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寻找现实：一种歪曲或《国外后现代戏剧》读书笔记

舶良指玄

作者：巴黎公社



                  在这希望的时代有些东西已经腐烂
                  让我们把她埋进地球里让她在月球上破灭
                     ——（德）海纳·米勒《哈姆莱特机器》

   骇客帝国：一种不存在的现实

   再也没有比小说在现实中国更悲惨的遭遇了。实验艺术与前卫艺术自八十年代初期登陆以来，美术、戏剧、电影等文艺样式都在或快或慢地向前推进。在我宿舍的墙上贴着一份彩色的本地周报，详细地记载着九十年代以来部分被禁影片的介绍，我仔细地数了数，一共有四十部。这些影片我当然一部也没有看过，但我能感受到来自电影界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前进态势，犹如刀锋，寒光闪闪，决绝而又果断。但小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突然呈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景观，纯粹的文学写作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小说神域被垃圾所占领。正如陈晓明所说的，这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
   如果说，先锋文学是因为沉醉于形式主义而让读者的智力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而疏离了文学先锋们，但让我更想不通的是，现实主义与私人化写作制造的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不负责任的现实幻觉则是对读者的无情愚弄，它们对读者的伤害是更加空前绝后的。但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我们期待的读者对垃圾文学的抵制这一觉醒行动并没有出现，尽管目前已经呈现出了一些苗头，但远远没有达到我所预想的那种大面积塌方。唯一的一个解释是：我对读者的阅读水平估计过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还在现实的文学幻觉的冰河下沉睡。
   趁着读者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现在是成为作家的最后一个最佳时机。一个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过大量阅读、必要的文化储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写手，只要他进行了一些对国内作家作品的阅读和“新概念作文”式的语言训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作家，只要与不负责任的、急功近利的、虚假的文化现状合谋，他就有可能获得表扬或人民币的奖赏。但这样的时机也将是短暂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长久地生活在一片文化垃圾之中。我们目前的文化垃圾之所以存在和变本加厉地蔓延，并不是因为可以写作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太多，而是作家队伍中并没有知识分子。正如艾恩·兰德所说的“而是由于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今天，那些以知识分子姿态出现的大多数人是一些被吓呆的傻瓜。”（转引自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311页）但我对此保持乐观的期待，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我们整个认知方式的改变，我们对于文化的感情以及对生存体验的变化，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也必然发生变化。事实上，一批具有有机阅读背景、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已经做好了写作的准备，我在这里不使用“驱逐”这个具有威胁性的词语，但他们的确可以让垃圾小说回到自己应该呆着的地方去：“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并不是严重对立的，但“大众文学”侵入文学的金字塔尖，并占据十多年，这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情。历史终结的预言将在中国的文学界再次得到验证，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但它的确是在悄悄地发生着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向那些进行尖锐探索的写作者同行表达我的敬意：他们是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阅读方式，他们把小说的表现范围扩展到一个超越现实的、神与魔及人类的可能性共存的王国，一个在想像的语境中无所不能的领域。但我所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暗示着另一种存在：我并不是他们的同行者，我的写作行为是决绝而果断的，但我的小说则是一种对文化霸权、读者阅读趣味进行妥协后的文本。简单地说，我的所有写作努力都掌控在可以使读者接受的层面上，我不可能后退，但同时也不具备“间离”读者的意图和动机，包括这篇读书随笔。
   这是由我自己的写作精神决定的。尽管池田大作和汤因比反对文学的社会性目的，无论是崇高的，还是低下的，虽然我对这两位老兄都很佩服，但我无力摆脱我自己写作的社会性目的，从而响应他们向文学自身进军的号召。如果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更倾向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及那种自作多情地为社会进步负责的传统，但我当然不会傻到“愚忠”的那种地步，这和后现代戏剧家奥古斯都·博奥的想法一致，他一直把戏剧当作了一种有效地改造社会的另类手段。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揭示隐藏起来的真实并影响读者，我所谓的“真实”来自两个层面，一种是群体生存状态的真实，一种是个体精神存在的真实。寻找真实是我的写作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桥梁，我的所有写作都因此一直飘荡在现实的土壤上。
   按照文学教科书的说法，我的写作气质更适合向现实主义靠拢。事实上我对现实主义并没有多少好感。我不清楚“现实主义”这个文学术语的来龙去脉，但我知道，国外的小说家同行们，诸如约翰·巴思等人，对现实主义是十分痛恨的。现实主义是我们钦定的写作方法，但我的视野所及的中国现实主义写作，除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时代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产生久远记忆的作品。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它批判现实时所迸发出来的尖锐的质问力量，像重金属一样散发着忧郁的光芒，而不是歌唱。歌唱是能够产生审美的愉悦的，关键是我们的歌唱是轻浮和蹩脚的，嗓音沙哑，十分难听。就我的理解而言，现实主义写作应该是一种表现生存或现实真实性的文学，研究生存的状态、人在现实中的苦难的命运，对生活不是一种模仿而是一种和谐的变异。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事实上，经过改造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已经连还原生活的能力也丧失了，作家的创作是从生活中提取“预先制作的现实”，和真实无关。这个不用我做过多的解释。许多聪明的作家看出了这一点，做为对这种现实主义写作的反抗，私人化写作是面目可疑的，它们用个人经验来反抗庞大的集体记忆的现实，事实上他们只是对虚幻的现实的反抗，而不是对真实现实的反抗，因此它们的反抗同样是虚幻的。他们最喜欢使用的武器就是“性”，但它们的“性”只具备肉体意义上的含义，并不是世界的本质。西方的“垮掉的一代”让我们感觉到了精神荒芜的痛苦与灵魂的挣扎，而中国的“垮掉的一代”，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雄心勃勃，但实际效果却只是为性而性，因此它们并不具备文本价值和革命意义。这段话对普通的读者而言，可能有点拗口，语言要表达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有限度的，但我也不想进行更详细地阐释，例子的援引是会引火上身的，我讨厌来自并非同一个语境里的挑战，这只会浪费我的时间。但我愿意做一个提示：我认为我们所处的现实有点类似于《骇客帝国》中的那个虚拟的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同时也是虚假的，并不存在的，对它的反抗只能是清醒地置身于这个现实之外，从而发现并触摸到真实，除此之外，所有的反抗都是在程式之内，是预先制作好的虚假的现实程序之一，它不能和现实构成冲突，相反是一种共谋，共同扼杀文学走向真实。事实也正是如此。
   帝国主义大片《骇客帝国》是部不错的影片。也许这是我对它的一种误读，但我们必须得承认，误读也是一种理解，文化正是在误读中传播和发展的，它的敌人就是“统一认识”，这只会停滞和扼杀文化的进步。这算是本节结束前的一个启蒙。

   触摸真实：现实的不在

   再也没有比河南人在现实中国更倒霉的遭遇了。在商业主义大行其道的势利时代，有着光荣与自豪历史记忆的河南人被充满商业智慧“先富起来”的地域所鄙视和嘲笑，就连河南人身上的厚道与善良等一些优良品质居然也成为被人嘲笑的段子了。但我做为一个河南人，我为自己出生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而自豪。饱经战乱和其它灾祸的河南人，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了集体无意识，在河南省任何一个村庄里，我们都会毫不困难地找到一个又一个紧紧地皱着眉头的小孩。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皱着眉头，但他无疑在潜意识里具备了承受苦难的准备。
   在中国成名的作家中，我所认同的刘震云和李洱就是河南人。河南作家中当然也有趋势附炎的，其它地方当然也有对苦难具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作家，但河南作家整体上更关注现实的苦难。我是一个出生于河南的写作者，随着我的阅读和写作的深入，我也许会让自己的小说取消它的社会性目的，仅仅关注小说写作的自身规律，但就我目前的文学观而言，写作必须触及现实，而要触及现实，只有通守揭示现实的苦难，才有可能抵达现实内部深处的真实。这当然和我做为一个河南人有关，河南人是中国受传统影响最深的地域，河南作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个梦想，他们也许并不了解奥古斯都·博奥的“被压迫者戏剧”，但他们始终都没有忘记中国文人的传统：让文学作用于世道人心。这一梦想是如此地迫切，以致于他们甚至顾不得关注文学本身，而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本身然后才能参与建设和完善社会。但他们的写作是值得期待的，前提是他们必须像《骇客帝国》中的男主人公□□（作者有轻微的记忆障碍，男主人公的名字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年轻的电脑黑客，如果有朋友记得，请跟帖告我一下，不胜感激）一样，尽快地认识到现实只是幻觉，而并非真实。
   我的所有写作都明确地指向现实的大地，但实际上现实在我的小说中并不存在。《吹个泡泡糖逗你玩》和《哭泣的鸵鸟》事实上分别是我大学时代两个将近十万字的中篇小说的扩展，那是一个学习写作的初级阶段，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管辖与教育，虽然我已经意识到现实的不可靠，这种传统的创作手法压制读者和作者认知世界的方式、控制人们的思维，我作了努力，但还是无力摆脱写作惯性，它们具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严格的说，它们依旧是现实主义写作，尽管它们尽可能地还原了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但我还是觉得沮丧：它们并没有向着我预想中的自由的艺术天堂中飞翔。
   在我看来，致力于触摸真实的小说，最好远离现实。博奥的《被压迫者戏剧》一书的理论核心是反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被压迫者诗学”。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压制的诗学，在亚氏看来，世界是已知的，完美的，或者是即将完美起来的，它的一切价值被强加于观众，观众被迫让角色代表他们行动和思考。这样做的话，观众自我净化了他们的悲剧性过失——换言之，是某些改变社会的能力（《国外后现代戏剧》第119页）。这些观点同样可以移植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写作上来，现实主义是一种背叛了小说美学原则和想像力的创作手法，叙述和语言本来是小说用来探索和揭示真实的，而不是掩饰或改变真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却与此相反，它们利用叙述和语言隐藏了真实，把读者拖进了完美世界的泥沼中。由于非文学的原因，如果我们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反抗隐藏了真实的现实主义，我很怀疑这是否行得通。被阉割的现实主义即使是一个太监，但它也有足够的权威压制对它的任何挑战。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意识也将会使这种反抗变得十分不彻底，许多作家也进行了尝试，结果对现实真实的揭示演变成了对苦难温情脉脉的抚摸。
   很显然，正如后现代戏剧的确立伴随着对传统戏剧的破坏，我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抗同样需要破坏。真实的存在只有通过“现实的不在”才能在艺术中得到证明。启示依旧来自后现代戏剧，波兰戏剧家塔迪尔兹·凯恩特认为：要用震惊和愤怒来冲破坚不可摧的现实外壳。所谓震惊，不是一种安抚感官的手段，而是相反，是一种打破现代人卑微、普通、实用的生活哲学的手段；一种打通他被抑制的想像管道的手段；一种传输由于实用主义和深思熟虑而被阻塞的不同信息的手段。这种写作将是狂欢的，属于想像力的，是一个神与魔共存的王国，它只效忠于作者内心的现实，故事的意义被压缩至最小的限度，它只存在于自身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小说肉体之外的现实语境中被理解。简单地说，小说自身可以创构出一个时间和空间，制造出一个“现实的不在”而真实却无处不在的世界。由于它的虚拟性，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享用自己的写作自由，从而触摸到真实的秘密。这种小说拒绝读者的感情同化，因为读者的感情是被改造过的虚假的感情，严禁小说读者卷入其中，而是与小说公开对立，形成一种紧张的“间离”阅读效果，从而粉碎那个被正统小说读者和作者所珍爱和需要的现实主义幻觉。如果要我举例的话，七格的《迷宫》、穷人郭发财的《纸房子》、裴志海的《梦游者之歌》就是这样的小说，但它们并不反对误读，误读是对小说意义的一种新的发现。
   小说利用“现实的不在”而竭力追逐真实，想想这其实是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但对作者来讲，这是一种幸运，为了寻找真实，他必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小说本身，他必须反对自己身上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放弃它的拙劣、贫乏的写作技术，寻找一种更高贵的表达方式，这有可能会使他的小说向着艺术的自由天堂里飞翔。

   呼啦汤：来自民间的启示录

   我是个非常恋家的人，这似乎也是河南人的宿命，无论他走到哪里，梦里还是会经常出现他老家那个贫困的村庄。在长江中下游的这个城市里，我常常怀念河南南召。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名，在毕飞宇的一个小说中出现过这个地名，但他紧接着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是的，这是豫西南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尽管在那里发现了和周口店同时代的“杏花山猿人遗址”、中国最早的长城“楚长城遗址”，但因为贫困、闭塞、不善做秀，这些发现并没有给它带来光荣与自豪。我喜欢老家的理由很多，其中的一个理由和吃有关：我喜欢老家的扯面和呼啦汤。扯面是一种手擀面，用水和芝麻油和面，然后用手扯成几尺长的面条，放在炖好的羊肉汤中，韧劲十足，香味四溢。在我看来，只有新疆的“拉条子”和它有一拚，“兰州拉面”根本不值一提。但奇怪的是，以面食为主的河南省，其它地方几乎看不到址面的影子，就连离南召最近的南阳市，虽然有几家扯面馆，掌勺师傅似乎并没有偷工减料，但口感却大打折扣，甚至还不如我母亲在家做的好吃。
   因为我热爱老家，所以说到扯面时，禁不住多扯了几句，算是做个广告，南召县城的大街上到处是扯面馆，因为没有什么工业，那里至今还是一个并未受到多少污染的山青水秀的地方，几年前我回老家时，五元钱就在一个小镇找到了一家干净、舒适的旅店，现在可能会贵了点，但估计也贵不到哪里。如果你想深入民间旅游，那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民风淳厚，你要是找人问路，说不定他还会直接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当然这都是免费的，你要是因此过意不去，塞给他一支纸烟的话，他还会不好意思地推让半天才接着。治安状态也不错，离家十多年了，我的口音和穿着和本地人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我每次回去都没丢过钱或被人勒索。那是一片朴素的土地。
   夹带的私货已经够多了，打住不说。
   应该更详细地说一说呼啦汤。呼啦汤在河南南召是一种真正属于民间的食物，近几年的大街上了有人把它当作了早点，但那不是正宗的。正宗的呼啦汤一般是在春节期间出现的。河南人平常是非常节俭的，但春节时是个例外，一进入腊月二十，就开始打理年货，年货的丰盛甚至让城里人也感到吃惊，呼啦汤是把所有的菜都取出一点，包括荤菜和蔬菜，然后放进大葱、香菜、八角等调料，炖好以后，用勺子舀着往碗里倒时，呼啦啦地响，因此就叫呼啦汤。我当然也很喜欢这种食物，十分贪嘴，百吃不厌，曾经多次吃坏了肚子。
   这和互联文化主义有点类似。把几种不同文化放在一起的“互联文化”现象在戏剧方面早就发生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戏剧家的音乐剧《狮子王》就是一个例子，《狮子王》是一个西方故事，在百老汇上演时，泰摩尔使用了非洲音乐、东方写意风格的舞台布景、印尼木偶风格的动物面具，达到了一种独特奇异的和谐。朱莉·泰摩尔的文化杂交式的戏剧试验，为找到戏剧的新的表现力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把互联文化主义引入文学创作中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所有的写作行为并不是自发的，所谓的天才是一种欺骗他人和自己的纸做的盾牌。我们在写作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阅读、必要的知识储备从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的写作必须是承继性的写作，所有的创造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发生的。弑父也必须是在充分了解了父亲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展开的。这就为文化互联写作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文化不但包括了外来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本土的文化传统的充分参与。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后期先锋文学试验的溃败，原因很多，但有一条似乎是比较重要的：他们的小说文本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互联文化主义的关键在于，寻找那些被人遗忘的，被腐蚀的，被压抑的本土文化传统，在它与外来影响的关系中更深地理解自身文化的起源和改变，以寻求其在本土语境以及如何在别处与之遥相呼应。多种文化是诱惑、模仿和交流的双向作用，保持自己的特征，避免同化或消灭另一方，请记住，是诱惑而不是削弱或全部驱逐对方。
   在没有找到这个术语之前，我已经有意识地这样做了。《吹个泡泡粮逗你玩》就是在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基础上，依据本土观念运用超现主义、黑色幽默进行写作。作家朋友刘卫兵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写作，一半对一半，它有可能受到传统的抵制，同时也因为革命不彻底而获得先锋的白眼。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仍然认为，《吹个泡泡糖逗你玩》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它离我心目中的“呼啦汤”式浑然一体的“实验小说”还有不小的差距。简单地说，我所谓的“实验小说”就是尽可能地引用外来文化的写作技术，但它最终的目的必须是以曲折的方式隐喻现实。《战争杂碎》要好一点，但它过于迁就传统的阅读惯性而走得并不是太远，似乎过多地借助了“大话式”写作也使它缺少了本应具备的重金属般的厚重。《梦游者之歌》大量的象征、隐喻的使用，使它的荒诞、黑色幽默少了一点轻飘，多了点扎实的意味，但它在厚重感和好读好看方面，仍然需要我的努力，这将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沉淀一段时间对小说是有好处的。
   我的大量阅读受制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但我同时也警惕与传统的割裂。我对中国读者的阅读水平和质量，以长远目光来看，是充满乐观的期待，但目前是悲观的。经过几十年的对文学的重构、管辖和改造，读者的阅读胃口只能适应现实主义的萝卜白菜。他们在翻开小说之前，心里就准备阅读一个好看的故事。那么好，我迁就你们的阅读趣味，首先就在小说中讲述一个好看的、充满戏谑的故事。但好看的故事只是我的小说华丽的外衣，我在故事下面隐藏着残酷的真实，它们不动声色地潜伏在小说的深处，正等待着读者的惊醒。我希望我的小说就是一个贞洁的脱衣女郎，但她脱下华丽的故事外衣后，读者能够看到的是她美丽的艺术胴体。这需要我高超的叙事手腕，事实上我也在一直为之努力。
   这像是在和读者进行一场游戏。在约翰·赫伊津哈的一本论述游戏的著作中，他认为，在西方神话中，许多英雄也靠诡计取胜或倚仗外来的帮助，珀罗普斯贿赂了俄诺玛俄斯的马车夫，才把蜡钉安到车轴里；伊阿宋和忒修斯成功地通过对他们的考验，靠的是美狄亚和阿里阿德涅。我希望我在和读者玩这场游戏时，在借助外来文化的帮助，设置叙事诡计的同时不要背叛本土语境。在我的小说的某些表面可能与传统是疏离的，但我希望在感觉和理智的内在要求方面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犹如海纳·米勒和他的戏剧教父布莱希特的关系一样：不加批判地运用布莱希特是对他的背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本土传统与外来写作技术的运用。互联文化主义写作是需要智慧的，它凭借对来自不同的文化区域的写作传统故意或自愿的混合，创造出一种杂交的形式，最终形成一个浑然一体的小说文本，但它表面却没有任何破绽，无懈可击，极其完美。从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学身份。
   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诡计式的写作，它在表面上向文化霸权、读者阅读趣味投降，并借助文化体制让自己的小说文本进入市场流通，但它骨子里保持着神圣写作的贞洁，并对现实幻觉进行绝不妥协的隐喻式书写。这当然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它在传统与先锋之间飘荡，它将面临两种结局，一种是得到大众阅读与文学内部的双重承认，成为一块光荣的垫脚石——小说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我们都是垫脚石。另一个结局将是悲惨的，它受到来自传统与先锋的双重抵制，在大众阅读与文学内部面前溃败得一塌糊涂最后吐血而亡。这是我的朋友耿君宇讲的，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我宁愿让自己的小说孤独地死去，也决不让它和文化溃败时代一起勾结合谋。在《大话西游》中，做为“斧头帮”帮主至尊宝和孙悟空双重身份的周星弛在逃离神仙与妖魔群殴的五指山现场时，紫霞仙子看着他踉踉跄跄奔跑的背影，深情地自言自语：“就连他逃跑时的背影也是那么帅。”如果我的小说不幸被耿兄言中，在它孤独地死去时，我也会充满深情地抚摸着它们的尸体自言自语：“就连它孤独死去的姿势也是那么迷人。”

   （《国外后现代戏剧》 曹路生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定价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