湖南《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主编身份,主持召开全国高校图书馆界老同志座谈会,帮助我们写文章,发报导,登消息,充分宣传和展示初创时期《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和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形象风采。庄先生后来历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全美华人图书馆协会终身奉献金质奖章”获得者。

1990年冬,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总馆长李华伟博士到访,我依然陪着客人走过这条300米的经典之路,走进书院,走进殿堂,跨进那间古老图书馆的门槛。李华伟博士曾在那里久久流连。他1948年从台湾赴美留学并定居,曾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委派在泰国主持过科学图书馆事业建设,从八十年代起任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总馆馆长,俄亥俄州长的亚洲事务顾问,俄大终身教授。1992年7月,我受李华伟博士邀请访问俄亥俄大学。他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白人知识女性。当看到他家那几乎全部是中国书画文物艺术品陈设的客厅时,我顿然领悟,一定是岳麓书院那段留连震撼过李博士东方赤子的心灵,才使我与他有这次俄亥俄大学的聚晤。

一位客居台岛半个多世纪的游子,一位半个多世纪前湘南农村的毛脚少年,一位半个多世纪始终痴情竹雕艺术的老人———李佑增先生,曾经多次到访图书馆和岳麓书院。翁祖泽校长和时任副校长的刘光栋教授先后会见李先生,对他将毕生600多件竹雕艺术品悉数回捐乡梓的义举表示钦佩赞许。当初,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台湾的10多间博物馆和图书馆在积极争取李先生这批捐赠,我获得信息后中途介入,寄去浓浓欲滴的湘人乡情故土霞云的问候,以千年学府,钟灵毓秀,藏之名山,流芳永远的道理彼此沟通,促成李先生作出捐赠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决定,海运、报关和展陈事宜都在筹划落实之中了。上文说过,因为徐君虎先生临时建议,李先生出于多方原因考虑最终送到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大学钦佩和赞许的是李先生爱国爱乡之情,忽略的是李先生的捐赠到底放在哪家庭院。因此,当我随刘光栋教授代表湖南大学亲临省博物馆参加捐赠接受仪式时,省博物馆和李先生本人都深为千年学府的高风亮节所感动。

刘光栋教授任副校长时分管过图书馆。他是一位土木建筑学的专家,从事学校管理,表现出设计与建筑师准确、洗练、讲究个性特色的风格;他说话言简意赅,处事果断大气;担任党委书记后,其治校风格更见锋芒。我与刘光栋教授既无私交,工作中曾小有磨擦,我今天拿出在湖大度过28年的时光尺度衡量,刘光栋教授“学问人从政”时间不长,但却是最成功、最有成绩的党委书记。

我提出南调广州工作时,刘光栋教授已任党委书记了。他对我这名本乡本土长沙籍的老图书管理员,年过半百竞生“挪窝”之念表示了关心。他先后找我去谈过三次,尽到了一位党委书记真情挽留的公责私谊。他的每一次谈话都使我感动、从而犹豫、从而临池却步。在一幅至今留在我母亲处的个人照片背面,我写着:我的生命如水/萌于湘江之魂/汇入洞庭大泽/我的生命如草/伴着麓山之林/溶进芙蓉碧翠/我的生命如烟/萦系故土之恩/偎在楚天长空/今要就道南行/情怀顿觉茫然,亦夫心灵之根/。这就是与刘光栋教授谈话后有感而发随手记下的文字。

为儿女工作和生活计,我最终还是违背了刘书记的要求而离开了魂梦依依的学府书城。是啊,年过半百,这条生命的小船,风帆已经破旧,舟楫也见老朽,可我还得起锚解缆,驶离这青山绿水的港湾。世事真无定数,这条本可在湘江上安安稳稳的小船,颠颠簸簸飘进南海,飘进大洋,飘呀飘,身不由己地飘向更远的天涯何方。

我业余偶尔写点诗或小说什么的,由此认识了岳麓书院极具才情的诗人江堤。江堤的案头摆着两支笔:一枝笔写出一篇篇真知灼见的书院研究文论,一枝笔写出一行行自立门派的“新乡土诗”。他出身于衡东农村,凭着坚毅勤奋的脚力,从山坳坳后面的田间小道走进了省城,走进岳麓书院。他把小伙伴那满是泥泞的脚,老祖母那拨动纺机的双手,他把春天播种的吆呵声和金秋时节的红苕酒,统统装在“新乡土诗”里,带到了城市,带给了海内外的华文诗坛。我礼赞千年学府曾经和现代的文明丰碑,也礼赞千年学府贡献给当代诗坛醉人的佳酿。在湖南大学宽阔的“东方红”广场上,耸立着毛泽东高大雄伟的塑像,他头顶蓝天,背衬青山,高瞻远瞩,遥看东方。那深邃的目光,长久地望着他年轻时浪遏飞舟的橘子洲头,望着曾经感叹“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第一师范,望着他亲手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时那栋绿树婆娑的青砖瓦房。他曾经说过: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今天,在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繁荣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正确方针指引下,千万湖大人正书写着古今文明前未有过的辉煌历史,正实现着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腾飞,正是今天风华岁月的真正英雄!毛泽东曾在这间大学读书交友,锻练体魄,在爱晚亭的晨辉夕阳中思考过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图大略。他亲手写下“湖南大学”校名,他至今与湖南大学同在,他一定为这间大学的发展,为中国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深感欣慰,一定的。因为他的身后,今天,才是真正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