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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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昆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7月6 日 16 时 1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于2005年7月8日－11日在所学术会议中心设灵堂供各界人士吊唁。

   黄昆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5年7月12日上午9:00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

   特此讣告

   黄昆院士治丧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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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中国又少了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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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今年是一个大师频频离去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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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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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格振动学领域的泰斗,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大师,其与波恩合作的大作为该领域极为经典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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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去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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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昆自述：求学、研究、教育(转自奇迹网)
这几年人物介绍的文章很多，但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文章怎么写法呢？对没有文字写作修养的人，我想也只能回忆一下各个年代，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一个人讲问题，往往不免受个人经历的制约。我对小学生负担重曾发表议论，认为大可不必，这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小学学习是糊里糊涂过来的。当时自认为最出色的一次表现就是在三年级曾带回给母亲一份因学习好而得的奖品，那就是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奖给的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讲义。为此，我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

同样是由于自己的经历，在要我和青少年谈话时，我总不免讲，中学打的基础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可以说，这里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

我刚上中学的半年是住在身为教授的伯父家。他见我下学后很空闲而询问我。我说老师安排的数学作业我都做完了。他说那不行，数学书上的题自己都要做。从此，我就按他的话做了，其影响深远。这不仅使我数学课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由此我习惯下课就忙于自己做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我后来回想，总觉这一偶然情况有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我的反面经验是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好说。其后果也可以说是影响一辈子的。举个实际例子，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居然我被录取，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更低的分数，我当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拿近年来说，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时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我上大学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那时物理系的课程内容是很有限的。回想起来，从两个方面讲，这对我是很有利的：一是我深知自己的才智十分有限，正因为当时的课程比较浅，分量不重，才使我的学习得以比较主动，而这种主动性无论对学习或是对从事研究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基于自己这样的体验，我讲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二是由于课程不重，使我得以花较多的精力完全是自学阅读钻研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使我达到了入门的水平。这正好与我毕业后到西南联大随吴大猷先生做研究相衔接。吴先生当时是在国内最早开展原子、分子的量子力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跟随吴先生作研究又使我在使用量子力学上取得了经验。所以，1945年我到英国留学，和一般英国研究生比较，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1941年我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给吴大猷先生任西南联大的助教。系主任饶毓泰先生第一次接见我时就严肃地对我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做研究。后来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课也开得很多。我在一年中就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我听课很多，但是课后不复习，所以大部分没有懂，但仍旧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某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还是学到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力学、电磁理论，群论的一点入门知识。后来的经验表明，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莫特教授是我到英国投奔的博士生导师。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教授，但已出版了三本著名的专著，每一本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原子碰撞理论、金属合金理论、离子晶体中电子过程）。正因为他有如此广阔的成就，我初和他接触时十分惊奇地发现，他只对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和他谈更广的问题他不感兴趣。我后来才领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专注的治学特点，才使他能在十年之中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最善于抓住问题的物理实质提出形象的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方式概括结果。他的这些治学特点不能不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但也无可讳言，长时期习惯于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也给我带来很明显的局限性。

在英国时，在我的心目中，主要研究固体的除了我所在的布列斯托尔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的玻恩教授。所以获学位后就到他那里访问半年。玻恩教授不仅是晶格动力学的创始人，而且这个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没有想到，我的这次访问最主要的结果是他建议我与他合作完成一本以量子理论为基础的晶格动力学专著。写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年，到最后时期，如果不是有约在先，已经很不想写下去了。这是因为当时这远不是一个热门，我想书出版后，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过两年也就会停版了。没有料到，由于固体物理学全面大发展，这本书成为一本标准专著，过了25年出版社才决定停版，而且过了三年又根据科学家提议，再次出版。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

我于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到1977年，前后26年主要是教课。最初教了两年普通物理，以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固体物理，一门是半导体物理。早在刚回国后为上课做准备时，做过一次试讲，45分钟的讲课就被助教提了10条批评意见。院系调整后，特别强调教学要十分认真，所以当时我教普通物理，每周上三次课，备课足足要用50到60小时。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经过两年，确使我对课堂教学讲求效果获得了不少锻炼。现在听别人作科学报告，事先没有下功夫，让人听不懂，就会想到课堂教学的锻炼很重要。

我开设固体物理课是从碰钉子开始的。我初回国时正值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系里要我和当年三名研究生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课。因为我在国外时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的问题，我建议讲一门固体物理。他们听过介绍后干脆说，听起来这个课没有啥意思。首次开固体物理课的尝试，就这样碰了壁。其实这样一门课应主要包括什么，我也不清楚，还是以后，经1953年至1955年，先后给几个研究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员两次讲课，并结合专业建设才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大学课程。半导体物理课的开设更是没有蓝本可以遵循，连综述性的文章当时也很少。所以第一次在学校开课，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和我各依据自己熟悉的一点知识讲九个学时拼凑起来的。回顾起来，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我自己。

我在北京大学的年代中，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来，我的研究生涯中断了近30年。1977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这时身在研究所不做研究道理难容。但是，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做得起来呢？我当时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致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渐忘记。我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拿定主意，承认这个局限性，只去做自己能做的问题。但是要坚持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我这样做已十多年了，总算多少做了一点工作。当然，这使我的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黄昆简历：黄昆1919年9月生于北京。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1948年获英国不列斯托大学博士学位。1951－197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77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教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半导体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提出了稀固溶体的Ｘ－光漫散射理论和晶体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并预见了晶体光学声子和电磁场的耦合振动模式。堤出并发展了由晶格豫引起多声子跃迁的理论（包括光跃迁和无辐射跃迁），提出了有效解决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动的模型，并阐，明其光学振动模式的要点。他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理论》成为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和标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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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直面黄昆60分钟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对话”记
李斌 沈路涛

　　新华网北京２月５日专电（李斌  沈路涛）这是一个普通的上午，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半导体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头戴小帽、衣着朴素的老人向记者讲起了他的一生。

　　他就是黄昆。

　　８３岁的黄昆是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之前接受记者采访的。短短６０分钟，这位世纪老人言简意赅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冬天的阳光铺洒在这间朝南的房间里，记者的思维随着老人的思绪，一会从英国来到中国，一会从北京大学来到半导体所，纵横跳跃，时有隔世之感。

　　读名校，从名师，交名友，翻阅简历，这似乎是黄昆给人的最初印象。从燕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布里斯托大学求学到利物浦大学任教，再到北京大学，他先后师从吴大猷、莫特、玻恩三位大师（后两位先后摘取了诺贝尔奖），和大师同行，使他在３０岁前后那几年时就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黄漫射”、“黄理论”、“黄方程”，令人刮目相看；和杨振宁、谢希德等人的交往合作，也使他吸取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

　　李政道曾经说２０世纪是物理的时代，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物理学是２０世纪整个科学的基础，无数的科学家在物理学领域里大展才华，成为时代的骄子。黄昆也不例外，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站在了科学前沿。

　　“确实，物理学在那个年代获得了很重要的发展，我的导师莫特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愿意找他当老师。由于他是固体物理学的权威，一旦进入就站在了高的起点上。”黄昆因此终生受益匪浅，莫特的严谨风格也一直在“漫射”着他，也从他身上“漫射”着一代又一代的后学晚辈。

　　从研究中得到了什么？“乐趣，乐趣从何而来？第一，你要有问题要解决，第二，你确实有办法去解决他，而且这个办法不是很明显，是你自己创造性地去解决科学问题，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愉快。”虽已经８３岁高龄，但黄昆说话不紧不慢，条理清晰，神情坚定，饱经风霜的脸上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个人的一个特点，是不喜欢做大家都做的事情，不喜欢随大流，这种创造感让人很高兴。”

　　黄昆认为从事科研工作“光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兴趣还不行，还要有一定的能力”，当然这种看法也“不能过分强调，我年轻时在国外一起学习工作的人有几个都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就不一定都有特别的才能。”

　　黄昆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质疑。“我的成就说不出很大的特点，说不出太大的道理，而杨振宁的贡献就很容易解释。他的成就是公认的。”有意思的是，虽然杨振宁在某个场合提到年轻时在西南联大和黄昆同一宿舍两人经常争吵、讨论的经历时，总是说那是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时光，而黄昆在谈到那段时却说：“杨振宁的思想活跃，观点深刻，和他接触是很大的享受，总的来说是一边倒，我从他身上吸收到很多东西。”

　　谈到５００万元怎么花的问题，黄昆首先想到的却是：“司机希望能够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汽车最近老出毛病。据司机了解可以这么用，是合法的。我曾经在几年前得过何梁何利奖，对生活有很大帮助。从个人来讲，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多的钱。”

　　正是因为要求严格，黄昆谈起了自己的“缺点”：“我过去曾经迷信天才，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我觉得他勉强能做物理工作；比我差的，就认为一钱不值；比我好的，就觉得不得了。”

　　吴大猷、莫特、玻恩、杨振宁等人都对黄昆的一生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７０年代末，黄昆能够重新走上科研岗位，焕发科研第二春，也是因为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过问，这段经历甚至写进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者很想知道一个答案：“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

　　“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谁知黄昆异常坦率，“像我这样考虑问题，没有太大的天赋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过去教学时，大家评论我课上得还不错，我也认为是下了功夫的，但就是对一个个学生不太关心。因为我认为上课也是培养人，讲课是我的责任，我尽了我自己很大的努力。”

　　“这么多学科，这么多研究人员。很难想象我怎么会得了这个奖。”黄昆似乎仍然没有从听到消息的惊讶中回味过来，“我得过一个何梁何利奖，那时还说得过去，但现在这个最高奖，帽子似乎太大了，对我来讲这个奖太高了。”

　　……  ……

　　采访告一段落，望着起身整理资料的黄昆，记者不禁想起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在他７０华诞时赠送的一幅对联：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

　　３８个字浓缩了黄昆的一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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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代宗师的逝世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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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黄昆

新华社记者  沈路涛  李斌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很难想象这位最高科技奖得主竟然将记者从家里“赶”了出来，成为记者多年采访生涯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遭遇”。

   随着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颁奖，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顷刻间成为举国皆知的新闻人物。黄昆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黄昆有何德何能，成为继吴文俊之后基础研究领域问鼎最高奖的第二人？面对荣誉，他又缘何如此“拒绝”记者采访？

   （一）“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

    “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时隔数十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黄昆的认真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黄昆到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和年小几岁的杨振宁同住一屋。

   那时的黄昆和杨振宁都年方二十出头，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往往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们从白天一直讨论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来解决争论。“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杨振宁说。

   黄昆较真，不光是杨振宁的感受，在圈内也早就出了名，有时甚至让人下不了台。１９５１年，学有所成的黄昆留英归来，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有一次，北大物理系一位教师评教授职称，大多数学术委员都觉得不错表示同意，而黄昆却“固执己见”：“就他那水平，给他一个副教授就不错了。”

   较真换个角度说，其实就是严谨。夏建白，中科院半导体所研究员，去年刚刚当选为“新科”院士。虽然和黄昆为师为友数十年，但谈起这位老师，至今仍然有些发怵：“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他。”

   黄昆让人“害怕”，别无他因，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对他人要求都比较严。从１９７７年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后，半导体所成为他至今工作和学习的地方。“一般人往往追求数量，频繁出成果，而他要求我们少而精，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工作。”夏建白说。

   对于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黄昆总是反复推敲。他虽然不赞成用繁琐的数学方法来研究物理问题，但在需要数学推导和计算时，又十分仔细，反复多遍。黄昆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严格要求中青年科研人员，对他们撰写的论文往往多次修改，以致于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有时覆盖了原稿。

   正是这种严谨的精神，使黄昆半个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历史长河的考验，相关论文至今仍年均被全世界的同行引用６至７次。

   （二）“我没有‘照猫画虎’的习惯”

   玻恩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黄昆和他曾经在１９５１年合著一本固体物理学的“圣经”——《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直到１９８５年还第三次再版。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写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

   然而，当黄昆评价起这本在国外被人像圣经一样放在书桌上的权威著作时却淡淡地说：“这本书也不是特别突出。”

   《晶格动力学理论》仅是黄昆年轻时代在科研领域攀登的一座高峰。从黄漫射到黄理论、黄方程，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在英国求学的五、六年间，黄昆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接连取得创新性的重大成果。１９７７年，在“阔别”科研生涯近３０年后，年近花甲的他壮志不坠，再次开创了第二个春天，提出“黄－朱模型”，解决了２０多年来科学界在超晶格领域存在的疑难问题。

   谈到科研上的这两个重大时期，黄昆说：“年轻时我的工作特色鲜明，但是没有再往下深入；后来在深度上比以前要好，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质要比年轻时强。”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就是黄昆的治学品格。他不喜欢翻阅文献资料，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探寻物理世界的奥秘。“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很顺利。”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屡攻城掠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黄”理论就是例证。

   “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喜欢随大流。如果跟着大家做，就没有什么意思。”谈起创新，黄昆这样评说自己。刚上中学时，在伯父的要求下，黄昆除作业外还要去做数学书上所有题目，“不仅使我数学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忙于自己做题的黄昆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这一偶然情况有着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三）“请尊重我的隐私权”

   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默默无闻，这是颁奖前黄昆的生存状态。而当记者接触黄昆时却发现，科学家的头脑、数十年的风雨生涯使他异常冷静，甚至“真实”得让人有点难以接受。

   “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黄昆的低调比吴文俊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记者的百般争取下，虽然他答应采访，但只能给一个多小时；虽然应允记者去他家，但却只能看不能问，“否则无法向夫人交代”，条件相当“苛刻”。

   黄昆位于中关村的家，是套小三室的房子。狭窄昏暗，堆满了书，显得非常拥挤，门口一古色古香的木箱子上是中科院物理所在他７０华诞时赠送的８个字：“壮志不已，耕耘不辍”，客厅兼卧室的墙上是一幅一米多长的松竹梅“三友图”。

   十几分钟的采访变成了无声的“参观”，而始终坐在沙发上的黄昆夫妇在翻阅着报纸。“如今的报纸太厚了，翻起来比看还难。”这是家庭采访中黄昆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而黄昆的夫人－－李爱扶更“绝”。“请尊重我的隐私权。”记者刚想开口问问半个世纪前，是什么原因促使年轻的她从英国远渡重洋来中国和黄昆喜结连理，是什么使他们携手共渡风风雨雨，谁知她却抢先表了态，“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走？”

   “我很高兴，但也很不习惯。得奖意味着要占据我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像你们访问我。”黄昆实话实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巨大的荣誉和奖励，这对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老夫妇在捍卫着自己宁静的生活。

   对小他７岁的夫人，黄昆打出了“９０”的高分。“凡是和她接触的人对她的品格都有很高的评价，她不仅是个好人，而且很有能力。”的确，青年时代屡有斩获的黄昆背后，一直有这位异国贤内助的默默奉献，著名的黄理论实际上是“黄-里斯理论”，是夫妻二人智慧的共同结晶。如今黄昆先生身患帕金森病，“我扣扣子都有点困难，家里９０％的事情靠她去做。”

   黄昆还在工作着。虽已８３岁高龄，虽然身患疾病，他现在仍然坚持每天上午去研究所，和年轻人交流探讨，或者翻阅资料，处理文件。２００１年，一生和微观世界打交道的他，还牵头和其他５位院士一起大声疾呼：国家应当组织充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参与占领世界纳米科技的制高点。

   一生不事张扬，一生默默耕耘，为科技事业鞠躬尽瘁，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黄昆。８３年的人生岁月里，黄昆以他的严谨和创新，以他的勤奋和率真，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竖起了一座座丰碑，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也在人们的心目中铭刻下了四个大字：“真人”黄昆。（新华社北京２月２日电）

rivalduo

又一个泰斗陨落了!
现在正在看黄昆的《固体物理学》，算是缅怀黄老！！！

小丫头

我不认识他，但是大师总是值得尊敬的，尤其在这个大师已经不多的时代，默哀三分钟以表敬意，更希望后来人能够接过大师手中的旗帜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