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国市长演练如何“对付”记者

夕阳秋草

钟玉明

　　突发事件是新闻，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党政官员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本身也是新闻。

　　现代信息技术将把党政官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记录在案，它们是否经得起公众和研究人员审视、推敲？

　　“对付”记者，正成为中国市长的必修课。日前，来自中国30多个城市的市长参加了“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市长研讨班”。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干部培训中心和中国市长协会主办的研讨班，中心内容是危机时刻如何与媒体沟通，也就是培训市长应对记者的能力。

　　在这个课堂上，市长们接受了怎样的训练？

　　 市长演习“记者遭遇战”

　　在广州市的一个会议室里，广西南宁市市长林国强被公关专家请了出来。

　　专家：“假设你刚参加完一个国际会议，在会场门口被香港电视记者拦住。记者问你：‘有美国媒体报道，一位移居美国的市民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贵市生产的一种含血液成分的药物导致艾滋病感染，他已向法院起诉贵市政府隐瞒真相，索赔500万元。世卫专家估计，服用该药物导致感染者超过1000人。您对此事有何评论？’”

　　林国强回答：“药品生产管理权在卫生部门，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林国强巧妙地把“皮球”踢了出去。

　　林国强旁边的安徽省蚌埠市市长花建慧被请了出来：“请你代表卫生部回应这个问题。”

　　花建慧：“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专家：“按中国的法规，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从“非典”开始到北京密云事件到吉林大火事件，已有近十位官员因为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是否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

　　花建慧：“这是肯定的。”专家：“那你会引咎辞职吗？”

　　花建慧：“如果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尽到责任而引发的，我会引咎辞职。”

　　专家：“如果感染者是你的家人，那么你的说法会是一样的吗？”

　　……专家步步紧逼，市长进退有据。

　　这是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市长研讨班”上的一节练习课。

　　研讨班上，伟达（中国）公司高级总监孙玉红带来了美国“9·11”事件中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发表电视讲话的片段，给市长们详细讲解地方领导人在危急时刻的最佳表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用北美停电事故、香港禽流感案例，向市长们讲解各级政府官员与公众、媒体沟通的方法和效果。

　　公关专家帮助市长设计应对各种采访的流程和技巧，包括怎样对公众讲话，如何布置信息发布现场最有利于安定公众情绪，等等。市长们与专家学者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理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点评，现场演练在各种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林国强、花建慧的“艾滋病感染”访问，便是其中的一节。

　　 你不说，别人说；你明天说，别人今天抢先说

　　薛澜说：“我国危机事件呈现发生频次增加、规模变大、波动方式多元、国际化程度提高等特点。除了制定有关法律制度外，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党政干部危机管理的理念与能力培训。”

　　现代信息技术下，新闻没有国界。国内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刑事案件、公共安全事件等方面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热点。新闻处理必须高效，稍一迟疑，就会错失良机。掌握事件真相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舆论的主动权抢在手里，别人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政府想等明天有了调查处理结果再公布，别人今天就抢先“合理推测想象”。

　　2003年“非典”期间，广东移动和广东联通两公司8个小时记录到从互联网发往手机的有关抢购大米和食盐的短信9万余条。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属下的广州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抽样调查显示，关于“非典”事件，45．7％的广州市民信息来源是“亲朋好友”，超过电视（31．3％）和报纸（13．4％）的总和。也就是说，在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发布消息之前，近一半市民已深深困扰在传言中。

　　统计显示，新闻已成为手机短信的主要内容。手机用户使用网站短信服务中，发送自写短信息占用户总数的67％，发送网站提供的文字短信息的占57％，订阅短信息的占24％。相关估测说，现在手机用户接近3亿人，到2007年将增加到5．5亿人。

　　长春市市长祝业精说：“开放的中国，信息要公开。实践证明，对突发事件报道及时准确、主动引导，就能赢得好的社会效果。政府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事件的解决。反之往往造成工作被动，导致政府形象遭受损害。”

　　南宁市市长林国强说：“禽流感发生的时候，境内境外记者好像从天而降。过去突发事件是保密的，现在必须对外公开，必须很认真地对待。”

　　虽然各地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因为政府官员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被记者抓住，提出各种问题。“开放的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媒体直接面对公众”这一民主观念，在政府官员中得到广泛认同。

　　 危机时刻更有效地动员公众，成为官员不能回避的一道门槛

　　中山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过去，我国各级政府培养任用干部着重于政治品德和政绩，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缺少训练和考察。我国对外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制度建设，对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尊重新闻规律，在危机时刻更有效地号召公众、动员公众，成为党政官员不能回避的一道门槛。”

　　曾经是处置“非典”事件主角之一的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当时，痛切感受到卫生系统缺乏公共关系专家。卫生行政官员大多是医学专业出身，没有进行过公关培训。”

　　孙玉红说：“中国正逐步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公关技能培训和考核，并且引入国际公关顾问公司参与培训课程。2004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第三期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中，“伟达”被邀请对中央各部委和各省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据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邀请企业对自己的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

　　据了解，一些城市在公开招聘、选拔公务员和官员时，增加了演讲答辩项目，并邀请公关专家担任特别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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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信息发布逐渐规范透明

　　我国突发事件新闻处理方式和以往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理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国内发生的很多突发事件都没有及时公布，外界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公布也没有人管没人问。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是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但人们从新闻中只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地震究竟造成多少人员伤亡，政府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救灾，都没向社会公布。直到10年之后，公众才从作家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了解到详情。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国际影响扩大，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党和政府把增强处理新闻、利用舆论的能力当作提高执政能力的大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副局长鲁广锦说：“中国的突发事件新闻处理逐步形成一套制度、机制和模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抗击“非典”为标志，我国在突发公共危机的新闻处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步。

　　在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中，新闻处理被列为重要内容。在信息公开的相关制度中，对国内突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刑事案件、公共安全事件的新闻发布问题作出了规范。2004年发生的禽流感、河北矿难、包头空难等一系列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地方政府信息发布及时、客观、准确，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好评，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