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两次逃难与日本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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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一生经历了两次惊险的逃难：一次是“百日维新”失败，追随康有为亡命海外；一次是潜赴广西组织军务院，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耐人寻味的是，这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 年9月21日凌晨，不知已被出卖的梁启超，正和谭嗣同对坐床上，高谈阔论待袁世凯诛杀荣禄、光绪皇帝大权独揽后如何大展鸿图。不料忽然传来了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康有为已于9月20日出逃）的消息，接着又有人告诉他们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他们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由于梁不谙日语，所以只能和当时的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笔谈。林权助后来写了过一本《我的七十年》，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幕：
……


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

天津是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不久荣禄又派人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本舰长一口拒绝。下午军舰启航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十八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忧心不已。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

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
3月7日，船到香港。……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又周到。3月12日，化装为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妙义山丸上。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梁启超的广西之行，历尽千辛万苦，用他自己的话说，真好比“小小一部冒险小说”。但日本人如此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如此细密周到，也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尤其是在不到一年之前，他因为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刚刚和日本政府撕破脸皮。日本政府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还指责他 “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反驳说，难道日本人要让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还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日本人这么快就捐弃前嫌，这让梁启超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的心机之重。因为梁启超知道，帮助他的都是外交官，没有东京的同意，他们不可能单纯出于个人的同情伸出援助之手的。

其实，只要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客观上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在护国战争中也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也支持护国军，目的就是想使中国的内战和分裂长期化。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给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民族主义就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中国时下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愤青”们，在“实现自己的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方面，和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功夫比起来的确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