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题二--全民抗战—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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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在数千年的战争史上找到像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游击战这样，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敌人占领区，进行连续8年的游击战先例？而谁又能将游击战这种曾经被认为不入流的作战方式上升到战略地位，用它来消灭了上百万敌人、解放了上亿被奴役的民众、并解放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之所以被公认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在于它所创造的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这其中包括了以晋东南、胶东根据地为代表的地雷战;以冀中平原地区地区为代表的地道战;以鲁南地区为代表的铁道游击战;以河北白洋淀地区为代表的水上游击战和以晋中晋东南地区为代表的麻雀战。

多种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游击战形式，既丰富了游击战的手段，也直接对敌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使其构成毁灭性的恐慌。多种形式结合的游击战部分实现了消灭战争前后方的差别，让日军面临无处不在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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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1939年写的《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一文指出，抗战两年来，仅八路军各部主力在华北战中阵亡将士计有1.5万余人，负伤4万余人。在这一伤亡总数中有50%以上是共产党员。左权用这些数字，回应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对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仍然存在着疑问。

即便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历史博物馆，感性认识也容易带来类似的疑问: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正面与日军进行了22次规模宏大的浴血奋战，杀伤了日军数十万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数百名将领在这些会战中光荣捐躯，在中国各大抗战博物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那么相对于国民党军正面抗战22次大规模会战，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于抗日战争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会战（百团大战）的共产党八路军和游击队到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945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名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1943年以前的数字）总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96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10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个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已经达到91万正规军，民兵220万人以上。

在记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据地采访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军抗战历史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由于战斗无处不在，无人不是战斗员，你很难找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甚少发现一个规模宏大的战史。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它无处不在，又难以触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对八路军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访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4年8月6、8、9日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做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的谈话，介绍八路军通过军民结合，破坏敌人的“囚笼政策”，发动“交通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总计抗战第3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毁电杆42220根，收电线109246公斤;抗战第4周年，计破坏铁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毁电杆234501根，收电线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毁1个火车站，9天炸毁1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1辆汽车，每天毁电杆642根，收电线1926公斤。仅抗战第4周年破坏铁路的长度，就相当于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三条胶冀路……”

所有这些战果，绝不是、也不可能仅仅通过部队在几次大规模的会战中取得。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引起质变，这正是毛泽东对于游击战精髓的领悟。频繁的袭击让日军永不愈合的伤口持续失血;每天各地一个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越来越多被日军视为猪狗的中国人成为日益坚强的抵抗者;每个击毙十几名、几名，甚至是一名日军的难以记录的小的战斗，却由于其无处不在、频繁的发生，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上百万日伪军的伤亡。如此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事实上竟然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而后者的数量先后曾高达百万之多！

日军战史充分显示出日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华北战场对于八路军这个主要对手的尊重。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同样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当年的综合战果报道中指出:“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伪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拿破仑没有在与库图佐夫的会战中赢得俄罗斯。他最终败在俄罗斯人民的战争意志面前。左权由此评价，“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压碎了”。毛泽东用一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中国人将赢得胜利的条件:“兵民乃胜利之本。”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已经处于相持阶段。日军参谋总长在当天上奏改编预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团时，日本天皇裕仁曾担心地询问: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于困境吗？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自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全民抗战已经让日军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日军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38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山西同蒲路日军驻守的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约1000人的包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对八路军此次突然袭击的细节:“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积聚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此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起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4时50分，另一个车站准备完毕的日军救援列车刚出发没多久，机车也突然全部出轨。日本方面记载，出轨列车周围的伏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起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炸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八路军的迫击炮弹打穿了煤水车铁板，发出可怕的响声。”火车上的日军被迫依靠铁路两侧的土堤仓促应战，等待另一批日军的救援。“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这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成千上万次破袭战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坏了铁路设施并杀伤了大量日军后，八路军的部队迅速撤退得无影无踪。虽然日军宣称最终守住了车站并救出了被伏击的部队，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到严密封锁防卫的同蒲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袭击，是“近来少有的大事件”。

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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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日军开始将共产党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1942年12月19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展现了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装备状况:“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和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颗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定:见到敌人时才开枪;瞄准后再开枪;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这样装备原始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山东、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国民党将领不解地问他，同样是分散突围，为什么国军部队就此崩溃，而独共产党游击队能够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共军内幕析》的文章，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政权出版的一本杂志上更是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用妖魔化的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运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已作出了伟大的预言:“兵民乃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支持的游击队，就像鱼离开了水。事实上，对八路军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日军，远比国民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成功的内在原因。日军“北特警第1期作战战斗详报”载称:“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科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结果的巨大差异:“蒋系中央军在中条山脉的扰乱治安基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所谓‘扰乱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较之共产系的活动则微不足道。然而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窥伺机会的共产党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代替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华北游击战遂为共产党军所独占。”

“中共方面党政军虽受到相当打击，当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而中国方面（指伪军）没有积极的活动，其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于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日军的记载透露出敌我力量在缓慢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做到的在“剿共”战争“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的目标不但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内部军纪日益恶化。冈村宁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恐吓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虏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敌者，实为可叹。”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发动人民建立根据地，是根本无法在敌人的心脏生存和发展。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团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4科任参谋。对于“装备上有问题，几乎没有火炮，有时使用缴获日军或蒋军的山炮和迫击炮，但此种情况极少”的八路军，本政登士承认，日军对共军发动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忆时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战略巨大威力之实质。其实他的所见所写已经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孕育并隐藏游击队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忆说:“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追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达情报。”

7年的敌后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强。

平原游击战也许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诗。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中写到，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八路军领导群众拆毁了河北全境几乎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利于对日军据点的偷袭，河北军民在4个月内打死河北全境数十万条狗。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为了在平原地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边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一边挖掘反封锁的道沟。“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经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活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抗战力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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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的典型——883天的沁源围困战
记者乘车离开山西沁源时，在距城关百公里之遥一个偏僻小村的路边，看到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文昌阁。除了沁源边远灵空山里的圣寿寺——那里由于位于游击区而幸免于战火——这个由乡里自发捐资建立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古朴建筑似乎能让人勾勒出沁源当年的文明和历史。据当地史料记载，当丁玲在1937年冬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位于山西太岳山根据地腹地的沁源县时，曾说这是从孔祥熙老家太谷以来见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从县志可以了解，自隋代立县以来，直到1941年前，沁水边尚存在一座胜过今天平遥的美丽古城，它最后一次修缮时间是在1926年。

当记者从长治前往沁源采访的途中，车上偶遇的一位干部正好是围困战的研究爱好者，他向记者提到沁源人在长达两年半围困日军的战斗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战争对于这座古老山城的彻底毁灭:“……最可惜的是城边的文昌楼，那是沁源最美丽的建筑，竟被日本人当作存粮的仓库。为了早点赶走日本人，游击队一把火把它烧了。”

当临县平遥因为在敌占区而意外存留一份世界文化遗产时，沁源人为抗战付出了家乡历史文化被彻底毁灭、全县近1/8的生命死亡的代价。但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经典: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最终迫使残忍的日本人逃离沁源。

1942年12月的一天，山西长治沁源县乌木沟民兵队长胡元锁带着姚友一到后山疙瘩上看“树哨”。这个在中国抗战电影中的经典镜头，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贵州铜江军分区副政委姚友一抗战的起点。即便是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沁源抗战记事》里，他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微微刮着点风。在这美好的冬日里，他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戒，眼睛时刻盯着城关方向，“但心情是愉快的”。

记者前往的晋东南太岳山区本是山西最美丽的地方之一，1942年秋，那里正遭受日军残酷的扫荡。胡元锁交给姚友一的任务是利用“树哨”向附近各村发信号。自从日本人在1942年10月占领县城后，正在县高小读书的姚友一随父母逃到城西的乌木沟，白天钻山沟躲扫荡，太阳落山才敢烧火做饭。为了避免疲于奔命，沁源群众发明了利用山顶的小树打信号。

“这是个重要路口，所以栽了三棵树，知道怎么打信号吗？”姚友一认为胡元锁总把他当孩子看，“抗日政府宣传几次了，这谁不知道？”胡元锁还是不放心这个关系部队和群众的生死大事:“平时看你聪明，就怕日本鬼子一出现，吓得你慌了手脚！我再给你说一遍:远远发现鬼子来了，就放倒这一棵;看准鬼子确实是向乌木沟来就放倒第二棵;敌人逼近，情况危急，就赶紧放倒第三棵……”结果，姚友一说他在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出现后，准确地放倒了两棵消息树。沟口上胡元锁带领民兵早已埋上了地雷，日本人没敢深入，烧毁了沟外的前村走了。姚友一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暴行。

压迫下的觉醒

沁源本是位于山西长治地区最西部的偏远山区县，县西北的绵山正是当年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隐居的地方。记者从长治乘车前往，100公里的路仍需近3个小时，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塌方。1937年底，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开辟了太岳根据地，沁源从此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在古老的绵山遭日军彻底焚毁后，30年代末的沁源同样未能避免日军的毁灭。

1940年秋，百团大战进入最后阶段。15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沁源人史直佑参加了著名的关家垴之战。这场百团大战的闭幕战至今褒贬不一，原因是彭德怀不惜代价要求全歼被围日军。攻击部队正是自沁源参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决死第1旅的部队，史直佑当时在第38团1营3连当战士。他在回忆录《抗日战争记事》中谈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彭德怀副总司令当时亲自做战前动员说，‘我军已将日寇几千人包围在关家垴村，天亮之前要发动总攻，这批日本鬼子多次乘我太岳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之机，疯狂向我太岳地区进行三光扫荡……如果你们冲不上关家垴，消灭不了日寇，我就取消你们团的番号……’”

史直佑说，彭德怀的命令之所以如此坚决，除了希望能通过硬仗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日军当时对太岳军区的残酷扫荡不无关系。1940年秋末，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重大打击后，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的战术疯狂向太岳根据地进行报复。那年秋天，裴润从介休县农会调到沁源县农会任农会主席，正遇上日军秋季大扫荡。他在回忆录《难忘的绵上县两年》（1941年，为抗战需要，沁源县以朱王岭为界分为北部的绵上县和南部的沁源县）中写道:与1938年和1939年的大扫荡不同，这次日军公然以“三光政策”进行报复。“郭道是沁源北部的重镇，几百户村民和商店房屋全部化为灰烬，仅剩下一个关帝庙（日军所到之处皆不烧关帝庙）和一所高校的校舍。”当时沁源全县不过8万多人，被杀人口竟达到4900人，其中数百户人家被杀绝;全县95%的房屋被烧毁，粮食除了被抢掠外全部被烧毁。沁源境内除了王和、王陶、柏子三大村外，全县村镇基本被烧光。

邱坤英就是受鬼子扫荡损失最惨重的韩洪乡人，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孩子。“日寇进行大扫荡时，我们防御知识少得可怜，想的狭隘，以为躲就可以避免灾难，总是躲到小庄、古庙、煤窑里。有的年龄大，行动不便的人，只从街中心住处，躲到村边僻静的房里。有时在小庄户人家炕上就要坐几十个人，坐的还有一定次序，炕沿边是老太太，中间是年龄稍大的或者小孩，最后就是年轻媳妇和大点的姑娘，这些年轻人的脸上都用锅底灰抹得乌黑，头上包的黑布头巾。”丘坤英在《以抗日民族救亡》中写道。

当时的沁源县中共党委书记刘开基在1965年8月17日刊载于《山西日报》上的文章《围困沁源》中回忆说，虽然当时的党政群团反复做工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但是由于一些干部缺乏经验，加上一些群众不听政府劝告，认为“谁家来了他也不会不要群众”，“日本人来了我们也不过交粮纳税就是了”，不肯转移，结果在日军三光政策下遭受了惨重损失。

1940年秋的日军大扫荡让太岳区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受害群众不了解八路军由于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因而埋怨政府和军队没有保护他们;一些坏人则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决死队不打日本光开会”，“八路军游而不击”。反扫荡结束之后，在军需民食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党政军民脱产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群众有不自觉地“怨八路”掩盖了“恨日军”的思想。

“曾听说一位威望很高的领导同志批评:难道沁源人民是绵羊？”裴润回忆当时各级党委对这次损失惨重的大扫荡进行总结后，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是在日军扫荡面前任其宰割的根本原因。沁源各村党支部和镇政府开始反复向群众强调，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游击战打击敌人;而敌人对于中国决不仅仅是要亡国，而是要灭种！

日本人的残忍也在教育群众。此前曾有某村富户和日军接触，表示愿当“顺民”。在受到日军欺骗后，满以为逃过劫难的他们数天后“发动”受蒙蔽的群众焚香跪迎日军，却被当场杀得全村鸡犬不留。“朱鹤沟村一家大地主，我们劝他转移他不走，敌人来了把他的大媳妇强奸了，还打死几口人，这次他接受了教训，全家动员拿起武器，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沁源人邓克忠回忆说。共产党开展的广泛群众动员与宣传和无可挽回的鲜血，终于让曾经像绵羊一样任日本人宰割的沁源人的精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民兵和群众组织迅速成立起来。民兵编成了作战小组和情报小组。各村建立了联防哨和消息树，连儿童也组成了儿童团。每一个沁源人都在战争中组织起来。邱坤英记得家里那间建于1888年的碾房子也一度成了游击队兵工厂碾火药的地方。平时被奶奶娇惯的邱坤英也时常被奶奶哄着去碾火药:“一个大公鸡都有四两劲，你七八岁后生有几个大公鸡的劲，还不能碾它几圈？”

用“没有人民的世界”包围“山岳剿共试验区”

1942年10月20日，在沁源屡遭失败的日军在花谷正少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的率领下，以日伪军7000余人兵分七路突然“扫荡”太岳根据地。此时正是日军实行积极剿共，诱降国民党的时期。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试图以沁源交通道路为链，以据点为锁，以囚笼战术困死沁源军民。同时以临汾屯留公路和安泽沁源大道为主要补给线，对沁源进行分割清剿。

“我们主力部队，38团、25团已经转向外线作战。”时任县委书记、后任县围困指挥部政委的刘开基回忆，“那天我们正在开县委会，一听到消息，便很有秩序地把县委机关和城关群众立即从城内转移出来。当敌人黄昏时分侵占沁源时，已是一座空城了。”

然而，1942年的日军在重兵占领沁源后却一反常态，并未马上离开:日军一面在全县重要村镇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一面开始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更奇怪的是，敌人在城关外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岳剿共试验区’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敌人这次纠集36、69两师团的6个大队和二十来个县的伪军共约万余人的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配合政治上的怀柔笼络，来逐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为他的‘治安区’。据说这是华北敌酋冈村宁次总结了几年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花招。”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以太岳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沁源县委也针锋相对。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回顾》中这样记载沁源人的斗争策略:“当时根据太岳区党委的决定，沁源县委又作出了具体部署，动员一切力量严密封锁和彻底地围困敌人。主要是通过在敌占点、线周围彻底转移群众与空舍清野，做到距离据点10里以内，距离交通线5里以内，保证没有一个人与一点可利用的东西（粮食、柴草、水源等）。同时组织临时脱产的武装民兵，帮助转移出来的群众，树立同舟共济的对敌观念。”

沁源对外交通的重点二沁大道长达近百里的交通线两旁10里以内，15000名群众迅速实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1600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了“没有人民的世界”。群众自动毁掉不能带走的东西，连村里的水井也填平或者倒入粪便。“他们背井离乡，备尝艰苦，敌人不退，绝不回家。1943年春，被捕捉回去的群众400多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肯出来组织维持会。”青壮年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老少妇女隐蔽在山沟丛林中进行生产。决死队、游击队、民兵紧密配合与敌人周旋。城关据点的日军指挥伊藤少佐向临汾师团部写信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水，天天有病倒的……”

变日军据点为囚笼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指示，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在1942年11月11日确定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方针。按照薄一波的强调:这是一场党政军民的长期艰苦的总体战。在军事上，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指示精神是:“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日军初占沁源后，从临汾到屯留的临屯公路和从安泽到沁源的安沁大道成为沁源日伪军最初的主要补给线，同时还起着将太岳军区南北分割的作用。八路军太岳军区利用主力部队配合民兵、群众，全力开展破路战。

“12月的一天夜里，民兵队长胡元锁告诉我要伏击敌人，叫我组织一些年轻人跟他去，”姚友一说，“那地方叫周西岭，38团6连的战士埋伏在大道两侧，胡元锁带领民兵隐蔽在第二线。”位于沁源县城以西10多里地的周西岭是从西面的运城安泽县到长治沁源县的必经之地。沁源围困指挥部决定由太岳军区第38团6连、县大队和城乌镇的民兵在周西岭伏击日军的运输队。姚友一他们在树林子里藏了一夜，等到天光大亮也没有任何动静。12月的太岳山区，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心想敌人大概不会来了。”在后山潜伏的姚友一想，后来他得知，其实当时从沁源城关出发的日伪军约一个中队正押着30多个农夫，百余匹驮骡，正向伏击圈内靠近。由于敌人已经多次遭受埋伏，行进间队伍两翼不时派出人马占领道路两侧制高点，交替掩护运输队前进，这才让姚友一有敌人不会来了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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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姚友一在后面的树林里听到前面路上震耳的枪炮声连成一片时，反应是“真想参加战斗”。但是组织上并不允许。直到他看见胡元锁高喊着跑来，让赶快去战场上拉骡马、扛军械，姚友一才和隐蔽着的伙伴跑到伏击战场。“我们跑去一看，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散落的物资，真是高兴极了。胡元锁叫我们能拿什么拿什么，拿了东西马上离开，防止后续敌军报复。我拉了一头骡子，用尽最大力气拿了许多手榴弹，带领青年们转回乌木沟。”

类似的大小战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场在周西岭进行的仅30分钟的战斗，不但歼灭日军队长以下共六十余名官兵，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余只，骡马48匹及手榴弹、望远镜，以及运输队运送的全部物资和粮食、被服等。还最终迫使日军放弃安沁大道补给线，放弃了在补给线上的中峪店据点。日军惟一与外界的通道，最终只剩下从沁源到沁县的二沁大道。据点内的日伪军陷入恐慌和饥馑之中。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他的通讯《如疾风扫落叶》中这样描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

需要强调的是，在山西日占区，沁源也许是惟一一个城内没有中国当地百姓的被占县城。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都通过武力压迫占领区百姓建立为日军服务的傀儡组织“维持会”。当最初进占沁源的日军第69师团伊藤大队在沁源军事扫荡屡遭失败后，日军被迫在1943年1月将其撤回临汾基地，改由第36师团222联队斋藤大队和鹿野大队接替。为了建立迟迟建立不了的“维持会”，日军的手段由此前的残酷镇压，变为在政治上施以怀柔政策，在情报上利用汉奸特务，在军事上采取突然袭击，同时威逼群众进据点搞“维持会”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

曾有研究者表示，如果没有汉奸和伪军，中国抗战的时间也许要缩短一半。一说起汉奸这个抗战中令国人尴尬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记者采访过的沁源人却无一例外都骄傲地表示，全面抗战8年中，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沁源县的人说起这个都比较骄傲。”沁源县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王伟钢对记者说，“抗战时期，沁源周边很多县城都有维持会，在沁源当地帮日本人的汉奸都是外县人。本地人挂在口里的一句话就是，沁源人没有一个汉奸。”

“1942年日本人占领的沁源是一座空城，除了日本兵和少数抓来的百姓，城里没有老百姓，有也是抓来的。”沁源抗战研究会研究室主任张成仁客气而自信地说，他可能是研究沁源抗战最深入的人。张成仁的母亲曾经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并留下终身的伤痕和对日本侵略军终身刻骨的仇恨。张成仁告诉记者，日军在沁源之所以搞不成“维持会”，在于沁源人对日本人强烈的仇恨。“（沁源人）恨不能扒了他（日军）的皮！谁会和他搞维持会！”

然而，在将日军据点和道路周边变成无人区以围困敌人后，沁源军民在一开始甚至面临着比日军困难得多的处境。“沁源是日本山区剿共的试验田。八路军是寸步不让，我也搞试验，就是不让你成功！”张成仁说。但是日军在沁源的反复扫荡彻底破坏了群众的生存环境。在撤退到山区后，由于没有想到日军会在扫荡后长期驻留，群众没有做好长期在山里生活的准备。“由于缺衣少食，山里的生活艰苦至极。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要老百姓回来建立维持会。”张成仁对记者强调说，“但是沁源人不但一般老百姓不当汉奸，乡绅地主也没有投降日本人的，就连大烟鬼地痞流氓二流子也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服务。”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曾这样描写占领者的处境:“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38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的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

日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覆灭

日军的“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成为八路军抵抗日军的模范“标本”。日军进占两年尚无一村有“维持会”;最早建立的15个据点除城关、交口外皆被拔除;一年间两次试图打通的临屯公路被迫放弃。

李懋之将军在《回忆沁源围困战》中记载了1943年10月17日，冈村宁次发明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滚进”到临屯公路后的一个战机。“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华北各地抽调旅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及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参观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地实地参观，领略冈村宁次司令官的军事杰作。”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得知来自敌人内部的情报十分可靠，正巧386旅旅长王近山带领16团赴延安在临汾停留。陈赓以十万火急的命令，要求王近山率领16团于临屯公路上设伏，务必全歼这个日军参观团。

“歼灭这么多的日军将校军官，等于消灭5万日军。我们要为抗战史写出光辉的一页，给敌人一颗足以震撼其大本营的重磅炸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近山向16团的官兵动员。在与当地干部、民兵以及全团连以上干部秘密侦察完地形后，收到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从战地转来的鸡毛信:临汾城里战地参观团已编好由三辆吉普和10辆大篷卡车组成的车队，24日晨将沿临屯公路向太岳根据地开进。

王近山旅长当即下令，午夜前吃饱饭，12点准时出发，24日凌晨部队进入日军在韩略据点附近的设伏区。这实在是一个令日军想不到的大胆举措。韩略据点的日军指挥官在被伏击后受到了斩首的惩罚。“全团官兵在旷野隐蔽了8个小时，无一人轻举妄动。上午8时，洪洞曲亭方向公路上尘土飞扬，敌人‘观战团’过来了。8时20分，插着太阳旗的车队进入我军伏击圈，三辆吉普车在前，10辆大篷卡车随后，紧密衔接，快速前进。伏击部队突然用密集火力向敌人开火，整个车队陷入我军的火网之中。日军指挥官服部直臣少将看到逃生无望，举刀剖腹自杀了。一个半小时内，除三个钻进公路下狼窝洞里的日军逃生外，180多个日军将校军官全部被打死，仅战刀就缴获百余把。”

轮战队和地雷战:顽强者就是胜利者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曾讲道:“……围困沁源之敌。斗争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如我能以最大的忍耐性、顽强性坚持这一斗争，有很大可能取得胜利……”1943年7月16日，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里也详细记下了他在“沁源军民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会议上提到的有关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在于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轮战队就是沁源居民发明的顽强的作战组织。除了最初广泛实施的伏击战、麻雀战，以石雷为主的地雷战也成为沁源民兵轮战队的主要围攻形式。当时家住距日军交口据点半公里张壁村的王电威在日军占领沁源时才16岁。今年已经79岁的他在与记者谈到60多年前的抗战生活时仍记忆犹新。“日本人在1942年占领沁源的时候，太岳区党委告诉群众，日本人这次不走了。”日本人占领的15个据点，最大的交口据点就在王电威家附近。王电威参加了共产党发动建立的青年救国会，开始当过秘书，后来当过情报员。“那个时候我晚上躲在山里，白天给区委当情报员。年纪大了之后当了民兵，参加了轮战队，一边生产，一边打埋伏埋地雷。”

王电威说，轮战队是沁源人发明的一种很有效的作战组织。民兵被分成两组，一组生产，一组战斗，轮流交替。既改善了山区的生活条件，又使战斗持续不断。“那时候我参加轮战队，作战时吃公家饭，组织上还每个月补助家里二斗小米。最开始我给大家做饭，结果有个月多用了粮食，我不干了，要求进了地雷班。战斗生活很快就适应了，家里的生活还得到了改善。”1944年，在区委扩军的号召下，王电威参加了决死第1旅38团，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山区的生活在生产运动中改善了，但是地雷却很少。王电威对记者说:“进地雷班训练了十来天后，那是1943年上半年，铁雷没有了，上级号召造石雷。”在一个38团派来的干部的带领下，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制造石雷，各种石雷学习班在各村镇迅速开办。“开始有些人不相信石头能当地雷用。”王电威说，“后来（民兵）在二沁大道上埋设石雷。第一次交口据点敌人出来踏响石雷，死伤三人。”这一下群众造石雷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

在日军最后惟一一条交通线二沁大道上，沁源军民共埋设地雷5000余颗。张成仁特别向记者强调了沁源军民对地雷战的贡献:“沁源地雷多种多样。别的地方最多两层，沁源的埋藏甚至多达三层。不但如此，为配合地雷战，沁源人还发明了‘铺草战’。将所有路面铺满干草，虚虚实实，还让日军的探雷器无法使用，行进时胆战心惊。”敌伪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圣佛岭（沁源和沁县的分界岭），进了鬼门关，低头雁声响，抬头轰一声，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

长期围困和打击，迫使日军在1943年1月撤出阎寨、中峪等外围据点，4、5月间放弃了城关东门外的大片阵地。到了1944年春，日军已经被迫退守到城内草坡下的一片地堡和窑洞中，没有大部队的情况下，很少敢于走出据点。到1945年初，日军只得龟缩在沁源城西草坡上下的两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1945年春，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3月14日，沁源军民开始对被围日军的总攻。“1945年总攻命令发布后，一共打了28天仗。”张成仁说，“当时光地雷就准备了10000颗。最后用了4000颗。”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到敌人据点昼夜呐喊、点篝火、放鞭炮、打冷枪，以疲惫日军。”1945年4月11日，沁县日军出动上千人前往沁源，接应沁源日军从山道逃回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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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相持阶段的七天:1938年11月12日长沙：焚城之灾


一触即发”:惊恐的城市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1月12日下午17点以前，“长沙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吴世佶记得那时候，他正和时任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文重孚当时忧虑的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警察大批逃亡，“值班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执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加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经陆续跑了好几百人”。文重孚两天前已经派人将家属送回益阳原籍，自己搬到警察局住宿，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

战况的节节失利，将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推到了抗战第一线。席楚霖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他回忆，就在上任前一周，8月17日，“日军18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100余枚，被炸20余处，伤亡800余人”，“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湖南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仅有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据，车站码头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

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周立波在《三至长沙》中甚至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因为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武汉的机关、工厂的迁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骤增至50多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对于当时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时任军委会武汉行营警卫第二分队队副陈正描述，他11月9日上午8时率领所属乘汽车离开南岳前往长沙，平时从南岳到长沙最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这一次，他们花了将近12个小时，直到下午19时许才到达。因为“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路上非常拥挤”。

在迁移的慌乱中，人们等来的是不断恶化的前线战事消息。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日军进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岳阳，中国军队继续向南撤守。是日夜，岳阳失陷，湘北门户洞开。长沙城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战况打乱。

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商店开门的很少”，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到了11日夜间，长沙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

而到了惶乱中的12日下午，也就是吴世佶和文重孚一同晚餐的前后，长沙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领，浏阳已出现敌人骑兵，人心惶惶”。

“文夕大火”:失控的夜晚

11月12日晚上22点，战争阴云下的长沙城刚刚结束了一场肩负着鼓舞士气使命的庆祝活动，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一个即使在苦难中也不会被遗忘的日子。

席楚霖回忆，这天上午，湖南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纪念大会，晚上原本预备进行的万人火炬大游行，因为战事紧张，最后只由他率领市府所属人员及各社会团体人士约300人参加。

就在席楚霖忙碌着纪念日诸多活动的时候，接到蒋介石密电的张治中也在忙碌着，被他召集来的是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下午16点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当晚22点，引火汽油已经分发到各防火单位班。同一时间结束游行之后的席楚霖开始发现这个晚上的异常，“走到学院坪省政府，门岗已撤。屋子灯火辉煌，满地书报杂物，不见一个人影”。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大家都逃走了？既然要逃走还要我率市民火炬游行？”到警察局找文重孚，没有找到，只见礼堂里堆满了桌、椅、板凳。辗转从王伟能那里得知放火的消息，急忙赶到市政府，通知没走的赶快向邵阳疏散。等他由市政府奔回南门外回龙山住宅，沿途看见手执干柴和洋桶的军人三五成群，源源不断地由南门进城。

当晚零时，肩负放火使命的警备二团、社训总队均进入了准备位置。以讹传讹的谣言也开始在城里弥散。许权回忆，徐昆亲自把进入准备位置的草图送来时说，“市内议论日寇已经到了新河。我团下级军官看到省市政府、保安处、警察局都慌慌张张地后撤，埋怨没有安置他们的眷属。他们说日寇进南京杀了几十万人，他们担心同样被杀掉。”

而当许权就此请示张治中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有放弃长沙，长沙东面和北面的敌人离长沙各有100多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陈诚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集军队加强防务。告诉徐昆不要惊慌，家属就地疏散，而后由省政府办转移。检阅按原定计划。”张治中指的原定计划，也是他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下达的指令:“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

这是一段焦灼的等待，12日的深夜，更具体地说，是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打电话找警察局文局长，要求救火，文说:“警察都撤离了，消队员也撤离了。”可是不到一刻钟，南门已经三处起火。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可麻烦的是消防队走了，谁能控制火势？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许权记得在打了几个重要电话之后，墙壁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候看见的，是“全城火光冲天”。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半夜起火之时，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是时长沙已成一片火海。同样经历了火灾的还有郭沫若，《郭沫若传》在记述这段冒火脱险经过时如此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由于12日的电报代码为“文”，这场大火又被称为“文夕大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长沙市民众抗日自卫团政训处主任刘孟坚记录下的一个细节，是大火后先锋厅的钟楼有幸保全下来，当时这座钟楼上的电动标准钟正指4时37分。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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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可怜一炬”:生灵的涂炭

11月12日的大火之后，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最早报道长沙的惨状，报道的标题正是《一片焦土之长沙》。这样的形容丝毫也不为过，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全是断壁残垣。如同《中央日报》社论所言:“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时任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回忆，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看一看战后的官方统计，长沙的惨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长沙大火研究的先行者石柏林教授说:“自己人放火把长沙烧掉，如果不是从抗战大局出发，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应当说体现了湖南人民为了抗战而勇于作出牺牲的一种献身精神，焦土抗战相对于当时的‘速亡论’和‘速胜论’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长沙大火深受其害的是广大的城市居民，当他们劫后余生返回市区时，绝大部分人早已无家可归。灾民们纷纷从火场中觅取烧焦了的树条木板、残砖破瓦及芦苇、竹篾等材料，搭起简陋棚屋，以为栖身之地。1938年11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召开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干部会议，决定派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抗宣队、湘剧宣传一队和三队共200多人，组成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指挥下，善后工作突击队紧张抢救伤病员，抢救粮食和各种物资，清理街道，清查、掩埋死难者的尸体，开设临时供饭点，动员灾民回城重建家园，发放赈灾款等。

11月19日，火后长沙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市场，其中有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此时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当流离的人们逐渐回到这片焦土之中，并准备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时候，灾难并未停止。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寇4次向长沙城大举进攻。并于1941年9月、1944年6月，两次攻下长沙城。长沙城再次惨遭战火的蹂躏。八年抗战期间，日机轰炸长沙不下百余次，被炸街道区域极为广泛，计有文昌阁、清泰街、湘春街、北大马路、火车北站、福寿桥、六堆子、又一村、油铺街、荷花池、学宫街、兴汉门、西湖路、小吴门、半湘街、小西门河街、坡子街、藩后街、浏正街等120余条街巷。致使早已断壁残垣、满目焦土的长沙更是雪上加霜，城市面貌无复旧观。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部分统计表记载:“全市33个行业总计9016户，损失铺屋3663栋，货物财产价值折合银元106546700元。”这仅仅是长沙工商业能够统计出来的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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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3日、5月4日:大轰炸下的悲情重庆

“日本人太坏了。”回忆起60年前的历史，重庆政法大学退休教授李维栋的手还是禁不住颤抖起来。对于年近八旬的李老先生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1943年8月发生的。那一年，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从泸州来到重庆附近的隆昌县读书，却意外地看见了这样一幕:“那天，日本飞机每三架一组飞来，冲来县城狂轰滥炸，沿河的一条街被炸得血肉横飞，老百姓死伤惨重。”就像法国电影《漫长的婚约》里的一幕，备受惊吓的他看见了敌人的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飞行员的样子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猖狂得很，就像在天空上做游戏，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老百姓像兔子一样四处乱跑躲轰炸”。也像小说里经常见的情节，从此，他投笔从戎，从书生变为一名抗日战士。

“你知道五四路，为什么叫五四路吗？”比李维栋几乎年轻一半的重庆陪都文化中心二战史研究员王康问记者。这几年，每遇到一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王康都要重复这个问题。王康说，他问过数百人，没有一个回答对的。和那些人一样，记者也无法给出第三个答案。记者入住的酒店就在五四路上，路左是重庆最大的商场“大都会”，路右是包括重庆市商业银行、光大银行在内的数家银行在重庆的总部，酒店前门面对着的是专卖GUCCI、PRADA等国际一线品牌的“美美时代百货”，后门则对着类似于王府井的步行街。重庆人说，这里是重庆的CBD。

“假如有一天打起仗来，这里被飞机轰炸，你认为会造成什么后果？”王康问记者。其实，对于重庆人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假设，而是活生生的历史。60年前，这里有着和现在并无二致的繁华，那时的重庆人满怀羡慕地将这里称为“上半场，与聚集了普通市民的下半场相对应”。然而，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上半场”成了人间地狱，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目击了这一幕幕地狱场景:“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看见的东西，如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在一两个钟头内，延展成了许多火堆，永远吞没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后街、小巷，以及转弯抹角的殿堂里，数千男女被烤死，没有办法救。”从那一天起直到1943年的5年半时间里，重庆一直处在日军的轰炸之下。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国民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1943年8月23日，日机54架最后一次空袭重庆，投弹151枚，炸死27人，炸伤18人，炸毁房屋99栋，李维栋所见的，不过是日军的最后一次轰炸。

“无区别轰炸”下的“五三”、“五四”惨案


“那天我们住在中央公园旁边，快下班时警报响了，妈拖着我们三姊妹往公园里的一个防空洞跑。……一会儿，只听‘轰、轰、轰’，地震山摇，这里的玻璃哗啦啦碎了一地！接着，听见外面惊惊慌慌的喊声:‘糟了！糟了！燃起来了！’一股浓浓的刺鼻的硫磺味扑进屋来。妈赶紧接着我们往外面跑。我们跑到一个石壁下坐着，不敢动。这时，防护队的人拉着担架，一串一串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担架上的人鲜血直流，肚子破了的，肠子吊在外面。我妹妹骇得捂着脸，不敢看。”这是居住在南岸区的79岁的左作桴老人对1939年5月3日情景的回忆，他还记得，在那次轰炸中有这样一只孔雀，“防空壕旁边，有一只叫‘蛮子’的孔雀，那只孔雀非常可爱，叫她开屏她就开屏。那天日机来时，她不停地叫，后来有人埋怨，说正是‘蛮子’的叫声引来了炸弹。”左作桴说，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轰炸中，“蛮子”自己也被炸死了。生逢乱世，人命尚如草芥，有谁会关心一只鸟儿呢？89岁的杨鸿年老人还记得有这样一个同事:“我的一个同事是湖北逃来的，‘5·3’轰炸的头一天，他还说:‘妈拉巴子的到重庆没啥子好，只见重庆的棺材做得好。’第二天他就被炸死，睡在了棺材里。”

在重庆支援抗日的美国空军飞虎将军陈纳德目睹了日军轰炸的全过程，在《陈纳德回忆录》里，他这样记叙:“27架日本轰炸机，像加拿大天鹅在春季从路易斯安那州飞向北方一样摆着漂亮的V形阵势，逐渐接近。投弹舱打开了，数百枚银光闪闪的燃烧弹洒落在这个城市里，燃起全城大火，肆虐的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

根据重庆市防空司令部，防空部第三处处长丁荣灿于1985年撰写的回忆录，1939年日本的战术特征是:对重庆落后，大量竹、木甚至纸板结构的建筑和流亡人员的捆绑房子构成的大片街区，混合使用烧夷弹与爆炸弹，使之在爆炸中即刻燃烧起火，消防人员无法扑救，城市防御系统陷于瘫痪，失去防御能力。1939年5月3日上午9时，由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指挥的日本海军第13、14航空队共36架96式中型攻击机从汉口“W”机场起飞。每架飞机载720公斤炸弹，其中98式25号爆炸弹重250公斤，内装96.6公斤炸药，爆炸时，约有一万块弹片呈15～25度扇面向四周迸发，可把45米内的人杀死，把200米内的人杀伤。98式6号炸弹是内填有铝热剂和镁铝合金或轻质汽油和石蜡混合制成的固体燃烧剂，能持续燃烧15分钟，释放出2000～3000摄氏度高温，能烧穿20厘米厚的水泥屋顶，扬起5米高的火焰。紧随爆炸弹扔向人口密集、以竹木建筑为主的重庆市区，这种燃烧弹的威力将会异常巨大。

“重庆在燃烧，”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在《无鸟的夏天》中写道，“天空中的一片红云浸染了皎洁的月光，可以看到重庆全城。火光像无数旗帜，在微风中飘拂，火焰夹杂着烟雾，像拍打着的翅膀，直冲云霄。我们朝临江门望去，那儿是一片火海，火舌在上面翻滚乱卷。在长江方向的远处，那儿大火冲天，火舌高过了对岸的群山，……”

当时正在重庆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记述道:“在接连两天中，日机对重庆进了最残暴的轰炸，任何城市都还没有经过的轰炸。……好几万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墙后边，在两天内烧毁了1/2的市区。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陈纳德也看到了:“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坍倾的板壁燃起大火，整座城市烈焰滚滚，一直烧到江边，一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

大火和轰炸中的重庆已经完全不是人间世界，重庆冷食品厂退休干部黄天禄说，他是在那天知道了什么叫做“害怕”:“我看见人的肠子挂在电线上，墙上粘着人的肉皮。有一个提着箱子的男人后脑已经被弹片削去一大块，他居然毫无知觉，还在跑。有人喊:‘你后脑遭炸了！’他用手一摸，立马就倒下去了。我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双腿发软，差点也倒下去。”被吓破胆子的市民完全失去了理智，71岁的叶泽民回忆说:“吓破了胆的市民，不顾一切往城外跑。……人们慌了，从道门口、小什字等地下来的人集中往东门涌去。东水门的地势是前低后高，人群像灌漏斗一样的往下灌，城门又像瓶颈把人卡住。后面的人不顾一切往下压，卡在城门内的人被压得受不了，呼天抢地大叫，我被压得喘不过气，只有双手死死抱住母亲的颈子。……不少人摔倒在地，后面的人潮水般涌来，把倒在地上的人活活踩死。”

仅5月3日、4日两天，重庆上、下半城繁华市区变成瓦砾，在重庆溽暑的夏季中，人们被驱赶到大街上失去立锥之地，辗转在硝烟与炮火弥漫的血泊中，这场惨案中的死伤人数，到现在都没有定论。重庆防空司令部档案卷64卷中的统计为:“军民死伤6314人，毁灭房屋4871幢，5月5～7日的3天，25万人民疏散迁徙离开重庆。”而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庆贺日军战功的报道中则是这样说:“中国现在的国都重庆一瞬间变成了惨烈的战场。因轰炸而死的人达7000人。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空袭。”

对于1939年的这一次大轰炸行动，当时日本人是这样评价的:1939年6月1日，日本《外交时评》杂志引用日本海军报道部部长讲话，以日本人少有的轻松甚至调侃的语调写道:“我海军航空部队于3、4两日，连续对重庆实施轰炸，……时值夏季空袭的好季节，我海军航空部队鹏翼下尽收中国全土，蒋政权气数有限，上苍也叹无藏身之处。辗转迁都，幸与不幸，真是劳民伤财。我航空部队偶然有炸弹伤及市民之处，市民也应有牺牲的觉悟，这也是常识。只要抗日政权继续存在，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

“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殃及该地。”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日军迅速逼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10月29日南京的国防最高会议中，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而重庆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可以作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入重庆，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大使馆，加上战时新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和“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到1939年“五四”轰炸前夕，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市民数字一下子膨胀到了150万人，重庆青年干部学院教授、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在著作《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中将之称为“衣冠西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中国战区建立，重庆又成为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心。因此，日本军部将重庆确定为进攻的首要目标，鉴于重庆的地貌，陆军无法采取有效攻击行动，日军最后决定采用大规模的“战略轰炸”。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王康指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事实上，1940年7月，德军之所以敢于对英国考文垂实施无差别轰炸，正是由于日本已经开了先河。正如日本远东军事评论家田哲男60年后对“五三”、“五四”大轰炸的评价:“当年执行空袭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官兵504人，他们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搬动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日军两天空袭，炸死炸伤7700余人，毁损房屋12000余间，将近20万市民流落废墟瓦砾之上。这表明日军军队新的屠杀方式已经形成。”

大轰炸背后的力量对比

面对敌人的野蛮屠杀，重庆的防御系统薄弱得像一个婴儿。消防设施的落后正如陈纳德观察到的一样:“我走进这个正在燃烧的城市，协助大队人马用手摇抽水机去与烈火搏斗，这情形就好像要用花园浇水的水管子来扑灭一场森林大火一样。”而市民也显然缺乏应有的常识:“四川人拒绝进入掩体，他们只是回到家，关上门等着。”很多年以后，电影演员张瑞芳也提到了由于缺乏常识而造成的悲剧:“当时我参加的那个怒吼剧社里，有一个人全家躲在方桌底下，上头盖着棉被，以为可以避免流弹，没想到房子倒下，压在上头，就整个捂住了，整个把他们焖熟了……”

作为一个军人，陈纳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当他们接近轰炸目标时，便迅速摆动机翼，准确地呈一字形排开。其动作神速准确，顿时使我对日本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感到由衷钦佩。”事实上，在这次空袭中，日军侵华总司令部调集了几乎全部侵华空中力量共321架飞机，其中116架可直接空袭地面目标，105架为杀伤破坏力极强的轰炸机;武汉的陷落，使武汉成为日军最方便的空军基地，日军将原武汉万国赛马场和华商赛马场改建成以“W基地”为代号的空军基地，可停降200多架飞机，并由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指挥，完成一个半月的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在长达5年半的轰炸中，W基地是日军轰炸重庆的主要基地。

而此时的中国空军实力如何呢？《陈纳德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走访了正在保卫这个城市的中国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采用俄罗斯战术。

“什么是俄罗斯战术？”我问道，我看过的惟一的“俄罗斯战术”就是:在敌人后面的50英尺处，用所有的火力向敌人开火。

“我们在18000英尺的高空飞行。”一个飞行员告诉我:“日军飞机以15000英尺的高度前来侵犯。我们垂直俯冲下去，向敌人开火，并在5000英尺的高度拉起。”

“你们那种方法，打不下轰炸机的。”我嗤之以鼻。

“是的”，他们承认道，“但他们也打不到我们。”

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人进行训练的。1934年陈纳德第一次到达中国时，“中方订购意大利军用飞机的款额，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美元”。意大利人的工作包括为中国训练飞行员、组装飞机以及建立档案。训练的结果如何呢？淞沪会战中，宋美龄在陈纳德的陪同下一起观看去上海执行夜间俯冲轰炸使命的飞行员返航:“第一架飞机在着陆时冲出跑道，栽进了稻田;第二架翻了筋斗，飞机起了火……11架飞机有5架在着陆时失事，4名飞行员丧生。”宋美龄当即“急得哭了起来”。这之前，蒋介石询问负责空军事务的毛邦初前线有多少能参战的飞机时，他得到的数字是91架，而摆在他面前的航空委员会上的档案记录却显示，应该有500架飞机。武汉会战之后，即使是这91架飞机，也只剩下了11架。

事实上，在重庆大轰炸中，大多数空军的表现是相当英勇的。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少校副队长周志开单机出航执行任务，因油已用完降落梁山，准备加油后返航，正好日军8架重型轰炸机轰炸梁山机场，他跳上另一架飞机，顾不得扣上保险伞，连座舱盖都没关上即紧急升空，20分钟内连续击落3架日机，荣获最高荣誉勋章。但在技术落后的前提下，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他的运气。钱开节老人今年87岁，在他的印象里:“我们的飞机还是敢拼命、英勇，但是数量少，性能、武器不及日本，所以，我目睹的两次机毁人亡都是我们的空军。”一次是1939年5月3日，“我们的空军前去迎敌，不一会，一架飞机中弹，两个降落伞跳下来。开初我还以为是日本飞机被打中。接着看见日本飞机冲下来对着降落伞开火。降落伞被打燃，一个飞行员当场死亡。另一个腿断了，两个都掉在弹子石的大石坝上。”另一次是1940年在重庆郊区长寿，“我们的一架飞机被打下来，落在长寿西门外长安桥，是下午3点掉下去的，飞行员当场死亡，尸体炸成碎片。对这个飞行员我非常敬佩，当时他非常英勇，只身一架飞机向敌机群扑去。可惜，虽然敢拼命，但飞机、武器都不如日本，结果自己被打下来。”

如今，从重庆市区向南，过南岸区，在南山镇石牛村长房子公社的竹林深处，还有一座不起眼的墓碑，上面镌刻着“空军坟”三个大字。根据1945年重庆防空司令部的统计，5年半的轰炸中，200余名中美空军飞行员牺牲。中方飞行员来自广东、河北、江西、吉林、辽宁、江苏、山东、湖南、福建、浙江、湖北、广西、安徽、天津等地，相当部分是从世界各地回来报效祖国的华侨青年。

除了空军，重庆防空司令部还在重要战略地区安装了高射炮，陈纳德回忆说:“有一次，一门徒劳无功的高射炮还几乎要了我的命。当时我正站在我最喜欢呆的教会的山坡上，山下新安装的一门炮射出的第一枚炮弹打飞了我的帽子。接着背后又发来第二发炮弹，我只好扑倒在地，在中国人炮火的压制下，继续观察空袭情况。”

在这样的积极防御下，即使是蒋介石自己的生命也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重庆近郊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官邸。两名卫士当场被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消极防御下的“大隧道惨案”

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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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与日军正面空中作战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重心转向了消极防御。重庆地形三面临水，陆地出城只通远门以外一线交通孔道，临时出城紧急避难势必十分困难。因此消极防空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居民长期出城疏散，二是进入防空洞避难。大轰炸中，后者成为市民躲避轰炸的主要途径。

1941年，市内防空洞共有1865处，收容定员为444988人。防空洞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政府高官和工商金融界名流个人及家庭专用，坚固、安全、舒适;第二类为各机关、团体、公司专用;第三类由“防空洞为业”为盈利开挖，价格因地点、建筑条件、定员多少和季节变化而“浮动”。一张一年有效期“入洞证”价值2000元法币，折合银元20元，相当于一名普通技工月工资的2/3;第四类为容纳城市底层市民和流动人员的“公共防空洞”。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由重庆返国后撰文赞誉重庆防空设备为世界第一:

“警报发出后，除中国飞将军、高射炮队、防护团体等各就岗位，执行歼灭敌机或减少损害的神圣任务外，市民扶老携幼，鱼贯入洞，仿佛欧美工厂上班的情景，解除警报后，鱼贯而出，仿佛工厂下班的情景。”

四类防空洞中，公共防空洞是城市平民赖以生存的根本。重庆市的公共防空洞又称为“大隧道”。重庆大隧道自1938年8月1日开始施工，设计全长4000米，平进口6个，以便挑水，梯道进口26个，一共32个洞口，由于机器开凿费用太高，所以大多数是人力，挖掘进度非常缓慢，到年底内部未能凿通，仅开凿19个洞口，实际启用13个洞口，暂时分成7段开放。其中石灰市、演武厅和十八梯三段内部相通，离地面10～30米不等，长约438.4米，洞身宽2.5米，高2米，面积1096平方米，容积2392立方米，有958条木凳，每凳坐3人，加上134.75平方米梯道面积，容量总计6555人，为大隧道中容量最大的一段，称为校场口大隧道。

重庆大轰炸中最大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一段。

“地下隧道与阶梯接合部，即闸门所在之处，堆压着二三十具尸体，堵塞了通往隧道口的道路。在这堆尸体后跪压着无数在拼命挣扎、厉声惨叫而又无法冲出来的人。他们像江里的木排一样，一排贴一排地挤压着。最前面的人俯伏在尸堆上面，后面的人压住前面人的腿，第三个又跪压住第二个人的腿，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谁都无法抽出身体。通道已被堵塞死了，而隧道深处的数千人仍旧拼着力气想往外挤，致使前面的人群越挤越紧，越压越重，根本爬不起来。人们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死亡前发出最后的哀号。”(《重庆抗战记事》，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P183。)这是当时重庆军委会外事学员郭伟波在日记中对1941年6月5日的记忆。
从郭伟波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事情来得没有一点征兆。那一天是星期六。整天小雨，傍晚初晴。很多人进城买卖、办事、观剧。天气并不太好，天空中还有云雾，根据经验，人们以为敌机今天不会来了，包括郭伟波自己。忽然，18∶08分，天空中悬挂起了红球，在战时重庆的警报系统中，那意味着敌人的飞机已经到了郊区。毫无心理防备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出城疏散已经来不及，大家拼命向离自己最近的防空洞跑去。郭伟波进入了石灰洞防空洞口。

悲剧于是悄悄上演。

那天郭和另外两个同学坐在栅门内距离10米远的地方，他发现这天的防空洞里人比往常要多:“除洞内两旁的板凳坐得满满的外，连中间过道上也全都站满了人，显得特别拥挤，严重地阻碍了空气的流通。”

大约两个小时后——郭认为那时可能是晚上9点:“9时左右……麇集在洞内已有两个小时的人们已经觉得浑身燥热，呼吸不畅，隧道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闪烁不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隧道内的气温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但是人们仍旧保持沉默，谁也不想自己首先作出什么举动，只是紧张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忍受着挤压、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

十几分钟后，婴儿的哭声打破了沉闷:“婴孩和儿童的哭喊声也越来越多。部分油灯开始熄灭。”作为军委会外事学员，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郭认为，“事态严重，立刻站起身来与谭、黄随着人流向隧道口涌去。”于是“忍耐转为紧张，斯文变成粗野，人们不约而同抢着向洞口挤去，只想尽快出隧道，上地面。大祸临头，谁也不愿意坐以待毙。”

很快，郭伟波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大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人群汹涌而来，把闸门挤得打不开，欲出无路，欲退不能。前边的人群被挤压着贴在闸门上，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

由于距离栅门近，发现事态的时间较早，加上年轻力壮，郭和另外两个同学逃出了一条生路。他们后来返回洞里去救援，但从人堆的叠压中一个人也拔不出来，因为此时洞里的情况已经成了前面所描述的那样。

在另外两个洞口，骚乱已经不可收拾。现在居住在江北区的周海全曾经是当年新华园饭庄的厨师，他告诉记者，6月5日下午，他几乎葬身洞内:“人群往洞门挤，挤又挤不动。你抓我，我抓你，乱抓乱咬。我那时年轻，20多岁，身强力壮，拼命往人顶上爬。刚爬上去，一只脚被下面的人用牙齿咬住，他不要命地咬，我一动就痛得钻心。……后来我就昏过去了。我醒来已经在洞外，我看见一具具尸体往外拖，周围摆满了死人。拖出来的人只有我还有气，我以为我是惟一活出来的人，没有丢命，只是右脚上被咬了几个洞。你看，现在伤疤还在！”

更多人惨死在洞内。85岁的田泽周今天提起在大隧道中惨死的哥哥仍然泣不成声:“那个场面让我全身血都冷了！我二哥的尸体是我幺爸屋的一个哥哥找到的。我一看那个尸体，惊骇得一下跪倒在地。他的头发全部被扯光，衣服撕烂，肚子破裂，身上抓得稀烂，人变了形。二哥，他那口气是啷个落下去的哟？”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六年（1941年）6月13日报道:“从5日傍晚19时30分到6日凌晨之间，日本飞机前后四次历时13个小时，对重庆进行了大轰炸。其中以从5日晚21时15分到23时这段时间的轰炸最为激烈，日机巧妙地利用照明弹照亮市区后连续投下炸弹，引起了非常的混乱，所有的人都进入防空壕避难。……防空壕中的死者约千人，使人想到就像凝结的沙丁鱼。……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了‘死城’，其惨状确实可以描绘为‘死相’。”

轰炸结束后，尸体一具一具从洞口抬出来。流言在悄悄蔓延，传说当时有个老太婆坐在十八梯洞口数竹签，出来一具丢一根，出来一具丢一根，最后竹签子有1万根左右。虽然后来经过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杨筱的研究，由于事发后重庆政府立即封锁大隧道地带进行救援，根本不可能有闲杂人等进入数竹签。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同样至今仍被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美国《生活》周刊向全世界报道时，“推测死亡人数为4000人左右”;而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约12000人在重庆的公用防空洞死亡”;重庆防空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事后公布的死亡人数则分别为992和854人。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防空洞的设施和当时防护团制度固然难辞其咎。根据杨筱的研究，由于大隧道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所以，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根据热胀冷缩形成原理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但隧道都很长，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上述那种原理的设施就失效了。又没有排水沟设施，洞内积水无法解决，天气燠热，人口一多，潮湿蒸发上来，气闷难当。

大隧道的设计者认为，“镇静之避难者，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小时，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米，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每人应有3立方米之空气量”。然而从1940年，日军采取“疲劳轰炸”，每次轰炸都在3小时以上。

另一个诱因是，重庆当年的警报球为红色圆球和绿色长筒球两种，直径不小于50厘米，球内安有灯具供夜间使用，以竹篾或藤箩为骨架，用丝麻等透光材料裱覆，安装在人口稠密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红球用来表示敌机发动空袭，绿球表示解除警报。事发当天，警报灯球坏了，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然而当年3月航空委员会颁布《防空警报信号大纲》第11条规定:“被毒地区日间用红旗，夜间用红灯加以标志。”杨筱分析，“这样这个信号的含义就有两种，让大家无所适从”。在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案卷67卷中有这样的记载中，“事后据报十八梯有防护团员百余人拥塞洞口及抢救不力，暨有人持枪威逼民众出外”、“闻当时有广东酒家某店员持手枪立于洞外，不准群众外出，免遭轰炸危险”。于是，骚乱开始了，在当年的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中，他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洞内人各处均在打架，不知何故。……又约一钟时间……打架情形愈多，听有人喊救命，第一句有声音，第二句声最细微，第三句已喊不出声。只知有人向民两手乱咬，民代伤数处。”

然而最直接的原因，是日军在1940年后改变了战术，根据王康的研究:“1940年的战术是:径直将城市本身而不是仅仅军事设施，划分为A……H区作为轰炸对象，将重庆的天空和大地残暴肢解，人民被捆缚在区域网格内进行空中大屠杀，破坏从低级到高级多所学校、多座使馆、寺庙、教堂、街区和工厂。”

依然存在的阴影

1943年8月，由于日军发现，5年半的大轰炸不但没有迫使重庆人民屈服于日军的军威之下，反而使重庆各界同仇敌忾。苏联空军和美军飞虎队的援助也使空中袭击不再能起到1939年到1941年的效果。同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使日军无法再将空军力量分散到重庆空袭之中，8月23日之后，日军彻底放弃了重庆轰炸的计划。

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4月16日共713天里，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48412页审讯记录中，关于“重庆大轰炸”，日本方面的供词仅有寥寥数语:

1.攻击限于军事目标，没有把城市本身作为目标;

2.即使是军事目标，当攻击造成有重大损害之嫌时，出于人道考虑，尽量控制;

3.海军航空队迄今没有攻击过城市本身，对重庆以及其他城市都是如此……

然而重庆大轰炸带给重庆人民的阴影，却永远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从这噩梦中醒来。居住在磁器口一带的76岁的赵孟蓉曾经非常有名，她有一张奇怪的脸，右眼角一直被扯向下颚，嘴唇也只有半边。猛然看上去，她只有半边脸，因此，几十年来，她有一个绰号:“半边美人”。她回忆说，“1941年农历七月初一，我刚满13岁。那天日本飞机来炸，厂里的资本家直到拉了紧急警报才放我们去躲。我抓起包了几件衣服的包袱，朝山坡上的防空洞飞跑。等我跑到白岩洞，洞子里已挤满了人，我进不去，只好坐在洞门口。一颗炸弹下来，‘轰‘的一声，我耳朵被震聋了……我的哥哥找到我，把我抬回家。我的脸从右眼角到右下颚，被弹片划开一个大口子，口腔里的牙齿都露出来，另外，右颈也割开一道血口，鲜血直流。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出院时找镜子一照，惊得差点又昏过去！我哭了几天几夜！”赵孟蓉的命不错，虽然破了相，但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个好丈夫，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只是几十年来，一见生人，她就会习惯性地把脸偏过去。

今年77岁的高原老人，至今还留着一张9岁小女孩的照片，那是他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死去的九妹。采访他的时候，他8岁的小孙女在堂屋里活泼地四处跑动，老人的眼里一下子就有了泪花:“我九妹当时是9岁，比我小孙女还活泼。我八弟腿上被炸，血流完了，当时才5岁。我妈妈抱着他，就看他头软软地挂在手膀子上面。”那次轰炸，他家里死伤8口人，家重建三次，又三次被炸毁。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那年，他看到报纸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消息，从那时开始，他每年都写一封信寄给日本政府或者是政府首相，控诉日军对重庆的伤害，前后写了12次。今年7月31日，是高家死伤8口人55周年，他说，他要再给他们写第13封信。

高原老人写给日本政府的信从来没有得到过回音，这让他认识到了个人索赔的无力。2002年，他和462位幸存的受害者组成了联谊会，2004年底，这个联谊会改名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他出任团长，463名老人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据说，今年年底，日方可能会就此事立案。但是老人马上强调:“只是据说。”记者问他:“那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打赢这场官司呢？”他说:“我准备8年到12年吧。”然后他说，“重庆大轰炸里。受害的、倾家荡产者不下五六十万人，活到现在的也很多，我们的人太少了。”
（感谢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王康先生、《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作者牟之先教授、重庆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杨筱女士、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高原团长提供大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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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7日:“名将之花”的陨落与河北人民的抗敌

黄土岭之战

11月7日这一天从早上开始就淅淅沥沥下起一场秋雨，黄土岭这座冀北的小山村还记得当年情景的老人回忆。

下午16点，八路军晋察冀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在团指挥所793高地上（当地群众称为白脸坡）拿望远镜向战场四周望，他的视线突然落在不远处那个叫教场的小村子中的一座独立小院——几名腰挂战刀、身着黄呢大衣的日本军官，正站在院里的平坝上，碰巧的是，正在陈正湘观察时，对方也有人不时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会不会是敌军的指挥所？

陈正湘于是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长杨九枰。杨九枰一看就明白了，回答说:“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于是当机立断指挥迫击炮手连发数弹。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股烟尘，望远镜里再也看不见人影。

在河北易县教场村里，仍能找到当年被日军用作临时指挥部的那座独立的农家小院，当年见证此事的6岁孩童陈汉文，现已是位72岁的老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河北西部群山之中的这位老人说，除了多年前由于房子漏雨修过一次，院落基本上还是当年旧貌。

“当时屋里进来三个日本人，一个穿着像是军官模样的人面对门口坐在我家椅子上，另外两个忙着摆弄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发报机一类的吧。”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院子中央，轰地一声巨响，房子都在颤抖。“那个炮弹是从东北那个叫‘十八道梁’的山上飞过来的，落在我家院子里，炸了一米多深的坑。”陈汉文回忆，对着门坐着的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刚把那个电话线接好后往外发话，就被落在院中的炮弹击中。

院子里的日本兵随即冲进来，把倒地军官抬起来迅速撤走了。当时无论是山上指挥战斗的陈正湘，还是院中的陈家，都还没意识到此时倒地的日本军官的分量。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后来回忆，对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八路军方面“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将其一一掩埋。“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制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交到了延安。”

阿部规秀是接替1938年被我军击毙的侵略日军常岗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规秀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伪“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1938年10月，原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八路军在广灵县境张家湾打死后，日本军部乃以阿部规秀这个刚晋升为中将的名将接替旅团长职务。八路军在雁宿崖消灭其一个大队后，他恼羞成怒，亲自出马，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在亲率精锐“扫荡”之前，自负的阿部规秀根本没把“土八路”放在眼里。《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封阿部规秀在临行前给家人的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大的战斗。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落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它就会投降。”历史证明，他错了。

阿部规秀被击毙后，日本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阵亡公报。公报称，阿部规秀当时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不碍，我请求大家顶住。’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在负伤后约3小时死亡。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这个消息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全国各地报纸，当时都在头版头条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毛泽东、朱德立即向晋察冀军区发来贺电，蒋介石闻知此事也异常高兴，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发了贺电，并奖励军资3万元。

另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是，黄土岭战斗之后不久，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曾经“屈尊”给当时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写了这样一封信:

“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常胜不败，鄙人极为佩服。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位于冀中平原的白洋淀，水深面阔，芦苇茂密，物产富饶，是保定至天津间水运必经之地。进入白洋淀，有如进了一座巨大的迷宫，沟汊交错，芦苇密不透风，使人难辨南北。当地人介绍，白洋淀被3700条沟壕、12万亩芦苇、5万亩荷花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淀泊。而名扬天下的“雁翎队”就活动在这366平方公里的淀泊里。

“就是这迷宫一样的白洋淀，让当年的鬼子吃尽了苦头。”一个当地人自豪地说。1938年，日军侵占了冀中平原，在白洋淀的大村镇赵北口、同口等处，安上了据点，对淀中村庄实行“三光”政策。中共方面派人到大张庄召集猎户开会，动员他们拿起“大抬杆”(注:水上打猎的火枪)参军参战，反抗日寇的侵略。不久，有二三十人带着火枪参军，成立了水上游击队。原来他们在打水禽时，为了防止浪花打湿枪膛内的火药，在信口插上一根雁翎，这样每个猎枪上都带着雁翎，又加上猎户过去行围打猎时，小船行驶像雁翎群飞翔的“人”字形，当时的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这支队伍起名为颇为诗意的“雁翎队”。

眼下，雁翎队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又在等待着下一次战斗。几天前，赵北口的汉奸张德清带着20多个日伪军，乘着一只汽船到新安据点。雁翎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班长赵老群带领队员，埋伏在附近的苇塘里。“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当时还是八路军120师宣传队一位“小八路”的穆青绘声绘色地写下这一幕。

下午15点多钟，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喑哑了的运输艇驶近了。“突然，芦苇中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这一仗打死日伪军20多人，而雁翎队无一伤亡。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敌船上的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使他们更加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穆青的这篇《雁翎队》1943年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更为这支水上游击队增添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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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从1940年开始成为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殷金芬的率领下，有计划地配合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一旦发生敌情时，我们的部队便可以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雁翎队最后发展到100多人，成了白洋淀地区抗击日军的有生力量。浩荡的淀水，冬天里的冰面，迷宫一样的芦苇和荷花，都成了他们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和屏障。而他们头顶荷叶、口衔芦管潜伏在芦苇丛荷花淀里的形象也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不朽经典。

当年的雁翎队队员孙革和赵波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们仍然居住在当年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当时年仅十几岁的赵波积极报名要求参加雁翎队，因聪明机灵、水性过人而被挑选进侦察班，当了一名侦察员。

“有一次，我到县城取上情报往回走。当时天色已黑，我划船转过一片苇子地时，发现前面有动静，还听到妇女的哭声和骂声。我明白了，这是伪军拿同胞姐妹去讨好日本人。当那只船快过来时，我猛地划起船迎头撞去。船上的两个伪军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已经被我用桨打落水中。另一个端枪向我刺来，我轻轻一闪，顺势抓住枪管，飞起一脚，把他也踢进水中。就这样，我缴获两支步枪，还救下两名妇女。”提起往事，老人依旧豪气满怀。

1961年，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学》上发表;1963年，又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时至今日，电影《小兵张嘎》已被社会各界公认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世纪经典”，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很多媒体在采访白洋淀的老英雄时，也有意无意地在寻找“小嘎子”的原型。赵波和孙革也都曾被当作“活嘎子”报道过。但孙革和赵波两位老人的话耐人寻味:“我们没有人是张嘎，但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小嘎子。”

战斗在敌后

11月7日，听说“黄土岭战斗”打响了的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不能因为这点小病，让我休息，你们要拿我当作一挺机关枪去战斗”。其实，此时白求恩正艰难地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5天后，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按照计划，白求恩本来准备回国一趟，筹集医疗器械和经费，临走之前他将军区的20所医院巡视一遍。但就在此时，日军开始了冬季“扫荡”。白求恩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回国计划，带领医疗队奔赴河北滦源的摩天岭前线，在靠近火线的一座破庙里布置了手术室，顾不上吃饭、睡觉，抓紧时间抢救伤员。11月1日，因为一次手术，白求恩已被严重感染，但他却仍拄着一根树枝，率医疗队上了前线。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为挽救华北战局的危急，115师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开赴晋察冀，于当年10月在河北保定阜平成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除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在冀东领导的抗日之外，著名将领吕正操、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派遣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将军任八路军三纵队及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

“到1939年11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统一的党、政、军建设已基本建成。”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的赵胜军介绍。与此同时，从1939年5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第二期“治安肃正计划”，多次集结兵力，在河北各地进行“扫荡”、“清剿”、“强化治安”，而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殊死斗争，雁翎队便是在这场斗争中开展水上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地道战”也是平原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敌“杰作”。

地道是冉庄村的张森林先挖的。张森林在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自1938年开始，敌人不断来冉庄骚扰，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掩藏物资，张森林首先在自己家中挖了隐蔽洞。这个隐蔽的斗争方式很快传播开来，这种单口洞又叫“蛤蟆蹲”，也是地道的开始和雏形。

“但这种洞的弱点是进出口只有一个，一旦被发现，便容易受到极大的损失。”赵胜军说。冉庄人民总结经验教训，把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洞中人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出去。

但无论单口洞还是双口洞，毕竟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有时难免流血牺牲。不久，清苑县人民武装委员会来到冉庄，民兵和群众把原先的双口洞继续加宽加长，左邻右舍的地洞互相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双口洞变成了多口洞。县武委会也搬到冉庄，亲临指挥。全村老少齐动员，根据战争的需要，边战边挖，最后终于构筑成了户通户、村连村，全长16公里的地道网。冉庄人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构思精巧的地道口，全部地道由东西南北4条干线组成，并筑有东西支线11条，南北支线13条。

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的83岁老人周新宅当年参加过地道战。当时，村民们挖地道长达30多公里，户户相通、街街相连，形成能打能防的地道工事。日军曾多次围攻高平，都被民兵以地道为依托击退。

“刚开始民兵和党员都是不公开的。村子离日本人占的县城不远，抗日村民都是三五个人一组，组与组之间互不联系。后来，咱们力量大了，就公开和敌人干了。”“区里组织各村的民兵统一行动，割电线、破坏公路和铁路，我跟着去新安镇破坏过公路，还到新乐县破坏过铁路。日本鬼子报复，到村里扫荡，刚开始没地道，民兵躲在屋里偷着打，被围住就没办法了，牺牲过好几个同志。”周新宅回忆。

后来，高平村和冀中平原许多村庄一样，开始挖地道来对付日寇。据周新宅回忆，那时挖地道是秘密地挖，在夜里挖，村边还得有人放哨，发现有敌人就发信号，赶紧把土运走，把地面铺好，怕被敌人发现。挖地道时，日军常来扫荡，村民们边打边挖，断断续续挖了一年多，最后全村都挖通了。

当时村里共有三条干道，干道上有许多支线，每十户有个地道口，每个口都有个民兵负责，地道口上有地堡和工事，地道口内有防毒设备和障碍物，每隔十丈有通气孔。通气孔和地道口都很隐蔽，大都设在碾盘下、炕洞里、井内等，屋里墙上有枪眼、了望孔，村里街口有村垒，村边还有围墙，全村形成了完整的战斗工事。鬼子进村了，民兵们转入地道伺机杀敌。乘敌不备，民兵们已经从地下来到房上，居高临下，向敌射击。敌人占领了高房，民兵又进入了地道，从屋内瞄准房上敌人射击。民兵从伪装的地道出来，利用隐蔽的射击孔打击敌人。

在冀中广泛开展的地道战是战争中的杰出创造，它把无险可守的平原变为坚不可摧的要塞，抗日战争期间全冀中挖地道达125万公里，称得上是冀中的“地下长城”，成为打击日寇的地下屏障。

“共产党领导的山地游击战、水上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在数量上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在气势上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日军的后方。”河北省党史研究史的赵胜军评价，“它们都是群众智慧在战争中不断积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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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5日:辗转香港的文化精英

邹韬奋的流亡和茅盾的任务

1941年5月5日早饭后，邹韬奋便匆匆起身，离开半岛酒店旁的家横穿马路来到天星码头，今天要专程跑一趟茅盾的家。

从九龙渡海到香港，7分钟，天星小轮上人不多。两个月前，3月5日下午14时，在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安排下，邹韬奋从桂林抵达香港，同行的还包括张有渔、韩幽桐、孟秋江。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当重庆参政会秘书长王石按蒋介石吩咐急电到桂林，要求“坚决挽留”邹韬奋时，飞机已经在启德机场平安降落。

皖南事变后，文化人向香港迁移的第二次浪潮涌起。1941年2月起，在周恩来部署下，夏衍、邹韬奋、茅盾等人先后到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记述此次赴港经历，称其为“第四次流亡”。

到港两个月，为了《华商报》创立和《大众生活》复刊，邹韬奋昼夜奔忙。他给在重庆的沈钧儒写信说:每天一定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一次聚会上，有人问起他在香港的打算，他说:“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允许我做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我不过是一个喇叭手，吹出人民大众的要求罢了。”

事情进展总算顺利，登记难关也迎刃而解。在1936年的《生活星期刊》上，邹韬奋曾撰文说:“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惟一宗旨是在赚钱……要赚钱是他们认为最可钦佩的大志……”来港不久，邹韬奋很快通过朋友认识了这样一位港绅的儿子曹克安。曹家早已登记好要办一个周刊，只是没有合适的主编。曹克安钦佩邹韬奋的人品和文章，事情很快商定。

刊名仍用曾在上海发行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人曹克安，主编邹韬奋，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等为编委。

5月3日，第一次编委会刚刚在香港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办公室开过。会议商定5月10日发稿，5月17日出版《大众生活》复刊号。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邹韬奋的确抓得很紧，我们约定以后每周六编委会雷打不动，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不止一次说过，他办刊的经验就是抓‘一头一尾’，也就是社论和读者来信。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会上还有人提出最好有一连载的长篇小说，内容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否则，全是硬性的政论文章，他们接受不了。

“五四”过后，邹韬奋为此专门来到茅盾家。1938年茅盾曾在港10个月，创办《文艺阵地》。这次由周恩来安排赴港，任务是“和其他同志一起开辟‘第二战线’”。此时茅盾已经搬到香港西边上环的坚尼地道（Kennedy road），环境好过邹韬奋一家5口挤住的两间陋室。半山上的这条路如今仍是个幽静所在，即便对香港市民也并非耳熟能详。路段望海靠山，街巷疏落，不似市区般拥挤嘈杂，正是写字的好地方。茅盾一家租住的是两层的小洋房，附带花园。房东是旅美华侨，70多岁，原是香港某大银行广州分行的经理，广州沦陷后返港。原配早亡，当家的是二太太，一位50多岁的胖女人，另外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丫头。他们住在楼下，楼上全部出租。厢房住的是沈兹九和她的女儿，正房住的是《世界知识》的编辑张铁生。茅盾夫妇住装了玻璃窗的阳台，只容一张床和一张桌。

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回忆5月5日邹韬奋来访，茅盾写道:韬奋来看我，开门见山道:“前天会上当着你的面，大家不便说，会后都向我建议，《大众生活》上的连载小说，应该请你来写，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任务是不成问题的。请你就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吧。”茅盾为难道:“长篇小说哪能说些就写？”邹韬奋说:“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就把平时积累的素材拿出来编个故事吧。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期只占4个页码，8000字左右。”茅盾沉吟片刻，咬咬牙说:“好吧，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扳了扳手指道:“给你一个星期，13号交稿。我给你留出4个页码，你给我4天印刷的时间。”

这篇小说便是“抗战第一长篇”《腐蚀》。考虑到“香港和南洋一带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茅盾写了一个“被骗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女特务的遭遇”。故事背景“放到皖南事变前后，从而揭露当时蒋介石勾结日汪，一手制造千古奇冤的真相”。小说采用日记体，序言称这本日记在重庆防空洞中发现。1941年秋连载完后，小说一版再版，不少读者来信问日记主人后来的下落。

《腐蚀》之后，邹韬奋又请夏衍写了《春寒》。名家文字、时事政论加上长篇连载，《大众生活》很快在素有小报传统的香港打开了天地，销量达10万份。夏衍认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

长袖善舞的粤华公司

1941年的香港，依旧一派歌舞升平的享乐氛围。西方人、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汪伪、黑道烂仔，形形色色的势力在港英当局统治下各有道场。丘吉尔上台组成战时内阁后，港英政府开始对日本态度强硬，抗日宣传不再被阻拦。

茅盾写道:“黄昏时候，皇后大道中段开始排演着每个星期日晚上照例的繁华节目。血一样鲜艳的霓虹灯管，配着苍白色的日光管，还有磷火似的绿光管，不但不觉得有一些不大调和，而且好像非此便不足以显示都市之夜的美丽。各色各样娱乐的机构，已经开足了马力。各路巴士和电车一批一批载来各色人等;娱乐戏院和皇后戏院门前挤得满满的，似乎那钢骨水泥的大建筑也饱胀得气喘了。”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楼的临街房开着一家并不起眼的商铺，门面招牌写着四个大字，“粤华公司”。店里经营各式中国名茶，货色齐全，价格公道，每天都有不少客商光顾。这里正是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机关所在地。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何香凝和廖仲恺的儿子，人称“国民党三公子”。

1937年5月21日，埃德加·斯诺的前妻海伦·斯诺在延安访问过廖承志后，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他说着一口漂亮的英语，操美国口音。我在延安红军剧社里，已经不止一次看见过他。在一幕名叫《间谍》的剧中，他扮演西班牙军官，在舞台上严刑逼供不幸的共和党人，把傲气十足、惨无人道的佛朗哥军官表演得惟妙惟肖，以致使我担心观众会一哄而起，把他毒打一顿。后来，他在《阿Q》一剧中，还扮演过两个角色，他表演得非常成功。他说:‘我什么都会干。’

“我发现他的确多才多艺。他讲德语、日语、法语、俄语、英语和汉语。我们交谈时，他不停地吸烟，手持蝇拍，在他的炕上跳过来、蹦过去地打苍蝇。他说，长征过草地时，吃的东西很差。他丢失了他自己的那份儿炒面，因而，靠给同志画像‘混饭吃’。有人告诉我，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曾经协助编辑过两份杂志，他的文采是众所公认的。他写过剧本，搞过蚀刻画、木刻画、漫画、油画以及水彩画。他给徐特立等领导者画过像。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还是有名的歌手和导演。他的乒乓球、篮球也打得不错……他是苏区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为了说明狗肉好吃，还是驴肉好吃，他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他显得非常西方化、美国化，工作、讲话都很快……”

周恩来正是看中了廖承志身上诸多的优越条件，1937年底派他到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香港成了文化人的避难地。他们从上海、广州、重庆、武汉相继辗转至香港，除了大批新闻工作者，还包括梅兰芳、胡蝶、蔡楚生、萧红和端木蕻良等大批名士。很快，粤华公司便成了共产党在香港组织文化事业的得力舞台。自称“肥仔”的廖承志凭着“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的圆通，团结起大批文化人士协同抗日。

1938年起，曾经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在内地战火纷飞的大背景下上演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茅盾主编《文艺阵地》、金仲华主编《世界知识》，戴望舒和叶灵凤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张光宇主编《星岛日报》画刊，郁风主编《耕耘》杂志，萨空了主编《立报》、爱泼斯坦为保卫中国同盟主编《新闻通讯》，黄苗子担任《国民日报》经理，叶浅予肩负着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的使命，在香港主编和出版《今日中国》，用英文版向海外宣传抗战中国。丁聪参加马国亮和李青主编的《大地》画报并兼《今日中国》编务，杨刚在《大公报》、白望春在《香港日报》工作。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制作了《血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一系列抗日电影。徐迟、冯亦代虽在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工作，但还兼职《星报》电讯翻译，他们和同在中国银行任职的诗人袁水拍，都与文化界关系十分密切，年轻的乔冠华开始凭借国际社评崭露头角。