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意淫——读张广天《我的无产阶级生活》

姐姐

“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个别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剧本《切•格瓦拉》
“那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除却政治斗争的具体伤痛，还剩下民众解放的革命方向。”
                                                                                    ——张广天

缘起  我不得不承认，评论《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这样一本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不仅仅是由于书的作者张广天在公共舆论中的巨大影响，而且在于其章节逻辑顺序的安排完全不符合读者已经适应的阅读习惯，让读者很难把握作者的叙事意图。这样不经意间就把读者与其认知理性隔离开来，而我们广大的读者，则被诱使着在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激情的渲染下宣泄着意识深处那份对不安状态的渴望。于是，一场场由作者与观众虚构的精神冒险便随着先锋戏剧《切•格瓦拉》的巡回演出展开在各大城市的小型剧场中，双方在一场大型的社会性文化意淫中获得极端体验所带来的快感中找到精神慰藉。
按照张广天的观点，左派文化能够在商品社会中获得票房价值，才说明商品经济社会的成熟。比照美国摇滚文化的“过度政治化”（overpoliticization），我们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毕竟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铁杆乐迷和满街行走的“格瓦拉”和毛主义者们的精神诉求需要一笔不菲的花销来维系。但问题在于现在的中国不同于六十年代的欧美，不同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人家一样全盘“嬉”化来完成针对既定体制的挣扎与反叛，尤其是以我们曾经对之产生过代际性精神痉挛的革命的名义。

革命情结与人民伦理  张广天出生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第三个月，一个“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年代”。在他出生时，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身处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理想年代，在这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中，共产主义理想是怎样地在世界范围内被无数热血青年激烈地践行着；他也一定不知道，在他出生的后一年，他所崇拜的英雄切•格瓦拉是怎样惨烈地倒在了玻利维亚的崇山峻岭之中。虽然这一切离他是如此地切近而又遥远，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树立起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少儿时期激烈的社会氛围与强大的社会动力机制使得他过早地接受了革命话语和革命伦理的输入，以至于他在以后的生活境遇遭到体制的压迫时会义无返顾地踏上“革命”的道路，因为对于一个热血青年而言，“解放全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同胞”的普救理想实在有着太大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双重诱惑力。
在作者的大学期间，伴随着新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开放气息，他开始了自己的嬉皮士生涯，“和诗社的几个男男女女，扒火车，南上北下，喝得酒气熏天，裸卧在农民的庄稼地里；抽烟抽得昏天黑地，舌头麻木，满嘴发苦；在解剖教学楼顶彻夜长谈，玩恋爱游戏，最过分的一次，七天只睡两个小时；为了追逐一个德国女孩，拼命学习英文、德文；一直到最后，在药理实验室寻找麦角胺酸，查阅大量书籍，配制兴奋剂……”还组建了摇滚乐队和写了大字报，后来由于作者本人不愿意透露的原因，他进了劳改农场并呆了将近三年。在那里，作者发奋阅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代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他通过信件定期与自己的乐队保持着联络，并把自己的作品寄出去交给同伴演奏。
应该说张广天的革命情结是与愤青和滚爷们有着本质区别的，他不像活跃着的那些对革命仅仅有着字面的概念性理解的当代青年一样把革命作为显示其反叛精神的文化符号，他鲜明的儿时记忆和丰富的成长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身体体验。于是，他决定效仿当年的毛泽东，“和知识分子阶层告别”（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的主流知识界对他的定位却正是“边缘知识分子”），和王以培一起开始了流浪卖唱的生活。“这个起点对我很重要，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再也不是站在聚光灯底下，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在人民中间，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
在这本书中，张广天把自己的民粹倾向暴露无疑。当然，对原教旨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是不应该存有什么疑问的，别尔嘉科夫说：“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对弱势群体的发自内心的悲悯是知识分子必需的人文关怀。张广天早期的流浪卖唱的生活也的确有着“到民间去”的意味，张广天坚定地选择了人民（草根阶层）作为自己的道义支点，这一点从书中大量的情感表白中可以察觉出来：“89年底，我的做法到底怎样呢？我开始告别与我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这样的思想，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我写《全无敌》、《瑞金城外有口井》、《口号》、《人民万岁》等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
然而，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又将蜕变为恐怖的代名词，关于这一点，有太多血淋淋的历史真实为其作了注脚。因为一方面，知识分子（尽管张广天拒绝承认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但他的言行无疑带有一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色彩）天生的文化/道德优越感带来的自我神化倾向使得他们经常在由上而下地输出自己的现世关怀时不会去过分地考虑“下层”的感受，而往往带球越位，以自己的理想诉求代替“人民”的实际需要，这也是积极自由的拥护者们经常会遭到的一个质问；另一方面，“人民”是一个全称概念，大到全体国民，小到单个个人都可以被囊括到这个概念的范畴当中去，这个概念的解释权一旦为掌握了话语权力的精英阶层所垄断，那么多少罪恶将会在“人民”的名义下做出来！我毫不怀疑作者一系列行为的道德自觉性与纯洁性，问题是目的的道德性是否能够确保结果的道德性？
“正是这些，让我从此下定决心去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工作者，一位永远在人民中歌唱的歌者。我除了为他们写作，与他们共生共存，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以别的什么来回报吗？”“只是创作和生活的实践使我懂得了艺术家应当首先做美的创造者，为了别人享受美而劳作。”读着这些曾经那么熟悉的语调，我仿佛回到了那个道德清教的年代，把个人的价值贬低在他人和集体之下，通过道德的禁欲来完成自己对“集体”这个和人民一样虚幻的概念的归属与依附。然而以这样一种反人性的道德修炼为基础的“人民艺术”究竟能够为健全国民性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经验告诉我：道德上的高调随之而来的，是行为上的狂热。

“牺牲”姿态与软性暴力  基督文化史上最能够感染人的历史镜头就是耶稣的殉难，《新约》的撰写者煞费心机地描写了耶酥代全人类受难的惨烈景象：他死前遭受到无情地语言嘲弄与羞辱、被无知的兵丁唾面、被犹太总督鞭打折磨，最后差不多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整个白天，终于鲜血流尽而身亡。在临死前最后的晚餐上，他意味深长地拿起一个饼子，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个画面不知让多少基督徒为之肝肠寸断，也不知让多少呼唤人文关怀的学者将其作为道德象征。无独有偶，由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孕育出的佛教也有类似的镜头：佛祖有一天出行，遇见一只行将饿死的猛虎，便一块块地割下自己的肉喂养老虎，直到自己肉身完竭。
这两个个案为我们理解信仰提供了很好案例，信仰的维系究其根底是建立在一种精神的非理性之上的，因为它是一种前逻辑，无法被纳入到我们所擅长的经验/逻辑认知体系中去认识。所以一旦有一种精神动力源将人们拉出理性的范畴，人们将会失去思维的屏障而沉醉于意识无政府状态下的精神亢奋中。张广天的革命情结所依附的道德内核正是这样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式的自我牺牲情结，而这种类宗教的情结往往是和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我并不愿意把这个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想象成谋略家，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纯洁目的的毁灭性要远远大于一个伪善的目的。“如果我们全部倒下，请站出来，勇士！重整旗鼓，请拾起来利器擦亮锋刃，请抬起来头颅引吭高歌！”“毛主席说，革命五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被出卖不怕，被同志开除党籍不怕。我常常想起他的这番话，这不怕，那不怕，归根结底，是牺牲自己不怕。”张广天自认为走上的是毛泽东和格瓦拉的精神之旅，却没有考虑他自己身处的历史语境，而他这些言论所流露出的领袖/教主心态倒是值得警惕。剧作家的表演本能经常会使得人无法分清生活和舞台的差别，将现实生活舞台化。
而与这种牺牲姿态相对应的，是一种赤裸裸的软性暴力驱使。“在反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歪曲下，‘革命’就是肮脏政治的同义词，就是尔虞我诈，就是勾心斗角，就是同床异梦，就是骨肉叛离；而与‘革命’相关的理想主义，就是痴人说梦，就是脱离现实，就是拒绝财富，就是贫困饥寒，就是闭塞落后；而与理想主义相关的道德生活，就是禁欲主义，就是封建迷信，就是戕杀个性，就是违背人道；而与道德生活相关的中国文化，就是野蛮无知，就是血统顽劣，就是素质低下。”张广天多次强调自己所说“革命”的形而上意义，强调革命不安现状和不断否定的精神，反对人们将革命与血腥暴力等同起来，拒绝承认革命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但是同时他却毫不掩饰地宣扬一种软性暴力。在非暴力革命时期，这种隐性的精神暴力能够满足人原初欲望中极富攻击性的嗜武的一面。尽管他反复强调革命的非暴力性，但是一进入私人叙事，他内心深处崇尚强力的本性就暴露无遗：“革命就是有血污的，好比婴儿出生。群众要是不在斗争中实践，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还叫什么群众运动？难道是看华尔兹舞的表演吗？”（《我读毛主席语录》） 在他的宣言性质的文章《美是一种战斗力》中，他更是声称“人民美学是斗争的美学”，用“文艺游击战”来作为文章的小标题，并以“深入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建立根据地”；“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军事战术名词来为自己的“美学”战斗檄文摇旗声势。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压迫”、“斗争”、“阶级”、“灭亡”、“解放”等革命话语随处可见，这种文革式语言极容易煽动起一种集体非理性，让处在精神造反期的青年为之激动不已。　　

革命理想与叙事逻辑  读完《我的无产阶级生活》和张广天的其他一些文章，即使对他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我也不禁为他纯洁的革命理想所深深感动。毕竟在资本伦理下的工具理性主宰市民心态的今天，仍然存在着一些对价值理性不懈追求的人们。何况他的理想是曾经鼓动过一个时代的已经进入民族记忆的价值理念。他在他的先锋戏剧《切•格瓦拉》中深情地回顾着那个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并天真地想要复辟和永久延续革命（很奇怪他这里说的革命是沿用了西方语境的革命，他仿佛站在了国外看待中国的文革）。“一谈革命，就是什么革命情结，好像革命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不！《切-格瓦拉》等一系列戏剧，就是为了告诉人们——‘革命是不朽的’，永恒的。革命就是生活，只有反革命情结，而没有什么革命情结。因为革命无时无处不在，它是最真实的生活。”
这个“红旗下的蛋”最擅长的事就是在舞台上带头高唱国际歌，以此来带领台下的观众拥抱他的精神领袖3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他就像幽灵一样在一场“新长征路上的革命”中“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那么他口口声声要讨伐的革命对象是谁？他到底想革谁的命？这个问题他从来也没有回答过。但是从他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最为憎恨的人：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及其“孝子贤孙们”（这也印证了他一直标榜的“无产阶级”身份）。
为了为他的革命行为寻找阶级支持和树立革命对象，他在叙事的逻辑上做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安排。与他一起流浪卖唱的教授兼作家王以培曾有如下评价：“正如《红与黑》中所记录的1830年前后；一个红旗飘扬的时代轰轰烈烈却又无声无息地过去，总有那么一个人依然珍藏着革命领袖的肖像、革命时代的理想，在黑暗时代里孤独而顽强地奋斗——为了让红的更红，有时不惜让黑的更黑。最爱红色的人对黑暗体会最深，也最有办法对付那些黑心人。”   
张广天的流浪生活和劳教生活使他深深体味到“人民”的善良与伟大，他满心感激地在歌曲和文字中表达自己对那些在困难时期给他力量的“人民”的敬意。“如果你在街上看见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脸上的愁容，你不能由此想到你的母亲，你跟人民是联系不在一起的。”“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我无意在他的民粹情结上置喙什么，问题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一个政治色彩如此浓烈的词汇来指称那些作为整体的善良的人们。正像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在这纷乱的世上，可能不存在什么阶级，但一定有一个族群，他们的心地明亮而踏实；这个珍贵的人间，可能不存在什么人民，但一定有无数的个体，他们心肠火热而善良。”——作者的煽动方式是非常高明的：他有意沿用了这个在中国有着非常意义的名词以突出其“阶级”性。这样，既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广大的善良的人们中间，又借这个词汇中隐含的政治信息渲染了一种久违的革命气息。
作者最喜爱干的事之一就是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在这里，他又把传统概念中资本主义的外延无限扩大，拉妇从军般地将整个西方文化等同于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并“创造性”地试图将已经过时的红色话语裹上一层现代包装，或混淆基本的逻辑常识把话题的风向望自己已经铺就的道路上引导。
“上个世纪的学院音乐在今天不能通过哪怕最有效的传媒手段起死回生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精神灭亡的一个标志，但不能就此掉以轻心。资产阶级在今天借助现代传媒，利用民间音乐形式广泛地传播它的伪人道主义，是一种拐弯抹角朝三暮四的伎俩，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霸占人民的业绩，堆垒起比学院音乐更为顽固的堡垒。”——在这里，学院音乐不分青红皂白地成为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标志，而他所钟爱的红色革命的代表“黑板报、戏剧革命和民歌运动，很难说究竟取得多少可以留存的成绩，但这些活动造成的深远影响，已经改变了以‘自由主义’为名的极端保守势力独霸思想文化的局面。……资产阶级现代神话开始破灭，利用资源阻隔来获取话语堡垒的好日子行将终结。”“这三件事情的成功，意味着戏剧、音乐和网络文学领域的人民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就是这样，在信息革命的火车头带领下，迎来了新世纪。”更绝的是“……还有福柯、太凯尔集团，实际都是破除封资修的洋红卫兵……”——连在当代思想界呼风唤雨的后现代的思想家们都乖乖地向毛主席宣誓效忠了，你资本主义世界还不会走向灭亡？

结语  1989年，迪克斯坦在其《伊甸园之门》重版后记中说到他刚上大学的女儿胸前“像其他新生一样”仍然别着一个徽章，上面刻着一行字：绝望地紧抱乌托邦理想。张广天就有着六十年代人常常会有的那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剧精神，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音乐、文字和戏剧只能为城市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看到，用他的话来说，他的戏剧实际上是“演给敌人看的”，但是正像经济学家杨帆在《再为张广天叫好》中说的那样：“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批判资本，同情民众的左翼文化一定有票房价值，大家愿意为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化掏钱。”尽管我对他的革命与民粹情结怀有近乎本能的警惕，但也不得不为张广天戏剧唤醒人们重视草根阶层和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而感到振奋。
只要张广天还活跃在“革命”的舞台上，这种矛盾还将延续下去。





　　

姐姐

见鸢夜贴了个张广天，我也贴个旧文唱唱反调，呵呵。

鸢夜

是的呢，就感觉自己被纳入你批评的对象了，呵呵。（这里的批评不是贬义，而是评论概念的批评哦。）
张广天的确煽情：）
毛主义现在不流行了，但是我想起戈达尔却崇拜他，他喜爱用电影谈政治，《中国姑娘》算是对毛的致意吧。可我得坦诚，不喜欢毛，我是受邓小平恩泽长大的（我家全靠了改革开放才有好日子）。
最近出了个《摩托日记》，书也在热卖，于是想到自己写的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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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个别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说出这句话的人，究竟如何代表草根阶层？
草根阶层到底要什么？不是张广天心目中的那种革命，而是一个比较有序的和比较易于流动的稳定社会

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种左翼文化有票房价值，一方面正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包容性，在一个“革命”国家反而是不会有这种文化的票房价值的；一方面是一种猎奇心理的存在，人们都是喜欢有点批判现实的，任何时候人都喜欢通过批判现实来在想象中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将自己的失败转嫁为社会的原因。

姐姐

鸢夜误会了，我不是在骂毛，而是在批评张。我要骂他的是：他不该拿革命当文化口红来装愤青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流血要死人的，不像68年举着毛主席的头像游走在五月广场的法国青年想象的那样浪漫。关于这个方面，贝托鲁齐的《戏梦巴黎》里表现得很充分，你这么喜欢革命，这个片子该看过吧？

鸢夜

我不喜欢革命，但没看这个片子和不喜欢革命没关系，只是没机会看到而已：）
不主张革命，对格瓦拉的热情是因为对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怒气使然。

下限

2005，新的《切。格瓦拉》又要上演了。
突然想起刘小枫的话，一种论断，越是明晰简洁，越是给人某种洞见般的启发，就越应具有确实的审慎根据。

姐姐

请教一下楼上：这话是他在哪篇文章里说的啊？我好像没听过耶~~~

下限

客气了~
在拯救与逍遥的引言里。
我也现学现卖罢了

朝三暮四

这些东西俺就只有看热闹的份拉．原来板斧没有标精华的权力，真是郁闷．

鸢夜

精华不能随意加的哦 ：）
但我承认这文章写的好；但还不够，不能让我怦然一动。

鸢夜

经过多人推荐，不能太主观了，所以还是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