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乾盛世"的真实图-迁界令比日寇的三光政策还凶残

cdxiaohe

May 1 2003 at 9:37 AM vvv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是这样概括的：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
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
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
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
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
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
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明在存在的几百年里，只在灭亡前，因由对满鞑对倭寇的战争以及
大规模的疫病，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也因此产生大
规模流民起义。最终导致文明国家的沦陷。但中国北方在五代的破
坏后，其实就已经养不活那么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运和灾年的
中央财政拯济。

而中国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区都始终支持这文明国
家。

而满清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昆山、平湖、
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全部遭受屠城之
灾，竟将四川全部屠净。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
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
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
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
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
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
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
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
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
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
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
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改革。

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
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
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
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
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
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
如哑。

在这首令人不忍卒读的诗中，我们仿佛听到了200多年前的穷苦人民
被迫买儿买女时，骨肉离散所发出的悲惨凄切的哀号声。这首短短
的、朴质的《鬻子行》与没完没了、场面豪华壮丽的《还珠格格》
之类是大异其趣的，然而，不管是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是远非
后者所能相提并论的。感谢诗人魏来朋，他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所
谓“盛世”中真实的民生图。

在窃据中华后，为防郑成功抗清武装，清廷颁布残暴的“禁海
令”、“迁界令”，广东沿海港 口尽遭封港毁船厄运，城乡民房铲
平，良田抛荒，盐场废弃，数百万士民流离 失所，数十万人死于非
命。

１６５６年７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残暴的“禁海令”：
“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
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
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

１６６１年３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
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
沿海居民内迁５０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
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那么“迁界令”则
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清圣主实录》中也
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１６６２年（康熙元年）２月１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
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３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
令”，勒令广东２４州县居民内迁５０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
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又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
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

这２４州县是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海丰、归善、新
安、东莞、香山、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阳江、电白、茂名、
吴川、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合浦、钦州。清廷还下令在“东
起饶平大城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的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
重兵防守。

当时，迁界时限只有３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
民全部惨遭屠杀。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
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
南粤大地顿时死亡载道，一片凄风苦雨。

粗略估算，仅粤东８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
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清王朝还嫌不够彻底，１６６４年５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内迁30里。这一下，原来不在界外的顺
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也要内迁。

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用绳拉直，作为定界，因此很多居民
的房子，划界从中通过，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界上掘深沟，
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
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
“逼城为界，近廓腴田悉弃界外。”即今之新会环城、礼乐、江门
郊区也列入迁徙范围，弄到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
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这两次迁界，涉及广东２８个州县，进入到田庐连片、农工商业发
达地区，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５３１万多亩。

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还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其事。

　　《蓰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 　　
　　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 　　
　　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 　　
　　令尹仓皇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 　　
　　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议。 　　
　　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苔？ 　　
　　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 　　
　　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 　　
　　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 　　
　　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 　　
　　君不见咸阳三月火，顷刻烟尘起青琐。　　
　　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 　　
　　吁嗟谁绘郑侠图，流离载道天难呼。 　　
　　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 　　
　　忆从丙戌盗纵横，槲榭灰烬无颜色。 　　
　　甲辰移海尽丘圩，古庙独存新市侧。 　　
　　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 　　
　　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移界令”，给人民群众
造成的苦难，是何等惨酷。

琼州府下属州县其时虽未令迁界，但也奉朝廷之命在沿海周环立界
２７００里，严禁士民外出，“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于是各州
县“商贾绝迹”。

广东辖境最南端是南海诸岛的曾母暗沙。南海诸岛由珊瑚礁形成的
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组成，大小岛屿和礁
滩有２００多个，其中西沙、东沙属于琼州府万州管辖。自唐宋以
来，南海诸岛上凡有淡水的，就有广东渔民在上面生活。这里海洋
资源丰富，有海龟、海参、牡蛎、玳瑁、大龙虾、海螺和众多鱼
类，渔民们一方面从事捕捞，一方面种植椰子树、香蕉、木瓜等农
作物以维持生计。“禁海令”下达后，他们虽然未被强迁，但是沿
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不通了，这些世居南海
诸岛的渔民们，再也无法以海产品和农产品来交换粮食、布匹、针
线和铁钉、农具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只得被迫放弃家园内迁。至
今，东沙、南沙群岛还保存着他们留下的珊瑚庙宇、房屋、水井、
坟茔等。当时，南海诸岛成了渺无人烟之地，满目荒凉。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沿海居民，反抗不断，其中一些人更逃奔国外。
康熙十八年，以杨彦迪、陈上川为首的一支３０００多人的船队逃
到越南，越南阮氏政权允许他们定居在越南南部的美荻、边和一带
开垦，后来这里成为越南农业中心。次年，广东雷州人莫玖又率一
批华人迁入越南，定居在河仙一带开垦。他们和当地人民惨淡经
营，不久使河仙变成了经贸发达的地区。清初几十年中，沿海不断
有华人结伙私造海船逃亡，流入越南、新加坡、雅加达、缅甸和菲
律宾等地。清人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
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
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野蛮的大规模迁界，使广东社会经济遭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
大劫难，所有的贸易口岸都化为废墟，满目零落萧条。

清人胡日乾上书请求复界时控诉：\"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
之图，形容难尽。\"

英国纺织业大发展，圈地牧羊，历史大书\"羊吃人\"，连万里之外的
现代中国学子都知道。那么当初满洲贵族\"跑马圈地\"，\"以绳圈
地\"，占民良田，吃人的事还能少了？中国的新旧历史书上，对与英
国同一时期发生的中国满洲贵族三次大的圈地运动，不是毫不提
及，就是提到，也是语焉不详，一句带过。既没有控诉，也没有留
下\"马吃人\"、\"绳吃人\"的说法。不是中国的\"跑马圈地\"没有英国的
惨，而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没有地位，没有人愿意
为苦难中的农民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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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剧告诉我们，康熙为了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地方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该王朝官僚阶层的代表人物姚启圣的嘴，颂扬这项政策的正确性、英明性与仁慈性：“……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

康熙对待台湾的问题，实质上无非是为了消灭中国势力，巩固满清侵略政权，扩大专制统治。

许多史籍均载明，清军奉诏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逼逐沿海人民抛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而入内地。仅闽南一带沿海，数万数十万人民因此项政策遭到灭绝人性的掳杀。光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东山县志》）。

《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

《台湾外志》载：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
在整个沿海迁界惨案中，东山岛并非特殊个例，尚且不仅迁界一次。直至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东山人民返回家园十仅二三……

这种血淋淋的史实，却被《康》剧粉饰为春风化雨般的仁慈善举。长达十六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黑暗日子，竟被说成“借用三年”的“长治久安”；用刀枪杀死和掳掠而去被说成“坐着官府的轿子”走。明明是专制统治者对人民施行的暴政恶政，却被美化为仁政德政。

到底是谁想卖国？

关于郑经。《康》剧如此描写，清水师提督施琅攻破澎湖，守澎郑军大将刘国轩逃至台湾延平王府。郑经问冯锡范：“荷兰人揆一现在何处？……派快船传命，请他助战，告诉他如能助我击败清军，将来台湾的一半就是他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台湾是先王传于我的，我宁予外寇，不予长毛……”一段文字对话，活脱脱勾勒出郑经一副意欲卖国求安的嘴脸（史实中，此时郑经已病亡，由其儿子郑克爽据守台湾）。

到底是谁想卖国？史籍载明，不是郑经，恰恰相反，是那个伪清国的野人可汗康熙。

《清实录》载：康熙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并纵任其在我国沿海继续横行霸道。翌年八月，荷兰出海王带领战船十艘、兵千人，与清军约于十月初往澎湖攻打郑军，候风进取台湾。至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台湾、澎湖）。”
《台湾外志》亦载：“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

史实告诉我们，康熙及其清王朝长期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并预约合谋，妄图从中国人民手中再次夺回台湾，帮助荷兰侵略者恢复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想把台湾的领土主权出让给外国强盗，只因施琅等人力谏才未成。谁想卖国？一目了然。然而这一副彻头彻尾的卖国嘴脸，却被《康》剧栽赃栽到郑经头上去了。使一个继承先父郑成功事业，为保卫台湾，捍卫中国领土，曾多次率军与妄想卷土重来的荷兰侵略者浴血奋战的郑经，于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蒙受了颠倒黑白的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