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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席卷了珠江三角洲。他们为什么离开？
20年间，飞速发展的珠三角，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然而，正是这片“乐土”，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这次背叛，踢爆了“世界工厂”深处的秘密，也使“廉价劳动力是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再度成为理论界争论的话题。
那个农民们曾经无限向往的“世界制造中心”，给他们这些劳动力开出的价码，十年没变。也正是这个价码，吸引了全球无数的资本和热钱。
农民工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厂门口等待上工的人多着呢！强资本弱劳动力的格局下，出现了超时加班，拖欠工资，机器吃人……
无奈的农民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厂房空了，机器闲了，老板的利润也成了泡影。带领企业招工，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之外的又一项紧要政务。
开始，珠三角似乎不太愿意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因为，在有些人看来，牛气十足的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可这一次，农民工用他们的脚，逼迫资本和当地政府作出正面回答。
今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陆续摆上一些地方政府的桌面。本报记者对珠三角一个多月的调查发现，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下的“世界工厂”，不但机器吃人，而且连一些地方政府也坐上了资本的板凳。
年终岁末，人们在盘点一系列中央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时，目光也再次聚焦在农民工群体上。
王观玉招工
“请您明确告诉我们，广东省到底缺多少外来工，100万还是200万？”电视台女记者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势。镜头前的王观玉显得颇为尴尬。
王观玉是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8月12日，该中心举行了一场有关珠三角外来工短缺的新闻发布会。这是今春以来，广东省官方首次就外来工短缺问题发表看法。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但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竟然爆发了“民工荒”。
女记者的心情容易理解。一个多月以来，各路媒体齐聚珠三角报道外来工短缺，有的说至少缺工100万，有的说缺口达200万之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否认当地出现了“民工荒”，认为目前短缺的只是技工，普通工并不缺乏。
7月底，广东省职业介绍中心派出4个调研小组，分赴短缺情况反映集中的东莞、深圳、佛山、中山、惠州、汕尾、清远、河源。结果显示，招工难现象自2003年起即有所显现。306家受调查的企业中有166家企业缺普通工，总计8.7万人。
该中心同时公布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用“从供求总体情况看，劳动力总量供不应求”为前一阶段的种种争论定了性。
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企业劳工平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下，92%以上的受调查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加班，其中近7成企业每周加班超过10小时，个别企业每周加班多达28小时。
王观玉告诉在座的广东媒体记者，济南、长沙等内地城市月平均工资也在500元至600元之间。长三角的月平均工资更是高出珠三角50元至150元。言下之意，计入抛家舍业的成本，两相比较，没有外来工愿意千里迢迢跑到广东来。
新闻发布会第二天，王观玉带领30多家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从广州出发前往黑龙江招工。
小英们：MADE IN CHINA
1989年，未过正月十五，15岁的陈玉英和50多名重庆市忠县同乡姐妹在大石头码头挤上航船，开始了异乡打工之旅。
那一年，上千万“不安分”的农民，像小英们一样，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到发达地区的城市里谋生。各条铁路线骤然吃紧：广州火车站广场聚集农民工最多时达3万多人；郑州北上始发列车严重超载，以致车簧过度受压无法正点发车。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深圳是特区。”小英回忆。她们更不可能知道这里将成为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起点。
与小英一样，香港人劳钊泉也是庞大淘金者队伍中的一员。不同的是，年轻的小英们仅仅背着铺盖卷，而劳钊泉们带着大把热钱和订单。1989年2月，劳钊泉在葵涌租下一栋厂房，取名致丽玩具厂。400多名女工全部招自四川(现为重庆)忠县和河南省，其中年龄最小的女孩仅14岁左右。
上班后的每一天，小英都感觉像在打仗。早晨7时起床，揉揉眼就得赶紧翻身下床，跑步去洗漱和上厕所。洗漱完毕，家里经济压力不太大的女工还可以跑到厂门口去吃一顿5毛钱的早餐，有些人则直接跑到厂房一楼去打卡上班。打卡时间必须抢在7时30分之前，否则会被罚款，这一天就算白干了。
小英的工作是用绣花针或电热胶给“小狗小兔”做鼻子眼睛，每做一个1毛钱，最多时每个月能领到300多元。
没人知道当年劳钊泉从女工们做的每一个玩具上能赚到多少钱。10多年后，拄着单拐的小英才知道，她们当年生产的是一种名为CHICOO的意大利名牌玩具，在香港的大商场里每个标价几十港币至数百港币不等。
10多年里，耐克、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等等但凡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衣服、鞋帽和玩具，经过上千万小英们的手贴牌、打包装箱。成集装箱标明“MADE IN CHINA”的货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球各地。
加班！加班！！加班！！！
2004年9月9日，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傍晚6时，鞋厂院子里准时响起了节奏强劲的迪斯科音乐。
今年6月初，该厂600来名工人发现，与以往不同，他们上下班时总能听到一些或劲爆或舒缓的音乐了。除此之外，每周的加餐由两顿增加到了4顿，经理们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工人举办一次祝福活动。
这是鞋厂企划总监廖大军费尽心思想出来的创意，旨在缓解工人们连续加班造成的紧张情绪。
下午4时左右，鞋厂三条流水线上空无一人。在宿舍楼里，廖大军指着那些正蒙头大睡的工人说，因为昨天加了通宵的班，交完货后工人们就提前下班休息了。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连续加班让不堪忍受的工人纷纷离开，工人流失又将导致工厂不得不要求余下的工人更多地加班。
眼下面临缺工窘境，工厂不得不对工人作出让步。
而在到东莞已近10年的廖大军的印象里，过去工厂从来不用为留住工人发愁。
“很简单，你不干，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那时候工厂不像现在这么多，订单充足，经常加班至夜里24时，有时甚至要连续通宵加班。很多女工干着活儿就打起了瞌睡，被绣花针扎伤或被电热胶烫伤手指是经常的事情。
在研究区域经济的丁力教授看来，加班是珠三角经济模式的一个伴生物。
刚从浙江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时，丁力教授碰到一个困惑。他发现，珠三角多数企业既无销售部又无投资部。“这些企业根本不能算是完整的企业，顶多只能称之为一个庞大的加工车间”。
时间一长，丁力总算弄明白了，他看到的“车间”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企业。即利用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香港接生产订单，到珠三角加工，赚取人工、原料、地租等成本差价的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等生产方式及销售方式的企业。
来自全球各地的订单往往直接下到以自由贸易闻名的香港，香港各大贸易公司转手将这些订单发至遍布珠三角的大小工厂或贸易同行。为及时交货，这些从香港接到订单的较大的贸易公司，一方面会将部分订单直接下到工厂，同时还会将部分订单再次转包给更小的贸易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员海伟说。从一个人到上百人的贸易公司，和同样数不清的从10多个人到数万人的各类工厂，构成了这个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最为奇特的景象。
对工厂老板而言，尽管订单价格经过层层转手剥皮，利润已很微薄，但他们仍然能够确保自己的收益。办法是尽量增加产量，同时压低工人工资。“只有工人加班才意味着老板有更多的钱可以赚。”海伟说。
与西方工人以罢工要求“减少加班”不同，珠三角工人们在停工怠工中经常喊出的口号却是“恢复加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这是珠三角工人们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工人所得大部分源于加班，减少加班即意味着减少收入。“其实，如果基本工资足够高的话，没有工人愿意加超过两个小时的班”。
十年不变的低工资
“你这件T恤的人工费绝对不超过两块5毛钱。”一见面，24岁的付文华就摆出一副老车缝工的架势，指着记者穿的上衣说。这件名牌T恤在北京商场里打完折后卖80元人民币。
付文华刚刚辞去一家制衣厂的工作。从2000年离开湖北老家到东莞市虎门镇滨沙村一家制衣厂打工至今，他已经换了20多家工厂。跳来跳去，一心想多挣点钱的付文华沮丧地发现，居然还是第一家工厂的工资稍高一点。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在东莞打了4年工的付文华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
但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正是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
以一件在珠三角加工的国际名牌衬衫Hugo Boss为例，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零售价是120美元，其中各级经销商和品牌拥有者赚了108美元(占90%)，接受订单生产的中国制造商只赚取了12美元(占10%)。而多数时候，中国的制造商们还在打价格战，只以9.6美元(8%)的报价争抢订单。最后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往往跌落到1%至2%。
除法定税收外，工厂还必须向当地政府上缴贸易补偿费。以深圳宝安区公明镇为例，该镇每年1.8亿元的财政收入中，“三来一补”企业上缴的贸易补偿费就贡献了2500万元。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发展初期，很多地方这笔收入占到当地经济总收入的90%以上。
当地村民们每年都可以从村里领到一笔分红，分红来自工厂的厂房租金。在珠三角，一些经营好的村，每个村民分红可高达10万余元。
“事实上，无论老板赚取的纯利润还是上缴的各项税费，包括当地村民拿到的年终分红，都来自工人超过自身劳动所得的剩余劳动。”刘开明博士说。
珠三角很多地方都与深圳一样，外来工已数倍于当地户籍人口。“没有外来工，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今天的珠三角。”刘开明对这句话的解读是，除了政策和外来投资因素，来自中国的上千万廉价剩余劳动力，以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极低的劳动所得，为珠三角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然而这个事实，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今年7月，丁力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做了一份“2002年广东省地区综合竞争力评估报告”。人均GDP一直是评估地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以往均以户籍人口作为基数。这次丁力把户籍人口这个基数扩大至常住人口(含流动人口)这个总数。
令人吃惊的是，按照新的测算办法，人均GDP一直排名广东省第一的东莞市突然掉到了第九位。“这个结果从侧面反映了外来工为珠三角所作的贡献。”丁力说。
谁反对调高最低工资
为调高最低工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资处处长黄林琰发了火。
8月份，黄林琰到东莞市征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意见。该市劳动局同意调高，但认为调整幅度不能太大，最好不要超过每月480元。东莞当时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
“但到了市政府，一位分管副市长连一分钱的调整都不同意。”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在珠三角，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
在东莞一家台资厂调研时，黄林琰发了第二通火。
这家工厂给工人开出的底薪为东莞最低工资水平每月450元。但该厂规定，其中280元为工人的基本工资。
“这看起来没什么，但因为涉及加班工资的计算，大有讲究。”黄林琰算了一笔账，按280元的基本工资，工人平常加班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就是每小时1.61元。平常、周末和节假日的每小时加班工资分别是这个基数的1.5倍、2倍和3倍。“实际上，加班工资的基数应该按450元的最低工资水平来计算，为每小时2.69元”。
中山大学黄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应为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我国劳动部门也已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目前珠三角城市这一比例却只能达到20%至30%。
全国总工会的警告
拥有7000多名常住人口的葵涌镇，像一片叶子斜挂在深圳东部。1993年11月19日，一条发自葵涌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当天下午，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
小英侥幸活了下来，却从此永远失去了左小腿。
拔山镇是忠县在致丽厂打工人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后来证实，有27名拔山青年在大火中被烧死，5人被烧伤。当时镇上只有一家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小邮局。噩耗传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小邮局突然挤满了发电报、打电话的拔山人。那段日子，拔山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失去儿女的老人的哀号……
检察机关查实，租下厂房后，劳钊泉雇人用铜线做保险线，严重违背了消防安全规定。
致丽厂火险隐患明显，何以能在此前4年时间里屡屡逃过消防安全检查？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方厂长黄国光和葵涌镇镇长曾伟东。
当年，消防人员到致丽厂检查，指出了13条火险隐患并要求限期整改。但身在香港的劳钊泉随即电话指示黄国光，送3000港币给消防检查人员摆平此事。“三来一补”企业几乎都是如此，老板一般委托港台经理负责生产经营；而中方委派的厂长由于在地方人缘活络，主要负责劳动、消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
特大火灾惊动了全国总工会。一个由全总书记处书记李永安带队的检查组急赴深圳，参与事故查处。全总的调查报告将“镇政府督促整改不力”、“片面强调投资环境，不顾工人生命安全，过分迁就外商”列为大火造成惨重人员伤亡的重要原因。
调查组还吃惊地发现，尽管致丽厂组建了工会，也挂了牌，但从未开展过任何活动，更不要说替工人维权。这个“空壳工会”的主席正是黄国光。
1994年12月15日，龙岗区人民法院静悄悄地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黄国光、劳钊泉、港方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等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镇长曾伟东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后来还升了职。
“事实上，镇里和老板合资办企业，村里收企业的厂房租金，镇里收取厂里上缴的工缴费，当地政府如何能保护工人的权益？”时任全总外商投资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田玉琨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当时是调查组成员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地方检查时，他和同事们发现，就连以维护工人权益为己任的各地总工会都被分派了招商引资的任务。
机器吃人
1991年5月30日，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曾发生一起特大火灾，起因与致丽大火如出一辙，72名工人丧生。兴业大火后，全总带队的安全检查团，就曾首度向广东省、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出警告：
“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健康；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管理区和村，片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
遗憾的是，这次警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年后，有两位记者通过艰苦调查，揭开了珠三角令人震惊的工伤和职业病状况。
1999年1月15日，一篇题为《深圳屡屡发生工人被打死累死的恶性事件》的内参发至全国总工会及相关部委领导的手中。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有5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
“工伤律师”周立太给两位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
为了印证律师的数据，两位记者对深圳市7个医院的法医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他们得到的结果是：7个法医室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
“实际人数比上述统计数目要高。因为有些伤残者与老板私了，根本未作工伤鉴定。”法医的判断是，私了的比例大概在20%左右。这些人在拿到两三万元的赔偿金后被无情地赶出了珠三角。
随后，又一篇题为《深圳外来工生存状况恶劣，每年有一万只手臂被机器吞噬》的内参发回北京。调查发现，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台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
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哪还能“没事找事”去管人家呢？
小镇里的断指医院
从佛山市出发，经过以小家电制造闻名的北蟯镇，十几分钟车程就到了伦教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里，占地30多亩的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鹤立鸡群。一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如今，两幢高楼拔地而起。
这样一家小镇里的专科医院，在珠三角却大名鼎鼎。在断指再植方面，其治疗水平近乎国内一流。
该院常务副院长姓肖，是个35岁的年轻人。10年里，他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医院的病人大都来自周边的各个工业区。
“在珠三角，像和平手外科这样的医院还有很多。”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干事程恒涛说。受人力所限，程恒涛和他的同事只能对54家有手外科的医院定点探访。而这个数字，只是珠三角设有手外科的医院数目的一半左右。
他们今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造成大量工伤的原因，几乎与两位记者5年前的调查结论没有差别。
现居重庆的周立太算得上珠三角第一代劳工律师。从1996年5月1日开始至今，他总共代理劳工维权案件4698起，其中近1000件涉及工伤赔偿。他作了一个统计，从工伤性质确定，到提起仲裁，最后进入诉讼，平均需耗时近3年时间。
“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工的维权成本。”周立太认为，高昂的诉讼成本导致外来工不愿意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很多老板则故意通过走司法程序来消耗外来工，逼迫他们私了。
专事劳资官司的律师宦军精心选择了东莞市长安镇作为大本营。这里北可辐射广州，南可以到深圳，周边都是珠三角最繁荣的地区。当年周立太等第一代劳工律师主要驻扎在深圳，而今，更多的律师选择东莞。深圳一位从事劳动仲裁的官员跟东莞的同行开玩笑，当年这帮律师搞得深圳鸡犬不宁，如今该你们东莞头疼了。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刘开明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就至少在100起以上。
曾获“中国十大杰出律师”称号的高智晟惊讶地发现，一些工人进厂已经两年，资方从未告知其应当签订劳动合同。虽再三解释，一位工人仍未弄懂工会是个什么组织。
高智晟认为，恶劣的劳资关系现状，劳资矛盾沟通渠道不畅，以及司法保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功能性缺位等，才是引发一系列事件的关键所在。
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达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虑地说。
劳工NGO
国内第一个劳工NGO(非政府组织)诞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称之为“廖晓峰年”。
廖晓峰，四川阆中人，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有一次，一个老乡手指头被锯断，他查阅法律书籍帮助讨回了6000元赔偿金。又一次，他一纸诉状把一个拒绝赔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帮一位工友讨回了10800元工伤赔偿。
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廖晓峰走上了帮助外来工维权之路。1998年8月1日，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打算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进行普法宣传。当他兴冲冲地去办理营业执照时，工商部门却因廖晓峰未取得律师证，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从事劳工维权，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更难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纷至沓来。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廖晓峰必须先垫付差旅费，有时还要为他们提供食宿。生存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廖晓峰曾致信团中央领导求助：“目前，我所面临的困难，在工作上、经济上让我无所适从，惟一不倒的是我的信念。我现在该怎么办？”
不久之后，《羊城晚报》披露了一则对廖晓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者投诉他收费过高。舆论一时哗然，英雄的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
廖晓峰悄然出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尽管昙花一现不到半年时间，但廖晓峰和他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专门为外来工维权的NGO已达10多个，他们主要致力于为珠三角数千万民工处理欠薪、工伤等劳资纠纷。
“工人委员会”试验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宝安区一家玩具厂的大餐厅里，500多名工人围坐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的周围。按照事先与工厂老板的约定，他为工人讲授他们拥有的法律权利以及如何与老板沟通。
此前不久，刘开明刚刚给这家工厂的老板及管理层上过课。内容主要有“华南地区的劳资关系”等四部分，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刘开明的这项工作似乎很荒谬———怎么可能告诉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会允许一个民间劳工组织来告诉他的工人，怎样和他讨价还价？但刘开明将“荒谬”变成了现实。从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机构已经为珠三角20多家工厂做过培训，有上万名工人参加。
“一方面，我们选择的都是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工厂，老板经常为工人罢工等问题头疼。另一方面，这些工厂大都为跨国公司生产产品，而这些跨国公司对工厂有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这正是刘开明可借助的两种力量。
7年前，到深圳淘金的文学博士刘开明亲眼目睹了“深圳速度”创造的一个个奇迹。但耀眼的霓虹灯后面，外来工却不得不忍受超低工资、超常加班和频发的工伤、职业病。
“也许，与为单个外来工维权相比，帮助工人建立一个表达自己利益的平台更有意义。因为，对等地与老板沟通更有可能帮助劳资双方达到双赢。”刘开明说。
作为尝试，刘开明正帮助宝安区这家玩具厂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10月25日，玩具厂500多名工人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了26位工人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此前，全体候选人接受了长达半年的培训，包括如何演讲和怎样做好工人代表。
刘开明强调，这个委员会不是“独立工会”，而是公司法规定的“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管理架构中的一部分。
“许多工会尚且形同虚设，工人委员会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质疑。
刘开明的回答是：首先，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全部从普通工人中选举产生；其次，就在这个委员会筹建期间，工厂发生过两次罢工，最终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就在刘开明和他的团队进驻工厂两周后的一天，工人们打卡后没有按要求去车间，而是汇聚到了车间前面的空地上。工厂老板与刘开明一同赶到现场。这位刚听刘开明讲完课的老板没有像以往那样对工人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问：为什么？
刘开明动员工人选出几个代表，把他们的要求写下来，到办公室与老板商谈。原来，工厂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导致工人们收入减少。同时，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
老板当场答复工人代表，伙食问题马上解决，保证恢复原来的水平。但加班问题是由于订单减少的缘故，估计下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希望工人能谅解。
“只要劳资双方沟通顺畅，许多冲突是完全能够避免的。”刘开明告诉记者，这场罢工事件的解决，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记者 程刚 何磊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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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 11: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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